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体育哲学研究的热点与走向
——近三届世界哲学大会“体育哲学”专题评介

周建东

1900 年诞生于法国巴黎的世界哲学大会(World Congress of Philosophy，WCP)是目前国际哲学领域中级别最高、规模最大的学术会议，每五年召开一次，是世界哲学研究中最新成果的展示阵地，被誉为“哲学界的奥运会”，备受全世界哲学家以及哲学爱好者们的关注。2018 年第24 届世界哲学大会在北京召开。吸引了来自121 个国家和地区的6 000多位不同文化传统、不同哲学领域的哲学学者参与交流和讨论，这次会议是世界哲学大会历史上参会人数最多、交流议题最广泛的一届大会，堪称哲学界的饕餮盛宴。

“体育哲学”①在第24 届世界哲学大会的官方中文文件中，将“Sports Philosophy”翻译为“运动哲学”。本研究为了遵循国内体育学术术语的使用习惯，仍将其等同理解为“体育哲学”，特此说明。是世界哲学范畴的重要组成之一，近几届世界哲学大会中均设有体育哲学的专题会议。虽然因场次限制，每届会议中参与讨论的人数不多，但其代表着体育哲学在整个哲学界进行发声，向世界展示体育哲学研究领域最新的学术成果。本研究以近三届(第22 -24 届)世界哲学大会中“体育哲学”专题的相关资料为文本基础，重点结合最新一届(第24 届)的相关专题报告与国际体育哲学领域权威刊物中的相关最新研究，对国际体育哲学领域讨论的热点及研究走向进行分析。

1 近三届世界哲学大会与“体育哲学”专题概况

1.1 近三届世界哲学大会概述

第22 届世界哲学大会于2008 年在韩国首尔召开，此次大会是其创立108 年后首次到访亚洲，并以“反思当今的哲学”为主题邀请世界哲学研究者认识和了解东方哲学。第23 届世界哲学大会于2013年来到了哲学圣地希腊雅典，以“哲学作为一种追问和生活方式”的主题回顾苏格拉底的宣言:“未经检验的生活是不值得的。”第24 届世界哲学大会于2018 年第一次来到中国。此届哲学大会以儒家思想浓厚的“学以成人”[1](Learn to be Human)为主题，首次以中国哲学思想作为学术架构，将中国精神秩序中核心关注的自我、社群、自然等作为核心议题，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向世界集中展示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深厚底蕴的舞台。

1.2 近三届世界哲学大会中“体育哲学”报告

国际体育哲学协会是当前国际体育哲学研究的重要组织者，也是国际哲学协会联合会的重要成员，同时也是历届世界哲学大会“体育哲学”相关专题会议的发起者和论文评阅人。近三届世界哲学大会中有关“体育哲学”的专题报告如下:

表1 第22 届世界哲学大会“体育哲学”报告(2008 年，韩国)[2]Table 1 The "Sports Philosophy" reports of the 22nd World Philosophy Congress (2008，Korea)

表2 第23 届世界哲学大会“体育哲学”报告(2013 年，希腊)[3]Table 2 The "Sports Philosophy" reports of the 23nd World Philosophy Congress (2013，Greece)

表3 第24 届世界哲学大会“体育哲学”报告(2018 年，中国)[4]Table 3 The "Sports Philosophy" reports of the 24nd World Philosophy Congress (2018，China)

2 近三届世界哲学大会“体育哲学”专题的特征评析

2.1 世界哲学大会中“体育哲学”专题比重较小

世界哲学大会作为哲学界五年一届的“奥林匹克庆典”具有极大的影响力，每一届均有数以千计的学者前来讨论。在最近的第24 届世界哲学大会中，文学哲学、儒家哲学、道家哲学等“重要分支”的会场数多达10 个，报告场数均超过了40 场，各类报告总场数超过1 000 场。但通过上述三个表格可见，近三届的体育哲学专题报告数均没有超过10场。第24 届世界哲学大会仅有1 场国际体育哲学协会(IAPS)组织的协会会议和两场体育哲学专业分组会议，只有9 位学者分享了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①有学者用一个题目在不同分会场做了两次报告，在统计过程中进行了合并。由此可见，体育哲学仅是一个“配角”的存在，在世界哲学大会的舞台上的比重较小。

