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周作人文艺思想的演变

张晓丽

摘  要：周作人作为现代文学理论建设的奠基人，从五四时期到30年代中期，他的思想从主张“人的文学”发展到“个性文学”，从重视文学启蒙到主张文学无用，表现出了自己独具个性的文艺观。本文试图分析周作人从文学革命运动的斗士转成为寒舍吃茶的隐士这一变化过程，并对其转向进行探源。

关键词：周作人;人的文学;转向;个性主义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24-0-02

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是以“批判传统”的姿态出现的，早在1908年著有《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一文，阐明他希望通过文学的精神活动来解决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接着又提出“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口号等丰富了五四以后现代文学的建设，对新文学的理论建设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也将新文学的发展引向了一个更符合现代、符合文学性的境地。根据三十年代的社会环境、中国文人自古以来乃至五四之后更明显的强烈的责任意识，再加上周作人在五四时期卓有成效的战斗，满以为周作人会沿着这条路越走越远，成为像鲁迅一样的精神战士。但在三十年代他却选择了转向，而且转向的是当时不被左翼作家认同的自由主义，最终成为一名自由主义的精神领袖。

一、从“人的文学”和“平民的文学”到“自己的园地”

1918年12月，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人的文学》一文，树立起其在新文学运动中理论先导的形象。为了将“人的文学”观念具体化，周作人又提出了“平民的文学”。这一时期周作人“人的文学”的主张是以个人为本的，注重把人的重新发现作为文学本质的特征，跟他的哥哥鲁迅一样，提倡新文学的目的在于唤醒“铁屋子”里沉睡的人。随后周作人同新文学运动新驱们高举“人”的大旗，对复古思潮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参与了《新青年》同仁对“黑幕小说”和“鸳鸯蝴蝶派”的批判。周作人也指出“人的文学”要关注物质和道德的，理想和生活的人生的诸问题。1918年12月20日《平民的文学》发表，提倡“平民的文学”，重视记录“普遍的思想与实事”，强调文学的普遍性和大众性。1921年1月，周作人参与文学研究会的创立，成为其重要的成员之一，可见当时周作人是肯定“为人生”的文学主张的，但由于受当时许多非理性知识分子的影响和思想上的制约，这时期的周作人所主张“人的文学”表现了普遍的急功近利。五四风暴过后，学界开始进行普遍的反思，由于过分强调文学的工具化而导致文学发展失去了自己的内在规律，这一直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对新文化运动进行反思的重要一条。随后周作人于1920年1月作题为《新文学的要求》的演讲，剖析了人生派和艺术派各自在理论主张上的不足之处，提倡“人生的艺术派的文学”是“著者应当用艺术的方法，表现他对于人生的情思，使读者能得艺术的享乐与人生的解释。”[1]可以看出，周作人的思想上已经开始发生变化，虽然“为人生”的初衷未变，但少了《人的文学》里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锐不可当的宣言气势，开始转向“为人生的艺术”的思考。这以后“为人生的艺术”和“为艺术的艺术”的思考使他陷入了问题的左右面，并一直困扰着他。

到1923年9月，周作人的文学评论集《自己的园地》出版，继续探讨文学与人的关系。周作人以“自己的园地”作比喻，主张文艺创造要“依照个性”、“表现自己”，保持“艺术的独立性”，“就像自己的园里种果蔬药材还是地丁蔷薇，尽管依了自己心的倾向就是了”[2]。从这种前提出发，我们就不难理解周作人对强权粗暴干涉文艺的反应是如此的激烈，而对于因之孕育出的一味“迎合读者庸俗心理，到处得到欢迎”的文艺作品，周作人判“其文学价值可以直等于零”。同时，周作人在《文艺上的统一》中也告诫“文艺上统一不应有与不可能……希望大家舍弃了统一的空想，去各行其是的实地工作，做得一分是一分，这才是充实自己的一生的道路。”[3]不难看出，周作人反复强调尊重个性，尊重自己，不过是“自由”二字。由此，我们看到“尊重创作个性和自由”已然成为周做人文艺思想中重要的一部分。周作人提倡文艺上的独立自由，反复强调要扼守住“自己的园地”，除了指出这是艺术创作的规律外，同时也主张文艺批判上的宽容。在《文艺的宽容》中指出：“文艺以自己表现为主体，以感染他人为作用，是个人的而亦为人类的……因为文艺的生命是自由不是平等，是分离不是合并，所以宽容是文艺发达的必要条件。”[4]在周作人看来，人是有个性的，一切表现个性的文学应当任其自由发展，要宽容的对待。可以说到1923年低，周作人的文艺思想转变已经完成。

到了30年代，周作人把文学创作的重心放到了散文的创作上，文学理论方面有《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但他的文学史观也是基于“自己的园地”的理论基础，不赞成过于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的言说，是一种淡化社会功利性的文学史观。那么，从“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到“自己的园地”，是什么造成了这种转向？其实这个问题，在周作人题为《两个鬼》的文章里，对“两个鬼”——“流氓的鬼”和“绅士的鬼”的论述中已经有所阐释，为什么会出现这两个鬼，为什么周作人会在两个鬼之间徘徊不定呢？笔者认为原因可以以下几个层面分析。

