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芝》：前现代乡村叙事中女性的伤痛与救赎

内容摘要：马拉小说《金芝》以当代人的视角回叙前现代乡村“走马镇”的历史，书写金芝这个女人的伤痛与救赎，呈现中国乡土文明的颓败与回归，反思前現代中国场景中的“一种现实”。这种现实既有作为现代性思想化身的金芝个人被前现代乡村改造的隐喻，又有传统乡土精神在现代文明冲击下从衰败到延续的挣扎与救赎。

关键词：《金芝》 前现代乡村 女性伤痛与救赎

关于中国乡土现实，贾平凹曾谈到，“有四条线共同在村子里起作用，一是基层政权，一是法律，一是宗教信仰，一是家族。‘但当这些东西都起了变化，庙没有了，家族关系淡了，法律也因为地方偏僻而显得松懈，各种组织又不健全，农村的无序便会产生，到那时，一个真正的‘圪梁村也就形成了。”①“圪梁村”是贾平凹小说中“前现代”中国乡村现实的一种符号呈现。马拉小说《金芝》中的“走马镇”与贾平凹的“圪梁村”有着相似性，是其小说里“前现代”乡村的符号象征。从民国时期到八十年代的时代大跨度中，江城的变革风起云涌，走马镇也经历了野蛮与温情，创伤与重生，颓败与延续的历史起伏。而走马镇的这段乡村变革史也伴随着金芝从伤痛、困境到救赎的个人史。

一.“前现代”乡村困境的创痛

马拉笔下所展示的走马镇极为堕落。“那时的走马镇，穷，要是不穷，当年也犯不着跟南溪镇的人拼命，二十多条人命，为了一个湖。”“死人的血流到湖里，把湖面染红了一大片。”②镇上的媳妇们，和金芝一样，大多都是拐卖进来的。走马镇上，乡土精神是隐秘凋敝的。如约翰·基恩所描述的“前现代”场景，“在这个虚构的恐怖之域，一些人毫无忌惮地对他人的精神和身体施加残忍的暴力。他们看上去正在享受这个过程，流露出一种对残忍行为的嗜好。”走马镇弥漫着的是乡间的残暴杀戮、人的强狠与懦弱、观念的愚昧与荒唐。走马镇里没有庙，没有宗教，走马镇人没有信仰。在时代的冲击下，本应遵守的传统文化和伦理秩序颓败不堪，以及随之延伸的乡土淳朴品格、善意和同情等等被忽视或无视，呈现出的是一群脱离乡土道德羁绊的乌合之众。传统乡土灵魂的守护者，变成乡土文化的鄙弃者。无论是三友他爹、马天人她娘还是胡光头夫妇，为了实现家族的繁衍，马家整个家族，加上整个乡村社会和集体的群策群力，将肉体暴力同心理压力施加于一个弱女子之身，孤立、威胁、驯服作为生殖工具的外来女人。

在走马镇之前，生活在江城的金芝爱上牧师丹尼，但无法逾越传统婚姻观，将被迫嫁给老伙计的儿子，已然是女人的不幸。而真正悲剧的开始，却是她在十八岁那年被拐卖到走马镇，被强迫嫁给傻子马天人。英俊温柔的丹尼构成了她对男人的所有想象，而面对马天人，一个流着口水或傻笑或打骂她的傻子，是她悲剧的现实。她拼尽全力反抗屈辱婚姻，保护自己的贞洁。最终，金芝对爱情婚姻的美好憧憬在悲惨地失去贞洁的那一刻消失殆尽，金芝遭遇着“丈夫”非人的虐待。而后，胡光头间接地成为金芝的庇护伞，同时又是一张网，将金芝网在里面，不管她逃去那个方向，终究还是在网中。最终，无处可逃的金芝依入年轻力壮的马天庄的怀抱，一直等待着逃离的机遇。直到新中国成立，金芝的人身获得自由，她以为她终于可以回去了，回到梦寐以求的江城故土。但金芝却再也回不去。遭遇拐卖、强奸与生育的折磨之后，故土对她而言竟成为一种永不可及的地方。法国梧桐和教堂还在，丹尼不在了;江阴的棚子还在，爹娘没了，只有弟弟的冷漠。时代的变迁也无法拯救处于前现代乡村中的女性的命运。金芝只有回到那个自己痛恨的被拐卖的地方，永远走不出“走马镇”那片乡土。