2.2 国际体育哲学协会重视世界哲学大会平台

国际体育哲学协会不仅作为学术会议的组织者，同时也是学术议题的发起者，对全球的体育哲学研究者都有重要的影响。在第22 届和第23 届世界哲学大会中，国际体育哲学协会的前主席William J.Morgan、Heather L.Reid、Jesus Ilundain-Agurruza亲临会场为“体育哲学”专题作了重要报告，其报告内容也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体育哲学最新的热点。第24 届世界哲学大会虽然没有国际体育哲学协会的历任主席参加，但是此次体育哲学专题会议报告的主持人Francisco Javier Lopez Frias 也是IAPS 的成员以及国际体育哲学杂志(JPS)的审稿人，曾获得国际体育哲学领域中最高的学生奖项:R.Scott Kretchmar 学生论文奖。此外，世界哲学大会中的多场报告也都与国际体育哲学协会有直接的关系，比如:克罗地亚学者Matija 关注的是国际体育哲学协会前主席William J.Morgan 对运动伦理学领域的贡献；中国台湾学者胡天玫所研究的也是国际体育哲学协会前主席Bernard Suits 在游戏哲学领域中的经典著作；格鲁吉亚学者Otar 所批判的足球现象是国际体育哲学杂志(JPS)近年来所探讨的重要问题之一；日本学者Hata 所发表的“运动与生活的意义”报告正是国际体育哲学协会所组织的“协会会议”的主题。由此可见，由国际体育哲学协会凝聚成的学术共同体已经成为国际体育哲学研究的前沿阵地，影响到全球体育哲学的发展。

2.3 世界哲学大会中“体育哲学”的研究方向呈现开放性

从具体研究内容上来看，历届世界哲学大会“体育哲学”研究报告的内容呈现出多样性的特征，涉及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美学、人类学、文化学、游戏哲学以及具体的项目哲学(如武术哲学、足球哲学、跆拳道哲学)等等。研究主题的多元化表明了当前国际体育哲学研究的开放性走向，任何关乎体育运动的哲学思考都被体育哲学界所包容，尤其是那些具有地域性特征的体育哲学元素也因世界哲学大会的举行登上了国际的舞台，如中国武术与传统儒家哲学的结合、韩国跆拳道哲学的解读等。

2.4 中国体育哲学研究者开始登上国际舞台

世界哲学大会是全世界哲学爱好者共享的舞台，同时也为东道主国家的本土哲学与世界哲学研究的相互融合提供了非常好的契机，主办国的研究者有机会在世界哲学大会这一平台上向全世界哲学爱好者介绍自己的哲学思想。在前几届世界哲学大会的“体育哲学”领域，中国学者的身影并不多见，在韩国举办的第22 届世界哲学大会也仅有1 位中国学者进行了报告，但在北京举行的第24 届世界哲学大会中，中国的体育哲学研究者达到了4 位，占体育哲学专题报告人数的近一半。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日本学者和中国台湾学者在国际体育哲学领域的影响力较大。日本的Masami Sekine 和Takayuki Hata 两位教授的名字都会出现在历届世界哲学大会体育哲学交流的名单之中，具有较高的国际学术影响力。中国台湾的刘一民、胡天玫、许立宏、周育萍等学者的研究内容与国际体育哲学前沿问题更为接近，不仅多次在世界哲学大会体育哲学会议上进行个人报告，并且在国际体育哲学领域的学术杂志也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学术影响力已经开始形成。但对于中国大陆的体育哲学研究者来说，我们在国际上的学术影响力非常微弱，需要在坚持自己研究的基础上加强与国际接轨，争取在更大的舞台上发出中国大陆体育哲学研究者的声音。

3 国际体育哲学研究的最新热点领域

体育哲学是哲学领域中较为微观具体的研究领域，但深入到体育哲学内部，其探究的靶向领域却非常复杂，存在着体育本体论、体育价值论、体育认识论以及体育美学等诸多子分支，或体育与道德、体育与知识、体育与存在、体育与教育、体育与健康等等彼此独立或相互交叉的问题焦点阈。如前所述，世界哲学大会是集中呈现国际哲学研究热点的平台。本研究基于最新一届(第24 届)世界哲学大会体育哲学专题的全文本分析并结合前两届的情况，发现近年来国际体育哲学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体育伦理、运动的意义、游戏哲学三个重要方面。

