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职业网球运动员开发系统重构策略研究

尹树来，蒋宏伟

中国网球的发展充满惊喜与争议:2014 雅典奥运会女双金牌、2011 年法国网球公开赛冠军、2014年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冠军的背后，“单飞模式”曾一度引起广泛争论。某种程度上，中国网球既体现着中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优势，也适应着国际网球运动发展的普遍规律。网球作为个人竞技项目，在竞赛和推广、开发方面都有自己独特的规律。职业网球运动员一代代的更迭，背后是网球职业化、媒体体育和体育赞助的暗流使然。当我们唏嘘尚无第二个李娜出现的时候，我们是否应该反思，我们期待的“李娜”般的职业网球运动员到底是什么内涵属性? 我们是否具有培养出职业网球运动员的土壤和环境? 和国际网球发展状况相比，中国的特殊性和现实问题究竟何在? 我们是否有必要以及该如何改变策略? 本文对我国职业网球运动员开发系统重构策略进行研究，从全球媒体体育框架下和长尾经济理论视角下较为系统地挖掘职业网球运动员开发及其背后蕴含的网球运动发展规律，为中国网球改革提供理论支持，也为我国职业网球运动员的培养，为中国网球甚至更广泛的竞技体育改革提供参考。

1 职业网球运动员开发的国际经验比较

图1 中国网球运动发展事务重要性与优先级评分统计图Figure 1 Statistical map of the importance and priority scores of Chinese tennis development affairs

本研究对专家进行了访谈，并邀请专家对中国网球运动发展事务的重要性和优先级进行评分(采用五分制)，得出的结果如图1。根据专家意见，目前中国网球运动发展的诸多事务中，青少年后备人才培养无论是重要性还是优先程度得分都最高，显示出目前后备人才培养工作的迫切性。其次是顶层制度设计特别是单飞模式的改良，以及国内网球赛事系统的完善，可见，围绕运动员权益的事项已经成为当下网球改革的热点。并且，这些事项恰恰也是职业网球运动员开发系统模型的重要元素。

1.1 青少年网球培训系统

网球运动员的培养需要一个较长的周期，需要从业者和管理者共同努力形成符合自身发展特征的网球管理和训练理论体系[1]和融入国际职业网球的途径[2]。网球运动员的培养，先期投入较大。欧美国家主要由个人家庭承担这笔费用(教练费、比赛报名费、差旅费、场地费等)，运动员是“自由身”，接受网球培训的同时，还接受全世界网球球探和经纪人的“考察”，以良好的表现和可期待的潜力，获得赞助合同，弥补上述费用，并为将来真正走向职业赛场做准备。国家体育总局网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刘文斌认为，以往在青少年时期表现出色，转入职业后便“泯然众人”的例子在世界网坛比比皆是，为防止中国青少年网球运动员中的好苗子过早“夭折”，有必要积极与这些年轻选手及其团队保持沟通，督促他们预防伤病，谦虚谨慎，争取更加顺利地走好职业化道路。

以WTA 和ATP 为核心的世界职业网球赛事体系，决定了网球学校和网球俱乐部只能作为职业球员培养的摇篮，而非走向职业赛场的“雇主”。网球享有“世界第一个人运动项目”的美誉，意味着职业网球赛事主要以网球运动员个体为核心组建经纪团队、训练团队参赛。这一游戏规则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很难改变的。

与国外对比可以发现，举国体制下的地方体工队甚至国家队实际上也扮演了欧美国家的网球学校或网球俱乐部的角色，因此，重点并不在于体制问题，而在于清晰的产权关系[3]。只要运动员和相关机构在产权关系上达成协议，参加职业网球赛事的障碍并不大；重点在于运动员的竞技水平和比赛奖金、赞助代言能否保证其在职业赛场上生存并取得进步。此外，美国大学运动协会的加盟校中，招收网球特长生的有多所，这些学校拥有良好的训练环境，硬件设施超过许多国内的省级专业队。而上大学并不意味着运动生涯的结束，如果大学生运动员证明自己有打职业比赛的能力，可转为职业球员，如果不顺利，则可以回到大学完成学业[4]。

