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小说中女性形象塑造的男性叙事谋略

内容摘要：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由于父权统治文化的影响，女性作为自然存在物常常沉浮于男权中心话语笼罩下的日常生活层面，文学创作亦然，始终践行着以男性为中心的性别叙事策略。一代文豪沈从文也难脱离这种模式，在他以湘西小说为代表的文学创作中，女性总是集温婉、美好、向真向善等人世间一切美好意象为一体，借此来安抚男性们处于现代都市环境重压下的烦躁不安的灵魂，这类女性形象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集人世间所有美好为一体的多情少女，另一类是饱经风霜、历经社会底层生活磨练的妇女，二者皆潜藏了他们无从诉说的欲念，夹杂着深刻的男权文化的标识。

关键词：沈从文 湘西小说 女性形象 男性叙事

笼统来说，世界由男与女两大群落组成。自文学诞生之日起，这两大角色便逃不过他们的“法眼”，纷纷自觉“拜”入他们的笔下，男性关注女性，女性关注男性，女性关注女性，男性关注男性，一个人的叙事视角毕竟有限，但“想象性书写”一直充斥在性别意识领域。而女性从来承担的都是能顶“半边天”的角色，她们作为世界的一半，所受到的关注从来也不在少数。中国文学艺术创作，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长期笼罩在男权中心话语中，处处践行着以男性为中心的性别叙事模式，对人性人情极为敏感的沈从文，自然也逃不过这些“窠臼”，在他描摹湘西这块故事性极强的土地时，笔端脉脉含情，神气毕现，人物栩栩如生，形象充实饱满，尤以女性形象最为突出，这些女性形象形态迥异，个性突出，人物形象立体饱满，她们地处社会“边缘”，与“社会性”渐行渐远，但又难逃“社会性”的人生历练，在边缘化的处境下始终保持着人性的本真。

天真活泼、对爱情矢志不渝的翠翠，淳朴率真、善良勤劳的小童养媳萧萧，热情大胆、纯真勇敢的阿黑，美丽大方、骄傲善良的夭夭，勤劳、坚强且又不失生活热情的三三......这一群少女犹如山涧的溪流，她们温柔、纯洁、恬淡、从容，她们平凡但天真无邪纯朴善良，处处洋溢着生命的热忱。这构成了沈从文笔下第一类女性人物代表，这是一群集人世间所有美好为一体的多情少女。她们的社会性并渐渐削弱，逐渐淡化，亦或主动、被动消失，全然呈现出一种自然、健康、美好却不悖乎人性的人生状态。

第二类女性人物代表是饱经风霜甚至沉沦到社会底层的妇女，她们被抛弃，同时缺乏生活自卫和自理能力，如柏子、老气、桂枝等。《柏子》中的柏子被压在生活最底层，由于生活被迫出卖肉体，但却认真经营“业务”，与水手之间的畸形婚恋维持自己的灵魂，他们惺惺相惜，纯洁心灵上油然而生了真挚而热烈的情感，这种情感不用受到道德羁绊和法律的约束。《丈夫》里的乡下妇女则对于自己被抛弃后的妓女生活状态完全适应，全然将这种生活状态当成了一种最普通的职业工作，由于心灵遭遇“新形势”的冲击，她们道德沦丧后变得更加理直气壮：他们丢掉乡下媳妇的羞涩神气，衣着都市人的新奇“派头”，以为那是“变成城里做太太的大方自由”，却忽视了这种“自由”带来的“人性”的毁灭。但故事结局仍然充斥着人性的美好，他们回了家，为了那个尚存的所谓的理想人生的梦。

斯达尔夫人说过：“对弱者的怜悯，对不幸的同情，毫无功利的心灵的激扬，这些比政治道德更符合妇女的本性。”[1]在沈从文的笔下，无论是集人世间所有美好一体的少女，还是饱经风霜、历经社会底层生活磨练的妇女，她们总是充斥着人性真善美的光辉，字里行间所体现出的淳朴善良总是闪烁出耀眼的光芒，他们虽然生活在世间最底层，却人心向善，本心向真，所以总能放射异彩。他自己也说，“天下的女子没有一个是坏人，没有一个长得体面的人不懂得爱情。一个娼妓，一个船上的摇船娘，也是一样的能够为男子牺牲、为情欲奋斗。比起所谓大家闺秀一样贞静可爱的，倘若我们相信每一个人都有一颗心，女人的心是在好机会下永远向善的倾向的。女人的坏处全是男子的责任、男子的自私，以及不称职才是女子成为社会上诅咒的东西。”[2]所以，他“那类增加人类智慧，增加人类的爱，提高这个民族精神，富饶这个民族感情的作品”[3]总是令人为之动容，并且贯穿始终。

