隗延章
7月24日晚上7:00,我坐高铁前往杭州采访“杀妻碎尸案”。路上,多家在现场的媒体同行反馈给我的消息是,案发小区“三堡北苑”已被封锁,“肯定进不去了”。晚12:00左右,我到达小区门口,现场的记者大多已经撤离。
我有点不甘心,在小区附近转悠,碰见一位记者和我打招呼,“你是隗老师吧?久仰久仰。要不要跳墙进小区?”我有点犹豫,上次跳墙已经是10年前的事,现在很生疏。转念一想,人家都“久仰”了,我也不能怂,于是说,“跳呗,走!”穿过小区背后的公园,翻过一个比我高、顶部有一排箭型尖刺的铁栏杆,我第一次进入到三堡北苑小区。双脚着地那一刻,腿有点疼。
日后来看,“跳墙”的决定至关重要。之后数天,三堡北苑小区依然很难从正门进入。想进小区的其他可能途径,每一个都很复杂,都要碰运气。
7月25日上午,我在三堡北苑小区内遇到来现场悼念的被害者家属,留了电话。次日,在电话中完成对被害家属和前夫的采访。小区正门难以进入阻拦了一些记者,但进入小区拿到和我一样多线索的记者,也不止一个人。最终结果,确实我的报道内容要更多。两位比我更早联系到被害者前夫的记者后来问我,“为什么他不跟我说,却愿意和你讲?”
这涉及采访的另一个重点:如何与处在巨大悲痛中,对媒体也没有多少表达诉求的家属交流?我的答案是,不要将采访对象工具化使用,在问家属事实性内容的同时,要去倾听、共情家属的悲痛情绪,让家属和你聊天中感到被理解、被宽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