1.2 网球赛事系统

从文化霸权主义观点看，全球化是一个相互依赖的整体并持续不断地运作，在不同的社会生活中，优势的既得利益群体和民族国家，与弱势的边缘群体和民族国家仍然为了占据支配性的地位而相互竞争。以国家为单位的国际体育比赛，演变至今已经成为一种“爱国竞赛”的展演形式，在全球一体化的国家竞争结构中，形成个别国家建构与展现民族认同的场域，并让现代体育成为展现身体技艺的盛典[5]。但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体育往往向着极端竞争性、强调生理、个人主义、经济优先等方向加速前进，而国家认同开始处于弱势地位。我们能够记住西班牙的纳达尔、瑞士的费德勒，但我们更感兴趣的一定是纳达尔和费德勒的个人成就，而非他们国家的荣誉。这恐怕是职业网球比赛和奥运会网球比赛最大的区别之一。

职业网球归根到底是一项“生意”，且职业网球已经是不可阻挡的趋势。职业网球运动员并不会为了四年一届的奥运会网球赛事而放弃巡回赛比赛，大多也不会为了四年一届的奥运会网球比赛而封闭集训，“以赛代练”“以奖金维持团队运营”是职业网球运动员训练比赛的基本常态。

职业网球运动员需要什么样的网球赛事? 上世纪90 年代中期，我国曾试图打造职业网球联赛，以俱乐部为参赛单位，但这项赛事很快就失去了发展动力销声匿迹[6]。职业网球联赛的失败有我国职业网球整体发展水平的制约因素，但更重要的是职业网球全球化、国际化的规则并没有为职业网球联赛提供土壤。现有的ITF、ATP、WTA 比赛都是以个人为参赛单位，所有的赛制、电视转播和赞助活动也都围绕着职业网球运动员个人展开。所以，公开赛、巡回赛、积分赛、大师赛等不同级别的赛事才是职业网球运动员生存的土壤，才是各国培育职业网球运动员、发展职业网球的重要舞台。美国体育评论家Corbertt 曾以“美国职业网球为何会衰落”为题，就近年来美国网球整体成绩不佳的原因做过剖析。除了运动员技术特点和竞争对手的因素外，她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美国境内举办的网球赛事在运营水平和号召力上正在下降，导致美国缺少职业网球运动员发展的动力，文中特别提到了东亚地区网球赛事的增多对美国网球发展的威胁[7]。

根据Smart 的理论成果，当代体育赛事作为视听产业的一部分，具有显著的“长尾经济特性”[8]。长尾经济的一般原理是指只要存储和流通的渠道足够大，需求不旺或销量不佳的产品共同占据的市场份额可以和那些数量不多的热卖品所占据的市场份额相匹敌甚至更大。任何一个运动项目的赛事体系，和它的人才培养体系一样，都需要一个金字塔结构。虽然优质资本和专业度更高的赛事运营公司都在追逐具有极强IP(知识产权)价值的高端网球赛事，但这样的赛事毕竟是少数，大量“需求不旺或销量不佳”的低级别赛事，在新媒体时代所提供的流通渠道条件下，总有需求存在，这种需求的挖掘和满足，不仅是对高端网球赛事的支撑，其市场份额甚至更大。换句话说，仅关注高端网球赛事发展会造成职业网球赛事体系的结构失衡，会在“体育消费者——职业网球运动员——媒体体育”的中轴线中造成断裂，并不利于职业网球运动员的开发。

1.3 媒体和赞助系统

事实上，媒体和赞助是很难割裂开来的。网球组织通过出售电视转播权利金来获得巨额收入，提高比赛奖金，吸引更多运动员参赛，提高比赛的观赏度和关注度，吸引更多的赛事赞助商；而与此同时，媒体也将赛事精心包装成精彩的视听产品和互动平台，并据此获得广告收入，这是目前体育赛事较为成熟和惯用的商业开发模式。在这一模式中，媒体和赞助商是很难割裂开来的，双方和体育赛事一起达成经济上的复合体。

