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反修例事件”中假新闻现象及其应对

叶子涵

关键词：反修例事件;假新闻;域外經验;规制方法。

一、假新闻现象

2017年，被誉为“现代英语权威”之称的《柯林斯英语词典》的编撰人员在调查了45 亿个词汇后，发现fake news ，即假新闻这个词的使用频率比去年增长了365%。正因如此，fake news 成为了该年度当之无愧的年度词汇。而根据《柯林斯英语词典》的定义，假新闻是指“假借新闻报道形式传播的错误虚假、耸人听闻的信息”。根据新闻学上的定义，广义的假新闻概念是指，与新闻事实不符的新闻报道，既包括无事实依据完全捏造的新闻，也包括基于一定的新闻事实进行部分捏造、虚构、臆测、扭曲等的新闻。狭义的虚假新闻概念等同于“假新闻”，是指实际未发生完全人为主观捏造的新闻报道。

在如今深陷反修例风波长达半年之久的香港，无论是广义或是狭义上的假新闻均层出不穷，它们透过whatsapp、Twitter以及脸书等大众每天都在高度使用的社交平台渗透到整个网络世界，极大的误导了普通网民的认知及判断。例如，少女为示威者提供性服务、泛民议员牵头在元朗闹事、警察在荃湾投掷气油弹、警察在地铁站打死人……这些假新闻，部分言之凿凿，声称为朋友的朋友之言，部分或有相片和影片为证。但无一例外的是，这些新闻均未被得到证实，就已经在社会上传的沸沸扬扬。更令人痛心的是，明明许多网民知道假消息充斥社会，却不介意接受假消息、放弃求真，反而对假新闻的宣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普通民众的此种心理，也给了许多暗藏祸心的无良媒体以可趁之机。他们通过各种媒介渠道，肆无忌惮的抹黑香港警队与特区政府、中央政府，煽动仇恨与对立情绪、不断助长游行者与示威者的气焰。纵使警队与政务司发言人三番五次出来辟谣，也于事无补，反而落得了做贼心虚的骂名。而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祸港元凶黎智英旗下的苹果动新闻了。

在反修例风波伊始，苹果动传媒便在其YOTUBE的栏目平台上陆续发布了号称“逃犯条例三部曲”的三部影片，分别名为《砧板上》、《渐暗渐行》以及《在森林和原野——动物逃犯篇》。这三部影片一经上传，便迅速蹿升到了频道的热门首页，截止到目前为止已超过170万余次观看，在香港本土的民众心中产生了巨大的震撼与影响。但深究其内容，只是毫无根据的杜撰以及捏造逃犯条例通过后的影响，不仅曲解了《逃犯条例》制定的本意，更是对特区政府以及中央政府行政管理能力的极大抹黑，是港独思想的完全体现。但就是这样的一部影片，却让众多香港市民痛哭流涕，为其倾倒，在市民中造成了巨大恐慌。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这样一部“假新闻”性质的影片，为什么能获得如此庞大的用户青睐呢？

二、假新闻现象出现的原因及影响

（一）假新闻现象出现的原因

信息技术原因。数字社交网络极大地促进了信息共享和知识建设的过程。皮尤（Pew）的最新研究表明，有62%的美国公民从社交媒体获取新闻。但是，该信息系统也存在问题，其中之一便是不准确信息的传播。当存在高度不确定性和对诸如危机之类的问题的公共信息的需求很高时，错误信息会通过社交媒体更快地散布。因此，新的技术革命下导致的数字及社交网络的崛起，是假新闻现象泛滥的首要原因。在传统的纸媒时代，公众获取新闻或者收集信息的渠道极为有限，新闻传播的话语权掌握在极少数的拥有资质的媒体之中，而这些媒体一般都具有一套完善的信息筛选及核查程序，因而对假新闻的出现和报道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但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成熟，传统的纸媒已沦为明日黄花，互联网技术的发达孕育了大量的社交平台。由于在这些社交平台发布信息迅速快捷且无需审核内容的真实与否，且可随时随地的记录与发布，因而每个社交平台的用户都拥有了话语权。不仅如此，由于这些信息或者新闻的发布的速度远快于传统媒体，使得大多数民众多倾向于通过各自属意的社交平台获取信息，因而一旦出现了假新闻，即可顷刻之间泛滥成灾。