3.1 体育伦理研究

在世界哲学大会的体育哲学专题中，体育伦理研究是研究者最多的领域之一，成为体育哲学专题讨论中最大的热点。在Reid、William 等国际知名体育伦理学家的带动下，从伦理的角度探究体育之“至善”已经成为国际体育哲学研究的新风向。学者们对裁判公正问题、兴奋剂(科技助力或药物助力)问题、运动员道德问题、体育腐败问题、球迷问题及电子竞技问题等等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在第24 次世界哲学大会中，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Francisco Javier López Frías 博士、克罗地亚萨格勒布大学Matija Mato Skerbic 博士、格鲁吉亚第比利斯州立大学荣誉教授Gogilashvili Otar、美国纽约大学的Yunus Tuncel 教授和上海体育学院体育与健康伦-E 研究院的徐正旭博士分别就多个主题进行了讨论。

3.1.1 体育道德生成问题的论争

作为国际体育伦理学研究领域的权威专家，William J Morgan 教授①威廉是国际体育哲学协会的前主席、美国南加州大学教授，始终致力于伦理学、批评理论和政治理论，尤其是对现代体育和奥运会方面的研究，撰写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和相关著作。1988 年摩根教授被授予富布赖特高级研究奖，1994 年被国际体育哲学协会(IAPS)授予杰出学者奖，同年被选为美国人体运动学会研究员并获得田纳西大学校长研究奖。2006 年，他的著作《为什么体育道德那么重要》荣获了北美体育社会学协会最佳图书奖，这也是国际体育伦理学领域中非常经典的著作之一。成为了“体育哲学”专题讨论的热点。Matija 博士将他在体育伦理学领域的贡献概括为四个部分:一是体育经济伦理问题，二是体育伦理学科的划分，三是体育道德的本质探寻，四是体育道德的差异性表现。其中，William 教授在体育道德差异性方面的观点最受与会学者关注，也就是体育道德生成的“内在论”和“约定论”之争。

美国Alasdair McIntyre 在20 世纪80 年代的出版将道德的内在主义一度推向高潮，道德“内在论”观点风靡一时。然而，William 教授却看到了道德在体育社会制度与实践、体育内在与外在利益等维度的巨大差异，于是对麦氏的内在主义进行了批判[5]，指出体育道德的本质具有差异性，不仅是一种内生存在，还可以是一种约定存在。William 教授将体育道德的差异性称之为“约定内在论”。[6]于此，学者也有不同意见，Francisco 博士曾对William教授的“约定内在论”观点进行过学术争论[7-8]，他指出William 教授所提出的“约定内在论”虽然试图中和了二者之间的分歧，却在某种语义程度上呈现出“约定内在论”就是“内在论”的深化升级的解释学误区，反而无法解释清体育道德的生成问题。

体育道德的生成问题是体育伦理学领域的基础问题，近年来国内学者[9]也进行过相关分析。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麦氏的“传统内在论”还是William 教授的“约定内在论”都无法彻底解释复杂的体育道德问题，这一问题的论争也将会持续下去。笔者认为，与体育本质学说的多样性相似，体育道德生成学说的论争会长期存在，我们应当关注的不仅仅是在各类学说之间寻找“平衡点”，而更应聚焦因体育道德生成学说差异性导致的体育运动实践开展的规范性问题，并对各类体育行为规范性的困难保持批判性的关注。

3.1.2 裁判伦理中动态正义的审视

裁判伦理作为体育实践伦理研究的重要分支，其讨论的范畴主要有两点:一是体育比赛中的正义问题，二是裁判员本身的职业道德问题。Yunus Tuncel 教授在以《体育中正义与判罚的动态性:裁判员的职责》为题的报告中专门对这两类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与传统的契约正义(或静态正义、程序正义)相比，影响体育运动正义判断的因素更为复杂，除了要遵循传统正义的基本要求外，还需要注重权力义务之间的相互平衡，更要考虑到周围综合因素的影响以及执法者个体的影响，这种正义观所做出的判罚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会出现不同场景下的动态变化。裁判员在复杂影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由裁判员自身对特殊赛场情况的瞬时性判断，具有典型的动态正义的特性。Yunus 将裁判员在体育比赛中的瞬间判罚称之为“反应性”正义。也正因这种判罚动态正义的存在，使得裁判因素成为影响体育比赛结果的重要因素之一。体育赛场中这种动态正义的存在就会造成裁判员在执裁过程中具有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权，因此也就不可避免的造成一些非主观的错判、漏判事件的发生。但是，作为执法者的裁判员一旦被金钱收买，就会刻意放大这种动态正义，滥用自己的自由裁量权，用自己的主观意志来改变比赛的走向。在受裁判因素影响较大的运动项目中，教练员会要求运动员提前熟悉本场裁判员的执法尺度和判罚特点，尽最大可能的让裁判员在比赛中所主导的动态正义偏向自己这一方。同样，裁判员也要积极应对现代竞技体育的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冲击和挑战，主动提高自身的专业素质，艺术性地行使这种动态正义赋予的自由裁量权。