职业网球运动员需要比赛获得奖金，需要曝光率和好成绩提升知名度，需要赞助商为他们的成绩和知名度“买单”。职业网球是一个“昂贵”的项目，运动员要自行组建教练团队、经纪团队，打理比赛和经济活动。波德里亚在《符号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强调，资本主义中标记、符号与意义的生产，是构成当代经济不可或缺的三大要件[9]。各种媒体形象本身变成重要的商品。形象在竞争中变得极其重要，不仅通过形象来识别商品，还因为各种各样“高尚体面”“品质”“威望”“可以信赖”和“创新”。形象的建构成为运动项目、体育组织、赞助企业竞争中至关重要的部分，以至于投资于形象建构的行为如体育广告、体育赞助、冠名权等变得异常重要。职业网球运动员代表了一种文化资本，按照布迪厄的说法，它可以计算、可以交易、可以兑现、可以获利，也同样有其内部治理模式和积累过程。当代职业网球运动员的开发，就象征着运动英雄以其强大的身体资本与竞赛实力，让网球运动身体所蕴含的文化资本成为可计算、交易、兑现与积累的形式。从这个层面看，职业网球运动员的开发，就是找到他们的“相对经济价值”。

所谓“相对经济价值”，意味着并不是所有的职业网球运动员都能成为费德勒、纳达尔、小威廉姆斯或沙拉波娃，对于那些无法再赛场上成为顶尖英雄的职业网球运动员来说，“相对经济价值”的开发更加重要。职业网球运动员相对经济价值的开发并不完全取决于比赛成绩，前WTA 网球运动员库尔尼科娃，并未获得过任何大满贯赛单打冠军却凭借出众的外表获得比一些大满贯赛冠军还多的商业代言合同，韩国ATP 男子网球选手郑玄、日本选手锦织圭也都得益于东亚市场的巨大潜力，在商业代言上超过诸多世界排名靠前的选手。也就是说，相对经济价值还取决于能够计算、交易、兑现与积累的文化资本，种族、性别、国籍等都可能在列。

2 职业网球运动员开发系统模型

首先，本文用“职业网球运动员开发系统”代替传统意义的“职业网球运动员培养系统”，是从人力资源开发视角的考量，将职业网球运动员的成长性，对网球发展的战略价值考虑在内。职业网球运动员开发系统是指各级各类职业网球相关组织，发现和发掘网球人才，并为这些网球人才创造施展才华的平台，最终达到推动职业网球整体发展的目的。

一是网球的全球化。现代体育的基本话语场就是体育全球化，体育文化发展将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10]。体育全球化意味着体育不仅仅是国与国之间的比赛、竞争，更多时候，现代体育的很多运动项目都表现出高度的全球一体化和职业化，统一的规则、统一的商业模式、统一的目标市场等。1968年网球正式职业化，1988 年职业网球进入奥运会，到今天，网球已经成为一项名副其实的全球性体育运动。从“经济”的角度看，四大满贯公开赛及各地巡回赛能够从遍及世界的电视转播合同、企业赞助与门票收入中获得各项收益；从“文化”的角度看，网球比赛可以让不同的比赛风格和技术、不同的网球服装款式和自我的表达产生全球性的交互作用；从“政治”的角度看，特定的跨国经营阶层管理着WTA、ATP 等组织和赛事的运作，并在比赛期间让主办国家可以和全球的观众互动沟通；最后，从“社会”的角度看，遍布在公开赛和巡回赛等网球赛事中的职业球员，无论是费德勒、纳达尔，还是小威廉姆斯、莎拉波娃，都给全球观众提供了一个共同的话题。全球化代表的现代性体现的是一种行为制度与模式，代表追求理性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取向，有较强的的西方体育文化主导性[11]。这也意味着网球运动员是这一全球“生意”的重要产品，背后是组织机构、赛事体系、赞助开发、球迷消费等一系列理性运转的事务。

