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渐”以来布依族民间文学发生发展调查研究

罗仕杰

摘要：布依族是一个历史悠久，拥有灿烂的文化的民族，布依族的文学的发生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其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西学东渐”以来，布依族文学随着时代变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西学东渐”成为布依族民间文学史的一個重要转折点。本文试图从史料的角度，以时间为序，对“西学东渐”以来布依族民间文学发生发展展开调查研究。

关键词：布依族 西学东渐 民族意识

布依族是我国多民族大家庭里的一员，主要聚居在贵州省黔南、黔西南两个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以及周边地区。根据汉文史料记载和民族学研究，布依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的越人。《隋书·南蛮传》记载：“南蛮杂类，与华人错居，曰蜓、曰儴、曰俚、曰僚，具无君长，随山洞而居，古先谓之百越也”，这是较早记录百越民族的古籍。诸多百越民族从地理位置分布看，分布在今天广西北部和贵州南部的部落常称之为“骆越”，而布依族就恰好主要分布在这些地区，故布依族来源于“骆越”的一支。古老的文明，孕育出灿烂的文化，布依族从古至今涌现出大量优秀的民间口头文学作品，这些作品都是时代的产物，反映时代历史变迁。

一、“西学东渐”前期的布依族文学

长期以来，布依族人民过着自给自足，封闭的生活。在明代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粤西游日记》记载：“盖上流（今天红水河上流）即土司蛮峒，人不敢入”。今贵州南部、西南部广大布依族地区在明代隶属广西承宣布政使司泗城州管辖，所以《粤西游记》所记录的多是今天贵州省黔南、黔西南两大布依族聚集地。清代“改土归流”之前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贵州布依族地区还实行高压土司管理制度，颁布“蛮不出峒，汉不入境”的禁令。因此，曾经的广大布依族地区是相当封闭的，与外界交往甚少，民间文学作为上层建筑是受到经济、政治基础决定的，如此封闭的地区，文学自然得不到滋长的土壤，文学类型显得单调，内容单一。远古时代至封建时期的布依族民间文学作品主要分为以下类型：

（一）反映远古时期创自立业、开天辟地、万物起源的神话和古歌

在布依族人民看来，世界起初是一片混沌，对大自然充满无尽的窥探和思索，这种原始愿望和意志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这就形成布依族先民口头文学创作源泉。具体神话代表作品：《混沌王》、《洪水滔天》等。布依族古歌，布依族叫“温消关”，意思就是先辈的歌谣，具体代表作品：《十二个太阳》、《造千种万物》、《祖王和安安王》等。

（二）反映古代阶级社会时期生产劳动、山川风物、民族节日传说和爱情叙事长诗

如果说，远古时期的文学作品是反映当时人民即兴而作和企图解释自然现象的民间叙事，那么古代文学作品就是在此基础上，带有鲜明的阶级色彩，阶级生活的创作。布依族进入阶级社会后，反映生产劳动歌、山川风物、民族节日传说和爱情生活叙事长诗就被不断的丰富起来了，表现生产劳作的歌：《种稻歌》、《棉花歌》、《造酒歌》等；表现山川风物传说：《黄果树瀑布的传说》、《三郎山的由来》、《铜鼓的来历》等；表现民族节日传说：《三月三的由来》、《查白歌节》等；表现爱情生活叙事长诗：《造月亮》、《金竹情》等。

这个时期的布依族民间文学，其内容反映的多是一种原始性和阶级性，是对原始社会生活现象的解释和对万物起源的思索，及宗法阶级意识的再现，具有鲜明的阶级色彩，浪漫主义占据主导地位。虽有部分反抗封建阶级的口头作品，但是那是一种存在于封建体制内的文学，是在封建制度权力保障与束缚之内的文学。总体说来，这个时期的布依族民间文学作品，继承浪漫主义的传统，现实主义意识表达不强，对民族情怀，家国意识的认识不到位。