笔者认为，无论是J.Rawls 朴素的契约正义还是M.Walser 对话的动态正义[10]，哲学正义论随着后现代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发生着巨大的改变，多元、相对、开放、对话已经成为描述动态正义的“主题词”。在体育哲学领域，体育正义也已经从单一的遵循竞赛规则逐渐转向对赛场复杂因素的综合判断。部分精英运动员团队对比赛准备过程的精细程度和规范程度越来越高，尤其是对裁判员个性判罚的研究越来越细，越来越深。而对于裁判员来说，自由裁判权是建立在现行规则体系基础之上的时代产物[11]，其本身也是在动态发展的，影响因素越来越多，在实践中暴露的问题也会越来越多。基于此，加强体育哲学和体育法学的交叉融合发展将是体育裁判伦理研究的主要趋势。

3.1.3 足球伦理中“人性”与“兽性”的对立

“人之初，性本善”是我们对人性最简单的价值判断之一，但对于复杂的体育运动来说，对人性的判断不再是非善即恶的二元论那样简单。作为当今世界的第一大运动，足球场上所体现的复杂人性最具有典型性。Gogilashvili Otar 在《足球现象》的报告中以种种案例呈现出不同的人性样态。

如果将半场和球门视为“领地”的话，那么保护自己领地并攻击对方领地则是人性在足球运动中最原始的体现，Otar 教授称其为“本能的兽性”，并举出了大量的例子:采用犯规手段直接攻击对方身体(如Suarez 咬人事件)，狂热球迷在赛场上的极端行为(如足球流氓暴乱事件)等等。同样，足球运动也能展示人们“纯洁的人性”，主要表现在善意的行为和心理的认同两个方面，比如:主动帮助本方或对方受伤的球员，积极进行各种慈善活动是足球场内外“善意行为”的表现；由衷赞美那些球技高超的运动员(包括对手)，尊重本方和对方的国旗、国歌等则是人性在“心理认同”层面的表现。Otar 教授认为，“本能的兽性”和“纯洁的人性”相互杂糅交织，是导致诸多足球伦理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足球现象的复杂性导致这种“标签”的可变性。我们没有必要恶意抨击这种“原始的兽性”，因为最野蛮的身体激励对抗能带给观众最直观的足球享受；我们也没有必要刻意褒奖“纯洁的人性”，因为部分金钱足球的表面也带有虚伪的面具，如，即便是前国际足协主席Blatter 也难逃财务问题的控诉。笔者认为，由于足球现象的迷惑性，使得体育伦理对“人性”的研究需要保持理性的思考和时间的积淀，我们尽可能地在“人性”与“兽性”的对立中保持价值无涉。

3.1.4 中国体育伦理学科体系的构建

一个学科的发展壮大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对于年轻的中国体育伦理学来说更是如此。来自上海体育学院的徐正旭博士从学科发展史的角度，详细地介绍了中国体育伦理学的时空流变与学科发展。

从学科溯源的角度来看，近现代中国体育伦理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德国哲学家Fridrich Paulsen(包尔生)的《伦理学研究》。直到20 世纪80 年代，中国体育伦理学的学科建设才正式开启。从潘靖五的《体育伦理学概论》到华洪兴的《体育伦理学》，再到刘湘溶的《体育伦理:理论视域与价值范导》和龚正伟的《当代中国体育伦理建构研究》，中国体育伦理学从最初的体育从业人员职业道德研究逐渐转向到现代以身体活动为中心的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国体育伦理学的学科体系初步得以建立。[13]

值得重视的是，随着竞技体育的快速腾飞、学校体育的备受重视和体育产业的蓬勃发展，各类复杂多样的体育伦理问题随着时代的快速变革不断涌现出来，为年轻的中国体育伦理学提供了大量的研究“素材”。笔者认为，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体育伦理学必须要有非常清醒的认识:我们不能深陷体育实践的现实泥沼，需要在破解体育现实伦理困境的基础上，加强跨学科合作来完善现有的学科体系；我们也不能深陷西方道德哲学的理论桎梏，需要在提高国际化视野的过程中，突出中国传统哲学、中国传统体育的学术色彩。