媒体行业生态的恶化。如雨后春笋般涌出的自媒体，极大的压缩了传统纸媒的生存空间，人们不再受限于选择传统的媒体，而拥有了更大的选择空间。出于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在获取更大商业利润的巨大推动力下，如何抓住受众眼球成为了媒体们关注的焦点。而忽略了新闻报道追求真实性的本质。因此，为了最大程度的获取关注度，这些毫无专业素养的自媒体时常未经核查消息是否正确或者明知消息不真实但具有可预见的热度而立马发布在社交平台上，并加上让人过目不忘的标题，以达到全网轰动的目的。而对于那些从事媒体行业已久的专业新闻工作者，也在自媒体行业的兴起中失去了专业身份应有的专业精神和专业素养，加入了浩浩荡荡的假新闻报道与宣传的大军之中，导致了如今媒体行业生态的极具恶化，已经到了真实准确的新闻无人问津，而虚假失实的新闻万人空巷的地步。

监管体系的缺失。众所周知，法律制度具有难以避免的滞后性问题。自媒体作为新兴的事物和产业，如何对其进行准确的定性以及有效的监管是一大难题。原有的针对传统媒体的规制体系以及法律制度已经跟不上时代发展的需要，新的法律制度辄需建立，相关配套的追责、问责、惩罚体系也亟待跟进。由于自媒体的发布是建立在社交平台的基础上，而社交平台难以对如此大规模的用户群体进行发布内容的核实，因此对自媒体所发布内容的监管难以进行。若由政府指派相关人员在用户发布前进行审核，不仅是对社交平台正常运行的干预，也涉及到公民隐私以及社交平台商业秘密的侵犯。因此，缺乏对自媒体行业有效的监管，也是导致假新闻问题尾大不掉的重要原因。

（二）假新闻的本质及其影响

假新闻现象的本质。根据First Draft News网站的总结，假新闻有以下特征：讽刺性或模仿性内容、虚假连接、误导性内容、虚假上下文、冒名顶替的内容、操纵内容以及捏造的内容。而假新闻的这些特征，使得假新闻最易与政治运动相结合。由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所发起的“计算宣传项目”（The Computational Propaganda Project）报告称，到2018年已经有48个国家发现并报告存在社交媒体宣传操纵的情况，这一现象也造成了全球互联网自由度连续7年下滑。互联网基于人的价值是连接联合而不是说服，但正因为极化和气泡化的存在，联合的价值很难实现。同时，更糟糕的是，这种布局的社交网络是非常容易被操纵的，操纵者只要瞄准一些气泡，针对性提供充满诱导的假消息，就能改变一大群人的认知，从而令他们做出错误的决定。这就是为什么利用社交网络干预一个国家的选举、摧毁其民主制度是那么的容易。而此次在香港反修例风波中爆发出的大量假新闻事件，正是利用社交网络干预和控制政治活动及选举最有力的体现。这些示威者和暴徒一方面通过在社交媒体上大肆报道和宣传假新闻，抹黑特区政府和警队，煽动民众的仇恨与对立情绪，并占领了舆论的高地。这也是我们看到为什么在诸多的示威场景中，基本上所有的镜头都对准了警察而非示威者，只要警察有半点超出常规的举动，将会在媒体上无限放大;而一旦警察开枪驱逐，则会立马被安上黑警杀人的罪名。另一方面，为了争取在政治上的权益，这些媒体和示威者通过在各大社交媒体上对即将参选的建制派议员及其家人进行威胁与恐吓，从而阻挠建制派议员参加正常的选举活动，极大的干扰了正常的选举秩序，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选举公平。更有甚者，在立法会议员何君尧于屯门进行选举宣传时进行刺杀活动，虽然刺杀未遂，但这也是对香港的社会秩序以及民主政治极大的践踏与挑战。