二是网球的媒体化。20 世纪后半叶既是职业网球发展的起步期，也是媒体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时期，媒体体育(media sports)让网球与全球文化更加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并深刻影响职业网球的发展。美国体育社会学家Coakley 曾指出，如果不严肃地关注媒体和媒体经验而要真正理解今天的社会生活，几乎是件不可能的任务。基于这个理由，努力理解体育和媒体的关系，成为投入相关研究的真正理由[12]。在信息爆炸的当今社会，媒体已经将竞技体育媒介化、奇观化[13]，对职业网球而言，如果能够理解网球与媒体的关系，也就等于掌握了理解职业网球运动员开发系统的最佳切入点。这也是本文认为可以深入探究媒体体育复合体生产制造职业网球运动员的“文化路径”，是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取向。以李娜为例，李娜成为中国网球职业化的成功案例，不仅仅体现在夺得大满贯冠军的成绩上，李娜的成绩以及在赛场上精彩的表现，更多的一种勇者、精英的形象元素，除此之外，李娜极具个性的言论、成长过程中的轶事、成功后所获得的财富和地位，以及作为女性特有的话题性都是李娜在职业网坛立足和进阶的元素，这些元素综合起来，良性互动，造就了李娜在赛场内外的双重成功，甚至退役后的李娜也具备优质的无形资产。

三是网球的符号化。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在研究社会经济问题，特别是体育问题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社会学视角，他将这些问题放置在“符号世界”中去剖析。按照布迪厄的思路，当代网球是一个“充满符号以及符号斗争的世界”[14]。在这个世界中，经济资本是人们最青睐的，无论是网球管理机构、赞助企业还是职业运动员，都需要资本的支持，都追求利润(即便不是唯一目的)，而要获得经济资本，需要的一个完整的行动者网络，把运动员作为职业球员看待和深度开发，不仅有助于提高竞技水平，更给各类机构提供了重要的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媒体不仅把费德勒、纳达尔、小威廉姆斯、莎拉波娃、李娜等职业网球运动员包装成“网球英雄”，还发掘出“优雅绅士”“性感美女”“充满个性”等特质，赞助商也在不断寻找符合自己产品形象的职业网球运动员，试图在职业网球运动员和自己的品牌之间建立某种联系，让这种联系发挥情感迁移的作用，影响消费者来购买自己的产品。如今的职业网球赛场，从场边的广告牌，到运动员的比赛服装和运动鞋，再到比赛用的球拍和运动饮料，无不是一个品牌符号的“斗兽场”。职业网球运动员正是这个符号世界中的焦点。

承继上述几点，本文将网球运动全球化中彼此依赖、交相结合的历史、社会、经济变迁要素加以条理化，将媒体体育视为职业网球运动员开发的轴心，将青少年网球运动员培养、职业网球赛事、体育赞助、体育传媒所形成的“复合体制”视为职业网球运动员开发系统的概念性框架(如图2)，其重要节点包括以下几方面:

图2 职业网球运动员开发系统模型图Figure 2 Model of professional tennis player development system

①青少年网球人才培养——职业网球运动员开发系统的重要起点。一个国家的青少年网球人才培养需要成体系。网球管理部门、地方政府、教育部门、企业、网球社团以及社区、家庭等主体都是青少年网球培养体系的重要主体。中国拥有人口优势，却没有体育人口优势，更不用说网球人口优势，在网球基础设施建设、网球培训市场开发、网球教练员培训与能力提升等方面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提升是重要起点。

②职业网球运动员转型——职业网球运动员开发系统的重要转换点。事实上，中国网球运动员的“单飞模式”就是这一转化点的创新案例。从全球职业网球人才市场的常规看，运动员个人(家庭)独自承担训练、比赛、医疗等方面的费用，接受商业赞助，赢取比赛奖金，维持职业生涯。中国独特的举国体制，与职业网球的运行体系既有脱节也有相互转换之处。单飞模式与举国体制之争，本质上是如何界定产权关系，有效推动运动员的职业化转型。

③完整的网球赛事体系——职业网球运动员开发系统的重要粘结点。赛事既是职业网球最重要的赛事，也是青少年网球运动员到职业网球运动员最重要的职业内容。无论是ITF、WTA，还是ATP，无论是青少年赛事、挑战赛、巡回赛、大师赛、大满贯赛，还是团体赛，奥运会及洲际赛事的网球比赛，不同级别、不同网球组织、不同赛制的各项赛事，成为职业网球运动员开发系统的“血脉”。

