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国风》中乐器的文化意义探析

【摘 要】《诗经·国风》中出现了琴、瑟、钟、鼓、籥、簧、缶七种乐器，这七种乐器或单独出现或组合使用，加之比兴的手法，使得乐器在诗歌中更多地传达出一种超出自身的文化含义。《诗经·国风》中乐器隐含的文化意义大致可归纳为婚姻爱情、军事战争、娱乐三个方面。

【关键词】诗经;国风;乐器;文化意义

中图分类号：I2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20）22-0184-03

《诗经》作为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其内容为从各地收集而来的诗歌作品，本身具有一定的音乐性。《墨子·公孟》[1]便有“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之语，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2]亦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诗经》本身具有极强的音乐性，这种音乐现象在《诗经》出现的乐器中也有所反映。

一、《诗经·国风》乐器分布概况

《诗经·国风》之中出现的乐器有琴、瑟、钟、鼓、籥、簧、缶七种，它们的篇章分布和出现次数不尽一致，现将其分布情况所列如下：

注：表中标示“-”者，指虽有其字，但并不代表某种乐器。

由表1可知，《诗经·国风》中所涉及的琴、瑟、钟、鼓、籥、簧、缶这七种乐器，主要见于《周南·关雎》《邶风·击鼓》《邶风·简兮》《鄘风·定之方中》《王风·君子阳阳》《郑风·女曰鸡鸣》《唐风·山有枢》《秦风·车邻》和《陈风·宛丘》这九篇。在这九篇诗歌中，瑟出现5次，鼓出现4次，琴出现3次，钟和簧各出现2次，籥和缶各出现1次，尤以瑟、鼓和琴的出现最为频繁。

《诗经·国风》在涉及众多乐器时，不仅提到了某一具体乐器的演奏，还有器乐组合形式的出现。

由表2可知，《诗经·国风》中共出现组合乐器两种，即琴瑟和钟鼓。其中，琴瑟出现3次，钟鼓出现2次，尤以琴瑟组合最为常见。而这种器乐组合形式的出现，更有助于我们从乐器间的配合、旋律上的应和方面把握乐器本身所传递的文化意义。

二、《诗经·国风》乐器隐含的文化意义

《诗经·国风》中出现的乐器，其意义大多已超出乐器本身的固有含义，有时加之比兴手法的使用，使得乐器在诗歌中更多地传达出一种超出自身的文化含义。根据乐器的种类、使用场合乃至音乐的谐适程度来呈现不同的意义。通过考察这七种乐器，其在“国风”中隐含的文化意义大致可归纳为婚姻爱情、军事战争和娱乐这三方面。

（一）以乐器合奏表现婚姻爱情

《诗经·国风》中有大量描写婚姻爱情的诗歌，这些诗歌多借助乐器来表现青年男女之间的恋爱关系或夫妻之间的婚姻关系，且乐器多为组合乐器——琴瑟，偶尔出现钟鼓，如《周南·关雎》《郑风·女曰鸡鸣》。

《周南·关雎》历来有多种主旨解读。《毛诗正义》[3]称其为：“《关雎》，后妃之德也……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方玉润《诗经原始》[4]同样作此解释。朱熹《诗集传》[5]认为：“周之文王生有圣德，又得圣女姒氏，以为之配。宫中之人，于其始至，见其有幽娴贞静之德，故作是诗。”周振甫《诗经译注》[6]也总结为“美后妃之德”和“美太姒之德”这两种解释。而程俊英《诗经注析》[7]认为“这是一首贵族青年的恋歌”，褚斌杰的《诗经全注》[8]也认为这是一首男子恋慕女子的爱情诗。可见，《关雎》的主旨最常见的便是“美后妃之德”和爱情诗。

但无论是“美后妃之德”还是“美太姒之德”，都是对女子品德的一种赞赏，最后都能归结为使淑女得以匹配君子这一点上，而爱情诗自不必说是男女之间的恋爱，因此这三种主旨体现的共同之处便是爱情婚姻。具体到诗歌之中，这种爱情婚姻的关系又是通过乐器，而且还是组合乐器体现出来的，如“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和“窈窕淑女，钟鼓乐之”。表面上看是男子通过弹琴奏瑟、鸣钟击鼓来表达自己的友好，博得女子的开心。但实际上，这里的琴瑟和钟鼓已不单单是一种乐器，琴与瑟的谐适、钟与鼓的应和，暗合了男女之间的心意相通、匹配适当，隐含了男女之间一种美好和谐的恋爱关系。

《郑风·女曰鸡鸣》，《毛诗正义》[3]认为其：“刺不说德也，陈古义以刺今，不说德而好色也。”方玉润认为：“贤妇警夫以成德也。”[4]朱熹也作如此看法：“此诗人述贤夫妇相警戒之词。[5]”周振甫同样总结为这两种观点。程俊英提出不同看法，认为这是“新婚夫妇之间的聊句诗”[6]，反映了一种欢乐和睦的新婚家庭生活。但不论主旨如何，其反映的都是夫妻之间的生活。但夫妻关系是否和睦、家庭生活是否美满，仍是通过乐器得以传达的。“琴瑟在御，莫不静好。”弹琴鼓瑟，这一具体化的场景描写，突出的是“琴瑟和鸣”的景象，也以这一个场景代表了夫妻其他日常生活的和谐安稳、岁月静好。在这里，音乐的质量已不是最重要的，乐器的配合、夫妻的默契赋予了其美化效果，人們感受到的不仅是和谐流畅的音乐，更是琴瑟合奏所象征的一种夫妇同心和睦的美好婚姻生活。