因此，反修例运动中假新闻现象的本质，即是不法媒体或个人通过策划、制造以及宣传假新闻的方式，抹黑特区政府与警队，煽动阶级仇恨与对立，从而占领舆论高地，控制区议会选举活动，从而获得政治上的不当权益。

假新闻现象的影响。根据香港中文大学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就四项传闻所进行的调查显示

受访者的判断与其政治立场有密切关系。例如支持政府的受访者，较多认为7月21日元朗事件的起因是林卓廷;反政府运动的参与者，则较多认为8月11日女示威者的伤势由警方所致。调查结果所反映的先入为主思维，无疑是近月假新闻和未经证实消息广为流传的重要原因。长此以往，香港将面临着滑向后真相时代的危机。“后真相”原本用来形容一种畸形的舆论生态——相对于情感及个人信念所产生的“强大影响”而言，客观事实对民意的形成只能产生“有限影响”。这个概念最早见于1992年美国《国家》杂志的一篇文章中，被赋予“情感对舆论的影响力超过事实”的含义。2016年8月，《纽约时报》刊发伦敦大学教授威廉·戴维斯的时评指出，传统主流媒体长期以来奉若圭臬的“真相”已经从神坛跌落，逐渐失去了主导社会共识的力量，世界已经进入了“后真相时代”。事实和真相的“虚无化”为秉持极端立场的政治人物操控民意提供了外部条件，他们无需像纳粹德国那样使用“黑色宣传”来蒙蔽民众，而仅仅需要从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对事实进行重新“包装”，隐蔽地设置观点性而非事实性的议题来迎合当下民众的关切热点和情感诉求，由此挑动起与之相关的“情感化想象”，从而放大和强化某种观点与偏见。由此，情感与想象便成为了新闻的核心与重点，事实和真相却逐渐“下旋”，被遮蔽、被忽略、被消解。由此，若再不对假新闻现象进行规制，放任其野蛮生长，若在每次的暴力示威活动中，媒体的长枪大炮对准的都是香港警察，那么在不久的将来，香港将不存在真相，而只存在谎言与偏见。

三、新加坡、俄罗斯及美国的做法

   新加坡《防止网络虚假信息和网络操纵法案》

2019年5月8日，新加坡国会以72票对9票通过《防止网络虚假信息和网络操纵法案》（Protection from Online Falsehoods and Manipulation Bill，POFMA）（以下简称《法案》）。这也是自2018年2月新加坡通过《网络安全法案》后，该国在网络安全治理方面又一次引发全球关注的举措。适逢新加坡2019年年底提前选举，该法案的迅速出台并通过，旨在保护社会免受恶意行为者在网上制造谎言和进行操纵的危害，提高在线政治广告和相关事项的透明度。

新加坡此次出台该《法案》显得尤为必要，正如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所言，迄今依旧“不乏有个人或团队开展有组织的行动，制作假新闻以误导他人，无论那是为获得经济利益、散播社会矛盾，甚至是煽动激进行为”。不仅如此，相关调查数据表明，高达90%的新加坡人无法鉴别新闻的真假，近一半的新加坡人表示他们曾经被假新闻欺骗过，15岁至24岁的年轻人约55%轻信过假新闻。

根据该《法案》的规定，处罚包括对个人处以最长10年监禁，对公司或组织处以最高100万新元（约73万美元）的罚款。因此我們可以看出，新加坡在治理假新闻方面的强大决心，通过出台正式立法的方式无疑是最为严格的监管，严厉的处罚也让那些不法媒体与个人望而生畏。也有媒体和互联网公司对该法案进行了较为负面的评价，认为其言辞松散，给予政府几乎绝对的自由裁量权，处罚不成比例，立法程序存在偏见，涉及政治斗争，担心会危及言论自由和新闻创新。尽管新加坡教育部部长王乙康在5月8日对国会发表的演讲中驳斥了这一担忧，称只要自然科学研究是基于真实数据，就不会被认定为虚假。但新加坡的学者们表示他们不能接受这种保证，除非这一保证反映在法案的措辞中。而目前新加坡政府还没有做出这样的修正。