3.2 体育意义研究

海德格尔在关注“存在的意义”问题时曾提出:意义与实在之间的问题在本质上就是如何处理存在与存在者之间的差异。[14]也就是说，不同实在领域的存在者的存在代表着不同意义。体育行为作为一种特殊的实在领域，参与体育行为的“人”是实在领域的存在者，体育实在领域的复杂性直接导致了存在者意义的多样性，或者通俗点说，“造就”了不同的人生。对此，Masami Sekine 和Takayuki Hata两位日本学者分别从“小我”和“大我”两个维度讨论了“体育与生命的意义”这一深刻主题。

所谓“小我”，是指体育运动参与者的个体意义。Masami 教授借用尼采的“自我超越”概念，摒弃了仅通过获胜与否来对运动员的成就进行的狭隘评价。因为一场比赛的胜利与否都是暂时的，只有在体育运动拥有了接受失败的态度，就赋予了自己超越自我的内在动机，这是我们开始超越自我的起点。正如尼采所说:我要让你成为超人，你需要做些什么来超越平凡的人类，生命中的这个秘密就是“一次又一次地超越自己”。在对“自我超越”分析的基础上，Masami 教授大胆的推测，人们对运动成就的共同追求将会超越种族之间的差异和胜败之间的差异，进而可能通过一种共同精神上的内在满足感来实现运动员之间的团结，甚至这种内在精神层面的团结可能会打破民族和国家的壁垒，真正实现“超人”的升华。

而“大我”是指体育对于人类生命意义的宏观讨论。Takayuki 教授指出:体育是全人类共同的生命需要和基本的生活方式，是全人类共同存在的实在领域。一方面，体育活动可以促进青少年儿童的身心健康，培养孩子们的自我责任感和公平竞争精神，还可以打破社会快速发展造成的社区交往壁垒，增强社区居民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另一方面，体育活动的广泛开展可以直接刺激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增加体育就业机会，还可以在同一规则下加深世界人民之间的了解，对强化国际友谊和促进世界和平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我们的世界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新的世界中，各种新的体育文化不断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赋予生命以新的意义。Takayuki 教授对这种意义的变化做出了动态化的多样诠释:身体机能的衰老是一个自然规律的过程，我们要寻找一种能够适应衰老的运动方式；生活中人们也难免会受到身体或心理的创伤，我们也要寻找一种能够用来疗伤或促进恢复的运动方式；现代人的生活越来越趋向于一种远离自然的“人造的”世界，我们需要回归一种与自然环境紧密结合的运动方式；虚拟技术正在改变整个世界，我们同样也需要一种虚拟现实的体育运动来适应世界的变化。

需要指出的是，体育的意义是一种观念性存在，与体育运动自身的价值或善恶无关，只要我们能在体育实在领域中得到观念认同，那么体育的意义也就得以存在。笔者认为，体育意义的差异性存在是一种常态，只要无论是在参与某类体育活动中的个体“小我”还是在世界体育活动中的人类“大我”，需要的不是去解决这一差异，而是尽可能地理解这一差异。体育哲学研究者有责任去思考这种差异性存在的逻辑起点，让其从最源初的生活中得到展现。

3.3 游戏哲学研究

从康德把“游戏”从“劳动”中解放出来开始，哲学界对游戏问题始终保持着高度的关注。在康德的启蒙下，无论是后来尼采提出的“游戏的虚无”、海德格尔推崇的“游戏的大道”、伽达默尔认为的“游戏的超越”，还是德里达独特的“游戏的解构”[15]，都成为了游戏哲学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正是由于这些先哲们耕耘了如此肥沃的游戏哲学土壤，才为体育哲学的启蒙和发展带来了足够的养分。[15]于是，对游戏的回归也成为体育哲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从先哲们的游戏论断中找到寻找体育游戏论的生存空间。在中国的体育哲学界，有学者甚至陷入了“游戏论”的“疯癫”状态——“竞技运动:被观赏的运动游戏；体育教学:组织化的运动游戏；体育锻炼:工具化的运动游戏；体育休闲:被体验的运动游戏；体育民俗:自组织的运动游戏”[17]——真可谓是无“游戏”不欢！ 而在国际体育哲学领域，前国际体育哲学协会主席Bernard Suits 于1978 年出版的《The Grasshopper:Games，Life，and Utopia》[18]最具有影响力，是体育哲学领域中不可多得的经典著作。中国台湾台北教育大学体育系的Hu Tien-Mei(胡天玫)①胡天玫教授在她的博士阶段就以《游戏哲学:海岚德游戏姿态的诠释》(1998)为学位论文题目对游戏哲学展开了研究，至今已持续20 余年。2016 年9 月，胡天玫携手周玉萍共同推出Bernard Suits 的《蚱蜢:游戏、生命与乌托邦》的中文版译本(繁体)，为中国体育哲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教授就基于这部经典对职业运动员的“理想存在”进行了深刻的解读[19]。