二.乡土的认同与救赎

从江城到走马镇，金芝多舛的生活如一杯苦茶，苦楚透彻人心。在马拉的笔下，沉痛的现实并没有让金芝走向生命的终结，她从未停止过对命运的抗争与救赎。金芝的救赎是他人救赎和自我救赎交织的历程，也是她对乡土认同与建构之路。金芝大跨度的生命长度见证着走马镇乡土文明的温情与美善的回归。

在江城，乱世之中丹尼无法拯救金芝的爱情理想。在走马镇，她苦苦哀求走马镇上见到的每一个人寻求救赎，但她忘记了她被拐的命运、屈辱的婚姻和悲惨的折磨都是走马镇人的群策群力。她的父亲终究没有找到她。也许走马镇的人是残害金芝的凶手，而又是走马镇的人让金芝在“无围之堡”中获得“救赎”。当金芝遭遇非人侮辱时，马家亲戚胡光头夫妇间接给了金芝庇护。马天人娘将金芝视为儿媳妇，只要是金芝没有反抗逃离，她从不亏待，甚至容忍金芝跟马天庄的私情。金芝的爱情破灭后，接受了憨厚真诚的马天庄，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原谅和内心仇恨的化解。直到新中国成立，胡光头势力倒塌，乡村的基层法治恢复，新法和金芝的自我反抗，使她的人身自由和婚姻自由得到救赎。她终于能够回到江城。但江城的冷漠和弟弟的嫌弃碾碎了金芝回归故乡的希望。最终，金芝回到走马镇，马天人娘的一碗面给了她乡土的温情。回归的故土的无望，重回走马镇的无奈，成为金芝寻求救赎之路的最大的精神拐点。

回归失败后，金芝的追求不再是逃离走马镇，而以温和宽容的心态融人走马镇的乡土生活，正是乡村文明的光辉复活金芝灵魂的善与美。金芝跟马天庄结婚，仍帮忙照顾马天人娘，抚养孩子长大;她原谅马春花，给她养老送终;最终，她也化解与娘家弟弟的恨意。金芝在六十多岁的一次假死的经历后能神奇般的有了通灵的本领。她烧纸钱驱除死鬼缠“我”的身;走马镇上人死于非命，她指引他们在山上修庙化解;时常跟立德爷吃斋念佛，而对二婶的迷信活动嗤之以鼻。老年的金芝成为走马镇神灵一般存在的人，守护和救赎着走马镇的生灵。村里开始有庙，有人修佛，基督教也进入走马镇，传统文化、乡土秩序、庄重敬畏感重新回归这片土地。晚年的金芝，“她读佛经，也读《圣经》，去拜菩萨，也去教堂。对她来说，这两个没什么区别，只要死了能上天堂，信哪个都行。”③无论是修佛还是信基督，都是金芝对内心信仰的依靠。少女时代的浪漫爱情是金芝一生最为珍贵的的回忆，而走马镇是她现实生存和救赎的迦南美地。

在马拉的笔下，金芝的救赎史也是对乡土的认同史，这是她人生的无奈选择和归属。金芝在走马镇一步步走回微不足道而温情脉脉的人生轨道。最终是一种近乎斯德哥尔摩般的乡村认同感来救赎自己残余的人生。乡土文化中的宽容道德、宗教信仰、神灵性给了金芝灵魂的安抚。金芝的救赎是寻求自身与强力现实冲突中的一种平衡，这种平衡就是精神的安适。似乎这种平衡的获得，缓解了或是消解了金芝的仇恨、反抗、焦虑与伤痛。无疑，这是作家马拉给小说《金芝》中金芝救赎之路的无奈设定，也是他对前现代乡村悲苦女性出路的实验性解答。