这两篇诗歌反映出《诗经·国风》中的乐器特别是组合乐器琴瑟，其意义已不仅仅是这两种乐器相合的谐适，更隐含了由这种谐适所象征的恋爱关系或夫妻关系的和睦，甚至延伸到整个婚姻关系和家庭关系的和谐。

（二）以鼓为代表反映军事战争

《周官新义》[9]曾载：“王执路鼓，诸侯执贲鼓，军将执晋鼓。”《左传》[10]中也有《曹刿论战》之语：“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可见我国古代作战时，往往借助于鼓这一乐器，其鼓舞作用对于军队的气势乃至战争的胜负都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诗经·国风》中也存在部分战争诗，这些战争诗大多并不直接具体地描写战场的厮杀格斗，而是集中表现军队的声威气势，这种声威气势正是通过鼓这一乐器传达出来的，如《邶风·击鼓》。《毛诗正义》[3]载：“怨州吁也。卫州吁用兵暴乱，大兴战事，国人大都怨恨他，故作此诗”。方玉润则认为其为“卫戍卒思归不得也”[4]，程俊英、褚斌杰与此观点也大致相同。可见此诗主要表现了士兵的从军情况以及思归不得的怨恨之情，诗中并未直接描写战争场面，但我们却从中能感受到战争的气势和士兵的勇猛，就在于这一句“击鼓其镗，踊跃用兵”。鼓，发音洪亮、节奏鲜明，以其独特的音色及节奏特点，在战场上被频繁使用，与军事用兵相伴相随，鼓因此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它不仅是乐器的代表之一，更成为军事战争的象征，在这种情况下，鼓所代表的乐器也因此能够具备鼓舞士气、统一号令和震慑四方的作用。

（三）以娱乐性暗含褒贬

《国风》中也有一些诗歌，是借乐器的演奏来描写宴饮集会或奏乐场景作为娱乐之用，并由这种娱乐性引申为或赞美，如《秦风·车邻》，或讽刺，如《唐风·山有枢》。

《秦风·车邻》，《毛诗正义》[3]认为“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焉”，朱熹、周振甫也认同此说，方玉润认为“美秦君简易易事也”[4];程俊英认为“这是一首反映秦君生活的诗”[7];褚斌杰则认为“这是喜与朋友相会，感叹人生苦短，表示应当及时行乐的诗”[8]。因此该诗或为赞美秦君之意，或为访友相见表及时行乐之意。“既见君子，并坐鼓瑟”“既见君子，并坐鼓簧”，说明至少有双方两人相见，算得上一次小型集会，不论是君臣相见还是朋友相见，都是欢坐一处共同演奏以尽娱乐。“今者不乐，逝者其耋”“今者不乐，逝者其亡”更是印证了及时行乐这一点，这个乐便是由乐器所引发的乐，不仅有乐器本身的娱乐作用——小乐，甚至还会引申为人生或社会的大乐。

《唐风·山有枢》，《毛诗正义》[3]认为“刺晋昭公也”;方玉润认为“刺唐人俭不中礼也”[4];程俊英认为“这是一首讽刺守财奴、宣扬及时行乐的诗”[7];褚斌杰也认为“这是一首讽刺悭吝者的诗”[8]，嘲笑了这些人的贪婪和吝啬。不论批判何人，都是一首讽刺诗无疑，而这种讽刺也是通过音乐的娱乐功能表现出来的。“子有钟鼓，弗鼓弗考”“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为什么要鸣钟击鼓，为什么要弹琴鼓瑟？“且以喜乐，且以永日”，是用作娱乐之用以度朝夕。可见，该诗中的乐器是作为娱乐手段出现的，而它所反映出的娱乐之用又被引申为一种讽刺。

根据以上两诗，“国风”中的乐器确能起到娱乐的作用，但这种娱乐功用，其一可作为积极层面表示赞美，其二又可作为消极层面表示讽刺。可见，乐器本身并无特殊含义，但乐器所反映出来的意义却能暗含褒贬。

三、结语

《诗经·国风》中出现的琴、瑟、钟、鼓、籥、簧、缶这七种乐器，或单独出现，或组合使用，都有着各自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们除了本身所属的乐器种类这一性质，更隐含着以乐器合奏表现婚姻爱情、以鼓为代表反映军事战争以及以娱乐性暗含褒贬这三方面的文化意义，有助于我们从乐器方面进一步加深对《诗经》文化，尤其是“国风”文化的了解。

参考文献：

[1]方勇.墨子[M].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

[2][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

[3][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4][清]方玉润撰.诗经原始[M].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5][宋]朱熹集注.詩集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

[6]周振甫.诗经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

[7]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M].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

[8]褚斌杰.诗经全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

[9]杨小召.校.周官新义[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9年.

[10]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

[11]余冠英.诗经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

[12]王秀梅译注.诗经[M].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作者简介：刘闰平（1995-），男，汉族，山东莱西人，烟台大学人文学院2018级中国史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