   俄罗斯《禁止传播有辱国家和社会虚假消息法》

2019年3月18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了关于禁止传播有辱国家和社会虚假消息的法令。该新法令规定，禁止任何媒体或个人以冒充可靠消息的方式传播具有社会不良影响的不实信息。

根据该法，在已获登记注册的网络出版物中发现不实信息后，俄联邦总检察长或副总检察长可向俄联邦通信、信息技术和大众传媒监督局提出申请，要求采取措施对散播虚假信息的网络资源进行限制访问。俄联邦通信、信息技术和大众传媒监督局应据此请求，立即通知网络刊物的编辑部门删除不准确信息，并在相关信息系统中记录发送此通知的日期和时间。法案还明确规定，收到通知后，编辑部门必须立即删除虚假消息。如未按相关要求进行整改，俄联邦通信、信息技术和大众传媒监督局则可通过协作系统联系通信运营商，要求通信运营商立即限制对相关网络资源进行访问。

由此可见，俄罗斯在规制假新闻方面设立了自上而下的配套制度，不仅规定了监管部门的职责，也体现了与实际发行部门的合作，具有相当的完整性与决策力。

   美国《诚实广告法案》

自特朗普胜选以来，美国社交媒体上的假新闻泛滥备受关注。在其就职后，就一直斥责美国主流媒体散播针对他的假新闻，并于2018年初在自己的推特账号上颁发了“2017假新闻奖”;2019年新年第一天，他更是发布了一条全大写字母的推特：“祝‘喷子和‘假新闻媒体新年快乐。”因此，美国的假新闻形势的严峻程度看起来并不比如今的的香港乐观。

早在2016年12月23日，是任总统奥巴马便签署了《波特曼-墨菲反宣传法案（Portman-Murphy Counter-Propaganda Bill）》（以下简称反宣传法）。该法案将建立一个基金，帮助培训各地记者，并向非政府组织、民间社团、智库、私营部门、媒体组织和政府外的专家提供资助合同。让这些机构或个人具有更强的能力来识别和分析外国最新的宣传与信息造假技术。

此外，美国国会还在2017年10月20日首次公布了一项立法提案对Facebook和谷歌等互联网巨头的广告施加一些监管措施。这项法案名为《诚实广告法案》（Honest Ads Act），它要求广告平台在一份对外公开的文件中存档与选举内容有关的广告购买行为。据悉该法案要求：“这份文件需要包含广告的数字副本、广告瞄准的受众描述信息、广告获得的浏览量、广告发布的日期和时间、广告收费状况以及购买人的合约信息。”

因此，美国针对假新闻的立法更多来自于对政治活动的分割，从而消除假新闻对政治选举的影响。但假新闻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政治方面，此种片面的立法难以在根本上對假新闻进行规制。

四、规制假新闻现象的建议与启示

建立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媒体行业操守。“法者，治国之要务，理政之圭臬。” 根据香港目前的现行法例，未有专门法例规管发布、散播假消息，目前只能按其言论造成的影响，由政府或受害人做出相应的检控。倘若发布的假消息令某人声誉受损，可构成诽谤罪;倘若在网上发布失实言论，亦要视乎作者是否有意图犯罪而触犯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罪。倘若只是网上一句戏言，公众在有权选择是否相信的情况下，能否入罪仍有斟酌之处。因此，面对目前反修例风波下香港假新闻让公众失去理性，让民主政治失去作用的情况下，必须尽快制订相关的法例，填补法律空白，规制新闻市场，为止暴制乱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

改善传统的新闻发布方式，扩大权威主流媒体的影响力。主流媒体是社会共享价值观重要的凝聚者、社会监测的“信托者”，同时也是假新闻的受冲击者。社交平台不具备界定真假新闻的正当性，作为职业生产内容的行动者，主流媒体是很大程度上承担着事实界定、真相发掘的职能。主流媒体应在整个信息传播系统中承担重要的社会责任。通过专业、规范、严谨的新闻生产规程生产新闻，建立与用户的信任关系，成为用户所信赖的信源。但由于主流媒体的新闻发布方式过于老旧且具有较强的滞后性，因此得不到当代年轻人的支持。因此，主流媒体除了要坚守职业操守和新闻道德，对于一些虚假新闻或片面新闻，要对事件进行核实，及时报道客观真实的情况，发挥好“把关人”和 “定音锤”作用外，还需要创新新闻发布的平台和方式，用年轻人和赎回大众喜欢和接受的方式发布真实、准确、及时的新闻，重新抢占舆论的高地。