三.乡村女性命运的省思

乡村悲苦女性的出路问题是中国现实焦点之一。纵观中国乡土小说，鲁迅的作品《祝福》，鲁迅对祥林嫂出路的探索透彻骨髓，深入灵魂。“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④无论是代表儒家祭祀文化的鲁四老爷家，还是宣扬佛教救赎信仰的柳妈，亦或是小说中作为先进知识分子的“我”，都无法给出拯救命运祥林嫂的解答。祥林嫂在“疑惑”、“恐怖”“失神”之后，终于梦碎，走向了生命的陨殁。鲁迅对祥林嫂的现实出路与灵魂出路的探寻是彷徨的。同样，贾平凹小说《极花》中女性胡蝶与马拉小说中的金芝有着极为相似的遭际。胡蝶被拐卖到圪梁村的生活与胡蝶梦回城市得到救赎的场景，最终展现的却是胡蝶无处安放的灵魂。“《极花》讨论的是最后的乡土和最后的农人如何在当下生存下去的故事，而在胡蝶身上所赋予的无处皈依的撕裂感和漂浮感，是贾平凹对转型之下社会现实既无序亦无解的认识。”⑤“《极花》只是呈现了这个时代中的痛楚，却无力找到消除痛楚的利剑，更为无奈的是，连造成痛楚的原因都模糊了。”⑥贾平凹依然给不出前现代乡村中人物的出路。无论是鲁迅还是贾平凹，在乡土小说中所展现的是一种文化态度的迷茫和乡土出路的彷徨。然而，呈现人的焦虑、矛盾、痛苦与挣扎，深刻展示现实的荒诞困境，反思与探寻人与现实的出路，正是文学现代性特质的表現。马拉小说《金芝》以对传统乡土文化的认同来实现金芝命运救赎，以传统道德精神来消解苦难与困顿。那么，这种自我消解的取向是否是悖离现代性价值，将自我的尺度退回到传统价值？前现代乡村女性命运是否能在传统价值中寻找到出路，达到真正的救赎？这仍然是尚待探讨的中国现实一隅。

四.结语

对人性、生存、文化等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与反思，一直是马拉小说的主题。从《未完成的肖像》到《金芝》，都表现出强烈的现实关注。从《金芝》这部作品中，可以看到他对现实的提炼与介入性体验已经有着相当的自信。马拉以现代人老丁、老谭和老余的故事穿插在老马“我”所讲述的奶奶金芝的故事中。故事时代背景不同，老丁讲的是关于王阳明与老禅师的故事，谈到了人性问题;书法家老金的遭遇之苦的故事;老谭讲述的关于老周对信仰追求的故事，都与金芝的故事有内在的联系性。每一个故事是一种横向的组合式关系，带有传统到现代的转喻型修辞。小说的后部分，走马镇上，失去的传统、秩序、敬畏感重归乡土，金芝在那片土地上追求自己的信仰最终圆满。这就是马拉对前现代中国乡村的出路的隐喻。虽然这种出路仍然值得反思，但是，不得不说，马拉用处于前现代场景中一个女人的故事，将读者的思绪从传统延展到现代，让《金芝》这部小说具有了厚重的历史感和深刻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马拉.金芝[M].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16（6）.

[2]毛亚楠.贾平凹：《极花》不仅仅是拐卖和解救的故事[J].方圆，2016（16）

[3]孔令燕.回不去的田园：《极花》之痛[N].光明日报，2016-05-10.

[4]鲁迅.《坟·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2）.

注 释

①毛亚楠.贾平凹：《极花》不仅仅是拐卖和解救的故事[J].方圆，2016（16）：68

②马拉.金芝[M].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16（6）：47

（作者介绍：张辉，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中西方文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