④网球文化与市场培育——职业网球运动员开发系统的重要增长点。职业网球是现代消费社会的产物，是体育商品化的重要体现。因此，职业网球运动员不是生活在业余体育时代的运动家，他们是以网球为生的网球明星，他们是网球赛事的生产者，他们的开发与成长是建立在网球文化繁荣与网球市场培育的基础上的。缺少了网球文化与市场培育，职业网球运动员也就失去了成长的土壤和空气。

3 我国职业网球运动员开发系统重构策略

原国家体育总局网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孙晋芳认为“中国网球的发展，实际上与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是相同的。现有的体制和政策远远跟不上网球所处的发展阶段，所以改革在当时已是势在必行，甚至未来还要分层治理”。本文认为，我国职业网球运动员开发系统的重构策略，应从思路、体制、机制、路径四个方面系统展开。

3.1 思路：以消费文化的视角转变青少年网球发展之路

职业网球的两个极点是职业网球运动员和职业网球的观众或消费者(见图1)，其它的主体如职业网球组织、体育传媒、体育赞助商、广告商、中介机构都是围绕着两个极点形成的轴心进行运转的。职业网球需要职业网球运动员的“表演”，也需要有消费者观看他们的“表演”并为此“买单”。按照布迪厄等人消费文化的思路，我国青少年网球事业不应该仅仅着眼于培养“专业运动员”后备人才，更应该注重网球消费者的培育。成为职业网球运动员的门槛较高，但成为职业网球消费者的门槛却相对低很多。以前中国竞技体育强调的普及与提高，普及是为了选拔优秀人才做基础，在消费文化时代，普及应该为运动精英、为职业体育表演市场做基础。

3.2 体制：完善“校园网球+草根网球+精英网球”的网球管理制度

职业网球运动员是“精英中的精英”，但精英的存在是以广泛的网球人口为金字塔底的，因此，完善的网球管理制度是职业网球运动员开发的基础。首先，校园网球不应该成为“网球特色校”和“高校高水平网球队”。校园网球的基本功能是人才培养，需要挖掘网球的精神价值和网球的强身健体价值，让网球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方面发挥作用，让未来能成为职业网球运动员的青少年具备更全面的素养。其次，草根网球属于群众体育或社会体育，是一种基于身体体验，一种庶民游戏的嘉年华，竞技不是草根网球的根本目的，追求娱乐才是。草根网球蕴含着网球文化和网球市场，是职业网球运动员最重要的消费市场源泉。加快推进网球社会组织的实体化改革，加大网球场地设施的建设力度，广泛培育网球教练和志愿者，搭建草根网球赛事体系等是草根网球的重要改革方向。最后，精英网球以锦标或金牌为终极目标。作为竞争激烈、全球广泛流行的个人项目，职业网球精英的培育，是建立在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基础上，强调科学化训练与比赛管理，并以成绩为评估标准的领域，应处理好精英网球与校园网球、草根网球的区别与联系。

3.3 机制：理性推动“举国体制”与“单飞模式”的均衡发展

《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明确提出我国竞技体育要处理好“专业体育与职业体育之间的均衡发展”。专业体育意味着举国体制，举国体制是我国职业网球运动员开发的基本国情，职业体育意味着个人独立，是国际上职业网球运动员的培养和开发的主流模式。单飞模式则是我国职业网球运动员开发的创举，举国体制和单飞模式都不是我国职业网球运动员唯一的或“大一统”的人才培养模式。综合对比国内外经验我们发现，举国体制下的专业队，单飞模式下的自组织团队，和国外的个人家庭自费培养、参加网球学校接受培训、接受企业赞助等模式并无本质区别，都是职业网球运动员真正进入职业生涯的准备工作。无论哪一种模式，其根本区别主要体现在产权关系上。这些模式没有哪一个是“万能良药”，只有适合国情，适合个人的模式。理性看待举国体制与单飞模式的争论，并不是二者取其一，而是应该逐渐推行多元化、市场化、社会化的培养方式，以合理化的产权关系作为我国职业网球运动员开发的制度保障。