培养新时代的新闻与自媒体人才，改善媒体行业生态。新闻的发布和传播，都离不开媒体工作者以及平台用户的编写以及转发。因此，对于新闻发布者素质和价值观的引导，显得尤为重要。对于专业的媒体从业者来说，主管单位应该引导其员工树立良好的价值观与职业操守，定期开展相关培训，并改善绩效考勤方式，改变以阅读量和关注度为唯一指标的方式。此外，若发现有员工发布与传播假新闻，应予以严厉惩罚。对于社交平台的自媒体从业者来说，除了加强自我修养外，政府还可招募一批精通自媒体算法的人才，在各个平台进行打假与规范言行的内容，净化平台的不良以及虚假信息。

运用新型互联网以及区块链技术，建立“fact-check”平台。当今我们处于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时代，机器学习、深度学习技术日益发达，很多虚假新闻虽然越来越具备隐蔽性特点，但是在大数据的支持下，获得的样本足够多，就能够从以往的案例中总结规律，协助新闻媒体发现虚假新闻。

首先，建立先审后发机制。先审后发机制避免了虚假新闻流出平台的风险可在一定程度上阻碍虚假新闻在大流量平台上的快速传播。内容在成功发布前会经过两层的审核，机器审核及人工审核。机器审核即机器通过收集已有的辟谣网站数据，建立新闻谣言库对文本内容进行识别。机器对谣言库中的数据进行特征识别，对已被判别为假识别新闻的标题、正文、评论等文本信息进行分析，总结出虚假新闻的惯有特征，并把这些特征再次运用到线上的新闻内容中，将疑似假新闻的内容识别出来，供人审核确认。

其次，建立二次审核追踪机制。通过审核新闻成功在平台发布上之后，却并不意味着被发布出去的内容就能高枕无忧。相反，平台仍然会对成功发布内容进行实时监控追踪。主要依靠两种方式：第一是平台自身的复审。例如：通过文章的展现量、点击量着手，对某个时间段内展现量极高、点击量极大的内容进行二次复审。第二是依靠用户行为数据，用户评论、转载、举报等数据进行二次审核。例如：一篇文章是否被大量用户举报？它短时间内的转发量是否明显高于平台内其他文章的平均转载量？如果经过二次审核后发现内容确实虚假，平台依然会下架处理。

最后，利用反虚假新闻联盟展开“辟谣”反虚假新闻联盟是由官方部门、媒体、垂直领域权威机构/个人、新媒体平台官方账户等组成的辟谣矩阵。其作用是及时止损，对虚假新闻进行辟谣，传播事件真相。平台对虚假内容成功传播后的处理方式，是根据虚假新闻事件的性质、传播范围、受众人数范围等不同维度做出相应的处理方式：若影响范围广且对社会造成严重影响时，通过分析用户浏览历史数据，可以准确地把辟谣文章展示在看过这篇虚假新闻的用户信息流中，这就确保看过谣言文章的用户及时看到辟谣文章。

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发展，使得自媒体与社交平台成为了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可以轻而易举的获取成千上万的信息，我们正处在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而自媒体与社交平台极大的随意性以及可操纵性，又给了假新闻及其适合的产生于传播的空间。当其与政治操控相结合时，便可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对于反修例风波下的香港便是如此。目前，香港的反修例风波逐渐进入尾声，止暴制乱是特区政府目前亟待解决的根本性问题。而在各大社交媒体上一直猖獗不息的假新闻，一直在不遗余力的抹黑政府和警队，制造仇恨对立，无疑是对恢复香港社会秩序，团结香港民众极大的阻碍。因此，特区政府应该不断探索出预防和规制假新闻的治理机制，完善立法，扩大主流媒体的影响力，建立新闻核查平台与机制，净化舆论土壤，为特区政府止暴制乱、恢复民主秩序提供有力的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