Bernard Suits 所指的“理想存在”是一种乌托邦的状态，这种状态解决了传统意义上“工作”和“游戏”不可调和的矛盾，也就是说，“理想存在”将玩游戏的外在工具价值和内在体验价值完美融合，玩游戏本身并不是达到某种目的的工具，而是游戏本身。因此，Bernard Suits 表示:我们所经历的生活就是我们正在玩的游戏，玩游戏就是通往“理想存在”的唯一途径。[20]胡天玫教授将职业运动员的生活与玩游戏进行了对比，并给出了判断一个职业运动员的生活是否是“理想存在”的判断标准:首先他必须要有真正的游戏态度并接受所有的比赛规则，使用低效的方式来克服非必要的障碍，然后他才能称之为一个玩游戏的人。也就是说，真正意义上的职业运动员，其生活并不是为了工资而比赛，其目的不再于运动项目本身，而在于参与运动的游戏过程中，因为他们的本身就是在玩游戏，他们甚至可以在游戏的激情中献出自己的生命。[21]

然而，胡天玫教授在报告中仅是展现了Bernard Suits 游戏哲学的冰山一角，国际体育哲学界更全面、更深入的研究和发掘。对此，《Sport，Ethics and Philosophy》杂志在2019 年的3 -4 期专门以“Bernard Suits 的遗产:新的启示与诠释”为专题集中刊出了19 篇研究成果，其中Filip Kobiela、Scott Kretchmar、Eric Moore 等知名学者均有相关论述，是游戏哲学研究的最新的宝贵资料。同样可喜的是，北京体育大学郝东方博士在2020 年4 月刚刚发表了《Bernard Suits 的游戏哲学及相关争论》[22]一文，是中国大陆体育哲学研究中对Bernard Suits 游戏理论的论述最为详尽的研究成果。

4 结语:国际体育哲学研究的发散与回归

享誉“哲学界的奥运会”盛名的世界哲学大会以其权威性可凸显当前体育哲学研究的热点话题及其发展走向。通过上文分析可见，体育伦理研究、体育意义研究和游戏哲学研究已经成为国际体育哲学界的“显学”，其中以“体育伦理研究”尤甚。

正如2016 年巴西奥科会的主题“Say Yes to Diversity in Sport”所言，我们需要直面体育发展的多样性。现代体育哲学早已从传统的本体论范式走出，逐渐发展成为一门主题丰富、综合交叉的国际性学科，研究范畴外延的不断扩散已经成为体育哲学研究的重要趋势[23]。然而，无论是体育伦理、体育的意义还是游戏哲学，诸类主题各异的热点视域开始逐渐有了内源性的回归。Gunnar 教授对这种哲学研究的内源性回归给出了自己的分析，他认为复杂多样的体育哲学研究未来的发展将呈现出三种回归趋势:一是回归本体论，传统的体育哲学本体论范式将受到重视，因为运动的多样性将促使人们反思人类运动行为的本质属性。二是回归方法论，体育哲学研究所选择的方法更具有针对性和指向性，更为微观的运动行为将受到体育哲学领域的关注；三是回归人的社会属性，体育哲学研究将逐渐从“运动行为范畴”走向“文化社会范畴”，所关注的不再仅仅是“运动的人”而是“人在不同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运动行为”。

对于中国体育哲学研究者来说，这种国际研究的发展走向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我们在坚守中国儒家哲学的同时，需要学习西方体育哲学最新的研究范式和思维体系，以拓宽中国体育哲学研究者的国际视野，增加中国体育哲学研究的国际化交流，同时扩大中国体育哲学研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进而推动中国自身体育哲学的学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