3.4 路径：大力推进基于产业创新的网球治理能力现代化

职业网球运动员的开发，从更深层面取决于一个国家网球治理能力。现代网球已经发展成标准化、规模化、科学化的文化活动，其产业运营能力就是其治理能力最好的体现。因此，必须着眼于提高网球的产业运营能力。

任何一个体育运动项目的产业体系，在理论上都应该具备完整的产业链特征。首先，这一链条的顶端是职业体育这一高阶的产业门类，以及围绕职业体育的体育传媒业、体育经纪业，其次，支撑这些高端产业门类的是广阔的蓝海产业，包括体育场馆服务业、体育培训业、体育用品制造与销售业、体育健身休闲产业等。职业体育和专业体育的治理主体，都能够在这一完整的产业体系中找到自身定位和发展契机。因此，产业创新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换句话说，我国职业网球运动员的开发有赖于网球产业价值链的延伸，而不是举国体制的市场化延伸。网球的相关行业，特别是技术和媒体，每天都在发展变化。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崭新的思维，创新，突破和更精致的模式正在改变网球的发展动力。“伙伴关系”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整合的伙伴关系将成为常态，并确保整个网球产业产生更大的价值。通过产品和服务的创新，打造品牌吸引力，吸引球迷尤其是青少年对网球的参与度和情感粘性，是成功激活网球发展动力的关键，是职业网球运动员开发系统的内功修炼。

如果非要彰显我国职业网球运动员的竞争力，体现我国网球的话语权，那么，我们需要考虑本土媒体企业和体育企业的扩张问题。放眼全球，任何一项体育运动的发展都是一个权力场，世界各国、各大跨国企业都是这个权力场的竞争者或合作者。中国网球正是中国体育的缩影，在开放交流、对外扩张上的步伐要大于体制改革的步伐。开放的特点应该在网球领域得到发扬，我们看到中国的制造企业和相关赞助企业已经成为WTA、ATP 网球公开赛的重要合作伙伴，但我们还很少看到中国本土的媒体企业或体育赛事运营、体育中介服务机构参与到职业网球赛事和运动员开发事务中。网球是一个全球文化现象，职业网球运动员是一个全球文化商品，单纯依靠国家形象和民族荣誉的符号意义，很难从经济文化上实现增值。本土媒体企业与体育企业的扩张，可以反哺国内网球消费市场和青少年网球发展，有助于我国职业网球运动员的成长。网球的消费者层次多元，对于本土媒体企业与体育企业来说，抓住长尾经济特性，细分目标市场，是重要的运营策略。

4 结语

职业网球运动员既是职业网球赛场上的运动精英，也是职业网球这一复合产业最特殊的文化商品。职业网球运动员的开发是表象、是实务，背后蕴含的本质和规律乃是体育全球化背景下网球运动发展的核心要素——文化资本、媒体体育、体育赞助。这些要素的缺失或局限，便折射出我国职业网球运动员开发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中国职业网球运动员的开发，虽有单飞模式的成功经验，但仍然缺乏清晰的产权关系确立，虽有优质资本和专业赛事运营公司关注高端网球赛事，但网球赛事完整体系发展还存在结构失衡，虽有体育赞助活动发生，但体育中介服务水平限制了将运动员天赋、成绩和知名度兑现、交易和积累的能力。

要重构我国职业网球运动员开发系统，首先要改变职业网球运动员开发的目的，单纯为了培养世界冠军难免会落入锦标主义的陷阱之中，无法保证我国职业网球的高质量发展。中国网球大可不必为了何时出现第二个李娜而心急，也大可不必为举国体制和单飞模式争论不前，完善竞赛体系、优化赞助商计划、打造品牌球星、提高电视转播收入等制度性也不是一朝一夕便完成的。立足当下，我们需要在青少年培养、体育赛事体系、体育赞助与中介服务等多方面的综合治理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