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与“重”的辩证

卡尔维诺指出：文学作为一种生存功能，有时候会“为了对生存之重作出反应而去寻找轻”。即以轻来表现“重”。而实质上轻与重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概念。卡尔维诺在谈“轻”时的开篇也曾声明，他谈论轻与重的对立，维护轻的价值，并不是认为重的美德不重要，不过是因为他对轻更有心得罢了。其实也正因为他意识到了轻与重的辩证关系，他才会说：“我们不能欣赏有一定重量的语言，我们也就无从欣赏语言之轻。”下面要借助这一思维，对李少君的几首诗做一番细读。相信这会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

《暮色》一诗，主题是“乡愁”。然而自乡愁诞生以来，文学家们所用以承载乡愁的意象却多是月光、流水，丝雨、烟波、炊烟、暮云等“轻”质的元素。《暮色》一诗也是如此。先借“炊烟”点出思乡主题，然后径由“步履急切”“惊起飞鸟”进一步加剧这种思归的心理。然而，故乡“愈近，眼底愈是迷茫……”这种感受正与唐人的“近乡情更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而最能点燃主题的无疑还是诗的结句。乡愁，照应千里与迷茫;暮色，照应古老与晚钟。千里和迷茫是空间上的意指，古老和暮色是时间上的意指。暮色是轻质的，乡愁是沉重的。诗人在诗中，其实就是借助空间里的“轻”来写时间上的“重”。这即是一种轻与重的辩证。

《黄昏，一个胖子在海边》写人到中年的一种窘境。从轻与重辩证的角度看，诗歌存在三层意思。第一层是两种现象上的表征：一个是人到中年，体形由瘦变胖;一个是人之渺小与大海之广袤有一个无形中的对比。第二层是两个修辞上的表征：一是以“心碎”之重来表现“喜悦”之轻，然后以漂浮着的“一瓣一瓣”的轻再返写“心碎”之重;二是结尾两行在修辞上表现出非凡的高度与深度。诗人故意烘托人之身躯的“巨大”，而突显星球的“孤独”与“颤抖”，以此衬托人的“重”与星球的“轻”，有意形成一种感官上的错置。最后一个层次是将整首诗作为一个象征：诗人以一个胖子的不堪的人生状态来隐喻人的中年。在诗中诗人已经将“中年”隐喻化了，不妨就称之为“中年的隐喻”。

《神降临的小站》也是一首典型的以小喻大、以轻驭重的诗。从轻与重辩证的角度看，此诗有几个要点可细致分析。第一，诗歌第一节有数个自然形成的对比：其一是“三五间小木屋”与“一两点灯火”的对比;其二是人与蚂蚁的对比;其三是把“无名小站”与“大草原”对写;其四是把小如蚂蚁的“我”以及“灯火”“小木屋”与“大草原”对写。从物的形态方面看，这几处对比都是“大”与“小”的对比，其实亦是“重”与“轻”的对比，它们构成了一个对比的序列。第二，诗歌第一節还有一种内在对比，首先是把小如蚂蚁的“我”与“凛冽的孤独”对写，其次是把“孤独的凛冽”与“内心的安宁”做对比。这是一种对内心的安排，它关系到后面“背景”的次第放开，以及神性的“大北方”在最后的出现。第三，进入第二节，进入“背后”与“再背后”，首先是“背后”之中“猛虎般严酷的初冬寒夜”与所有“再背后”之中或“清晰而空旷”，或“缓缓流淌”，或“一望无际的简洁”，或“枯寂明净”，或“静静闪烁”，或“蓝绒绒的温柔”的各种事物的对写。然后，联系第二节与第三节，那么多繁复的事物之后，最后突然一下子陷入了“空旷”——“神居住的广大的北方”。这种镜头式的转换是震撼的。第四，联系整首诗，从点儿般的灯火到小如蚂蚁的我，到小木屋，到无名小站，到大草原，到苍茫荒野，到低沉的星空与夜幕，到“神居住的广大的北方”，这其中有一个巧妙的推理，从小到大，从轻到重，从满到空，最后从自然到神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自然诗人”最终必然要完成从“自然”到“神性”的过渡。或者从某个角度说，艺术最后的终点必然是“神”， 是“上帝”。《神降临的小站》已经走到这样一种探测的深处。其实，即使从诗人了解自然人生、反映自然人生的角度看，这首诗也达到了一定高度。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发现，三首诗或有以小见大，或有以实捣虚，或有以人或自然走向精神的意图，如《暮色》以“暮色”喻乡愁;《黄昏，一个胖子来到海边》以“胖子”的生存状态喻“中年困境”;《神降临的小站》以“小站”导出“神性”的“北方”，都是从“细小”或“实在”中知觉到“宏大”或“奥义”。虽然也有刘勰所说“称名也小，取类也大”的表征，但在具体的诗歌演绎中，大与小、实与虚、人或自然与精神都是交融在一起的，它们更多的是以“轻”与“重”的辩证来达到一种表现的目的。

赵目珍，诗人，批评家。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