二、周作人文艺思想“转向”原因探析

李景彬和邱春英在自己的著作《周作人评传》中认为：其一，“兄弟失和”是导致周作人开始走下坡路的重要原因;其二，周作人性情平和，偏于浪漫主义，容易向社会妥协的性格;其三，由于缺少鲁迅所持有的强烈的责任感，故他的评论总是会出现矛盾，他的散文也由浮躁凌厉转向了冲淡平和，有谈虎之中的“阳刚之气”变成了“阴柔之气”。關峰在《周作人文学世界》里曾这样论述：“早在革命文学论争中，初期的无产阶级文学理论家并未能创造性的实践苏联、日本的理论，加之自身理论的局限性，于是出现急躁冒进的倾向，搞宗派主义与关门主义，招致周作人的不满，直到分歧越来越大，进步阶级批评周作人落伍，而周作人也没能在原来的理论基础上向前跨进一步，以致渐行渐远。”显然，外界因素以及个人的性格对其转向起一定的作用，然而笔者认为主要原因还是应该归结到其文学观念上来。1921年，周作人在给孙伏园的信《山中杂信》中写道：“我近来的思想动摇与混乱，可谓已至其极了，托尔斯泰的无我与尼采的超人，共产主义与善种学，取佛孔老的教训与科学的例证，我都一样喜欢尊重，却又不能调和起来，造成一种可以行的大路。”由此窥知，周作人自己对文学的理解与他在五四时期的思想已经起了抵触，以至于后来与三十年代的主流文学思想也发生了分歧。

首先，从文学立场出发，周作人坚持自由主义的信念。他受伯利《思想自由史》的影响，也受蔼里斯“科学精神”的影响，导致他对文学采取的是一种宽容的态度，认为宽容是文艺发达的必要条件。正是这样的态度，五四时期他不像茅盾那样决绝的排斥“鸳鸯蝴蝶派”，而是一种不拒绝的态度。到三十年代，他对传统文学的宽容也就不难理解了，甚至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见解独到地指出新文学与传统文学密不可分的关系。现在看来，其实周作人持的是一种公平的态度，而这种公平的态度是在多元思想价值观念下形成、多维视角的关照下提炼升华出来的。笔者认为这种精神对一名评论家十分的重要，在评论过程中夹杂个人的主观情感是必须的，但是在全盘否定一个事物的同时，应该想到的是这个事物的存在也必有一定的合理性。周作人回归传统被激烈的青年批评是一种退后的表现，但与其说是一种退后，不如说是对传统的一种超越，因为他的视野变得广阔，他的论辩不再只是冲动的产物。

其次，1936年，周作人在《梅花草堂笔谈等》中曾说：“我的偏见以为思想与艺术上的旁门往往要比正统更有意义，因为更具有勇气和生命。”由此可见，他所认为的思想与艺术更有意义并不是对社会责任的承担，追求对社会造成多么深远的影响，而是“勇气和生命”。他之所以看好小品文就是因为小品文不受这样那样的法则和约束，因而显得更加活泼，更具生命力。而当时的左翼作家是以社会责任为前提进行写作的，1932年，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对“载道”“言志”进行了划分，根据他的划分左翼文学应该是属于“载道”文学，听命于各种不属于“以人为中心”的命令，也失去了提升的空间，所以周作人摒弃前期“犀利讽刺”的批判而转向了“平和冲淡”的但更具有生命力的小品文。

再次，周作人一直宣扬回到文学的自身，不能为别的目的而放逐文学。五四文学运动以前，周作人是欣赏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这篇文章的，但是后来，周作人再次回到东京的时候态度却转向了批判。他认为这篇文章具有实用主义的嫌疑，而这种实用主义是对文学精神力量的虐杀。1908年，周作人在《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指出“文章虽非使用，而有远功也”。他其实更看重的是文学的精神意义，也曾多次强调文章在人的精神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意义，“夫固知明美伟者之必兴，愚鄙猥琐者必耗，而亡国灭种之大故，要非强暴之力所能独至也。”[5]这一观点与左翼文学的文章工具的理念是完全不相符的，也成为周作人偏离左翼文学人进入自由主义阵营的一个不可调和的原因。

最后，周作人在他的散文中，也提出自己的文学作品批评观以及鉴赏文学作品的方法。周作人于1949年12月，在《亦报》上发表过一篇读《红楼梦》心得的文章，其中谈到了看书的两种方法“其一，站在外边研究作品，对作品的历史形式与内容加以批判，这是批评家的态度……此外还有一种常识的看法，一样的赏识，他的文章结构，个性事件的描写的巧妙，却有多注意人物与世相，于娱乐之外又增加些知识，这是平凡人的读法，我觉得最为适用。”[6]这可以看作后世研读周作人其人其作的一种方法论，也可得知，周作人始终是以一种士大夫的心态进行文学作品赏析的，所以更没有可能再抱着一颗战士的心去批判。

注释：

[1]许道明.中国现代文艺批评史新编[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28.

[2]周作人.自己的园地[M].岳麓书社出版社，2019：6.

[3]周作人.自己的园地——文艺上的统一[M].岳麓书社出版社，2019：33.

[4]周作人.自己的园地——文艺的宽容[M].岳麓書社出版社，2019：10.

[5]邬国平，黄霖.中国文论选近代卷（下）[M].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689.

[6]郭春萍，石钟扬.一个被遗忘的“红学家”——周作人与《红楼梦》[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2）：134.

参考文献：

[1]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2]许道明.中国现代文艺批评史新编[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