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湄
不得不承认,这世上好多东西都具有金属的个性,你看,她在樓外的平台上舒展着双臂,像鸟儿一样“嗖”地一声射向天空,不少闪光的东西落下来。
我们俗称的星星,是一群闪烁的人。
我们的眼睛,像缺失的箭簇。
我们在夜晚瞄准的东西。往往在光明到来之后就走失了。
常常,对每一个选择飞翔的人,我们会拿出气体或者绳索。毫无疑问,这些选择飞翔的人,一定拥有超强的飞翔能力,可他们飞不过蹒跚的幼儿。
是的,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时间太长了,制造光芒的心愿也由来已久;我们输给了一枚太阳,那是因为想成为太阳的人越来越多。
让足够长的脖子去佩戴光,光要求我们除了伸长脖子,还要伸长每一个细胞;光是金属的凭证,光需要很多很多奴隶——包括那些光外的!
来到这个世界之前,我们有很多铮铮作响的品格。
比如扑向母亲的乳房:
比如,在任何一个角落都能哭出泪来。
后来,我们忘记了很多。
包括那些不该忘记和确实不能忘记的。
一根等待在手术室外几近断裂的金属,被四条通道所分割,她身边充斥着通道和通道、手术室和手术室的线性物质;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通道都是通道,可金属不能成为通道,金属是在通道里行走的盲点。
或许进入通道以后,我就变成了另外一种颜色。
一种颜色是另外一种颜色的覆盖和复合,这就是我尚待理解的生命。
清晨5点,母亲被推进手术室,我身边的每一个分子都变成了红色,它们随时会滴落下来,我不得不捂着自己的头。
母亲,从今天开始,我就是金属,放下你给我的。
我把每一个节点都变成了假的。
我不会垮塌的,是吧,7个小时之后,我也不会垮塌,哪怕是满腔的悲愤垮塌了!豆绿色的天空,银灰色的雪山,黑乎乎的通道垮塌了,我也不会垮塌。
窗外的麻雀,瑟缩在自己的羽毛里,羽毛背叛了体温,冬天背叛了秋天。
天空比窗台还要肮脏,可麻雀还是会去向往。
目送麻雀,就像目送躺在拖拉机上的二床。
二床到家第三天就去世了。
我还有一床,年轻漂亮的一床,叫我姐姐的一床,戴着假发呕吐的一床,和男朋友挤在一起的一床,切除了右乳、盼着为胸部美容的一床。
一床靠着门,三床靠着窗,母亲在三床,一床和三床中间是二床,她们互称病友。
一床叫着“阿姨”和母亲说话,她不愿意搭理二床,因为二床比较邋遢,二床出事以后,一床就开始念叨自己的不是,不给二床吃饼干,没给二床好脸色。
一床的坦荡恰恰代表了她们这个年龄段的长处,她们的确比我们多出了很多长处,尤其在对待自己的短处上。
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阴影太重,无论是心理还是生理,我们都是自己的陌生人。
我还隐藏了一些什么,即便用最尖锐的部分凿磨,也还是一无所获。
我没有说过二床脏,可我也因此而不愿接近她,那么,帮二床打水、买饭、换冰袋的是谁?
我又是谁?
我有多少这样的虚伪,虚伪里又有多少真诚和本能?
田西村的联系一直没有断,多年不联系的叔叔也打来了电话,我没有听出他是谁,仿佛他从来不是我爸爸的亲弟弟。
小舅舅打电话说要来西安看看母亲,我拒绝了,因为老家还有年迈的外婆。
我说:给我们寄点小米吧,你种的,你割的,你打的,越快越好。
很快,40斤小米从山东来到我家,这些饱满和圆润的颗粒,放射着亲人的光芒和温暖。
我希望它能照亮我。
我是记仇的。我记仇的方式与众不同,我记仇的方式是不离不弃。
我记叔叔的仇,几十年依旧如昨,我记得他夺走了我们孤儿寡母的家舍,我记得他是我爸爸的亲弟弟。
游离在这两者之间,我四处为他生病的儿子找寻药方,却又故意在他家门口扬长而去。
我就是这样一块阳光和寒气并存的金属。
母亲,手术是血淋淋的,但我们碰到了一个温和的医生,母亲,温和,你懂吗?
温和就是能把春天提前传递给你,并且能为你消除冬夜的人,从儿时给我打针的张文秀阿姨到今天为你做手术的杜教授。
彬彬有礼,谦让有加,虚怀若谷。
他们都很温和。我喜欢温和的人。
我厌恶夸张和炫耀,每当碰到这样的人和事,我都会用沉默去对抗;如果再进一步,我会用充满鄙视的眼光让他住嘴。母亲,这正是我的失败!
几十年来,我就这样一败涂地,我的闪光点刚好是金属的断裂处,我是金属却饱含着木头的隐忍;是的,针线怎么能缝补住金属的疮痍呢?
就这样,当横向的门再度拉开,我看到了杜教授的身影。
母亲暂时还不会呻吟。她眉头紧锁,嘴唇干裂,双手冰凉,她被手术车送回三床。
一切都还没有结束!
冬天的风正在穿过病区的每一条道路,病房的窗外是冻透的梧桐,它的树梢上还有几个小球在等待着下一场风;我在金属栏里检索自己,我不停敲打着每一个符号,它们都说明我成不了钢。天太冷,风也太凌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