但是这种男性视觉下的女性形象真实存在？真有这么美好？托多罗夫说：“构成故事环境的各种事实从来不是 ‘以它们自身出现，而总是根据某种眼光、某个观察点呈现在我们面前。……视点问题具有头等重要性确是事实，在文学方面，我们所需研究的从来不是原始的事实或是时间，而是某种方式被描写出来的事实或事件。从两个不同的视点观察同一个事实就会写出两种不同的事实。”[4]，纵然他的小说中女性总是充满人性的光辉，男性则处于陪衬的位置，但故事本事却是男性本身描摹出来的，男性才是所有故事叙事视角的主角。他写的一切都是男性眼睛里的女人，实质上都体现了男性根据自身需求对女性的期待与规约，在男性视角下女性的本来存在状态，即男权本位文化秩序中的女性生命状态，因而表现出来的不是也不可能是真实的女性主体。

自古以来，中国社会一直在经历主流意识形态的变更，从最初的母系氏族社会到后来的父系氏族社会，一直反復更迭，最终达到男女平等的和谐统一。但在文化中心的更迭看来，尤其是在男权文化的主导下，中国传统家庭伦理秩序是男性一贯扮演着领导者的角色，占据在社会的“上流”，因此绝对话语权不可磨灭与侵犯，因此可以随意按照自我意念进行投射，针对对象便是赋予柔弱纯真角色定位的女性。特别是在现代都市物质文化浸泡出来的各种奢望背景下，使男性叙事者们不得不将融归自然的期望进行寄托，寄托在集温婉、美好、向真向善等人世间一切美好意象的女性身上，因为在这些女性身上，他们可以无限制的想象、追逐一切美好的东西，以此来体现他们的高大，他们的不可动摇。可以说长久以来的文学作品都是在这样的霸权主义形态下生存发展的。当然，女性主义也经历过觉醒，拿起武器抗争过，但相对之下，声音还是有所弱化，相比女性文学，男性文学似乎有着天然的优势，他们可以以单一的叙述视角出发，或站在单一的主体形象为中心的创作立场，也可以借助两性平等互助的观点，总之，男性性别叙事的功力的确强大。

沈从文在小说中尽力讴歌女性形象性格中的“自然美”，而竭力淡化社会性因素，这本身就是一种功利化的重塑话语权。在焦躁不安的都市物欲文化中，男性叙事者们希望摆脱那些尘世纠葛，以此抚慰他那躁动的灵魂，他们在那些纯真的女性身上寻求排他性的精神慰藉来寻求灵魂的出路，因为在男性叙事视角下，女性物化为自然，这种自然美可以给创作主体和欣赏主体的想象空间留有十足的余地，给他们带来一切美好和慰藉。但他们看到的一切美的东西都是作为自然的摹本，而非自然本身，何况女性毕竟不是自然，也做不了自然的摹本。在这种视角下，女性作为物态化为自然的替代物，被放置在被看、被观赏、被同情、被解构的位置上，本身就是在否定和剥夺女性主体作为美的创造者的位置和权力，这种不平等，极大的反衬了男性叙事的话语绝对权，在此种语境笼罩之下，女性终归失去了自己的话语家园，无法独立。而。身处男权社会的文化意识形态的大环境中，一代文豪沈从文也跳脱不出历史的“紧箍咒”，作为男性视角叙事下的女性形象，他笔下表现出来的的众多集世界所有美好为一体的女性主体们，也绝不会是她们本该呈现的本真存在，势必会带有男权文化的印记。

参考文献

[1]刘萌作.思之旅与诗意地栖居—理解华姿》[J].芳草，1998（4）.

[2]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3卷）[M].广东：花城出版社，1984，98.

[3]吴立昌.《沈从文》[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106—191.

[4]张寅德.《叙事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65.

（作者介绍：谢晓薇，雅安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