二、“西学东渐”后布依族文学：保障与束缚的解体

1840年，西方帝国主义使用暴力打开中国的国门。强势的文化输入，资本主义经济入侵，逐步把中国一个独立的封建主义国家变成一个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地处我国西南边陲的少数民族——布依族，也面临着更加严重的灾难，一方面要面临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榨，一方面要面临西方帝国主义势力的入侵。据民族资料记载：“鸦片战争后，随着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源源不断的传教士进入中国，一步步扩张到贵州省罗甸、册亨等广大布依族地区”，布依族人民彻底的进入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

有压迫就有反抗，太平天国革命，给各族人民树立榜样，也极大鼓舞布依族人民，人民积蓄多年的怒火终于爆发了。据民族资料记载：“1854年独山县布依族人杨元保领导布依族为主的少数民族大起义，率先拉开反封建反帝国的序幕，从此，‘千里苗疆，无不响应，起义的号角吹满整个苗疆，沉重的打击了西方列强和清朝统治者，此次大起义发生在清咸丰、同治年间，史称‘咸同起义”。在布依族人民的英勇的斗争中结束，狠狠的打击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侵略，体现布依族人民坚强不屈的革命意志和爱国情怀。在此期间涌现出许许多多反帝斗争的故事，如：《杨元保的故事》包括《割草》、《修桥》、《点兵》、《智取》等篇；《杨元保的故事》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是“官逼民反”的典型，成功的塑造布依族农民领袖反压迫的形象。太平军李文茂转战贵州后，也留下许多民间故事，如：《太平军智取独山城》、《十二楼台山》等民间口头文学作品。

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后，英法两国势力迅速入侵中国西南各省，据民族资料记载：“1899年贵州省册亨县发生水灾，传教士用低价收购布依族人的土地，使布依族人民变为他们的佃户，压榨布依族人民的劳动价值”。教堂所在地区，传教士常常挑拨民族关系，散布谣言，挑起民族仇杀，为了笼络人心教堂还开设学校、医院，教堂的学生只能读圣经，习教义教规，实则是为了扭曲布依族人价值观，从而达到他们殖民统治作用。

1902年，以壮族、汉族等组成的“广西会党起义”推进贵州南部布依族聚集地，得到布依族人民的支持，挫败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1906年，布依族人罗先发组织布依族人民起义，打着“反清灭洋”的口号，沉重打击统治者。流传在今天贵定云雾山《罗华先的故事》包括《龙眼金鱼显灵》、《石桥斗神父》、《营盘坡上智败官兵》等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故事比比皆是。这些故事比较古代社会的神话、传说故事更具有时代性，现实性。

1911年辛亥革推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是官僚主义的统治，并不能改变布依族人民的被压迫的现状，地处边陲布依族人矛盾繼续激化，社会秩序混乱。其中控诉和谴责统治阶级的迫害的一面的民间口头作品道出人间的苦如：《最大的不平在人间》、《我比黄连苦十分》、《穷人歌》等。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布依族人民有了思想的武器和有党的领导，他们不断揭竿而起，同压迫者进行英勇的斗争。1949年布依族地区全面解放，在党的领导下摆脱贫困和灾难，步入康庄大道。在这个时期，特别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布依族地区播下革命的火种后，布依族人民的思想有了质的飞跃，布依族人把人民军队看作是救星，布依族人用饱满的热情欢歌红军，涌出许多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天桥》、《鱼水情深》、《木姜子》、《两根青线》等。

“西学东渐”以来，布依族人民参与的各种社会变革运动，人民日益高涨的渴求独立，当家做主的强烈愿望，使得布依族民间文学如雨后的春笋一般迅速涌现出来，其文学样式更加丰富，从单一表现原始文化的神话、传说、古歌和阶级社会的民间故事，转变到增加了戏剧、民间说唱等形式。其内容的选择更加贴近现实，具有更强的战斗性，民间文学的自我选择与关注也有更高追求，摆脱了仅仅局限于种族、家族范围的民族个体身份，更多的是去关注个体与社会（国家）现代契约精神。

三、“西学东渐”对布依族民间文学发生发展影响及意义

历经原始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洗礼再到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布依族人民，民间文学发生巨大的转变，用全新的姿态，积极的面貌将布依族人民精神风貌展现的淋漓尽致，对于布依族人民来说这个时期的民间文学更像是一场民众的狂欢，在狂欢中上层与民间，统治者与民众的边界逐步得到消除，因此这一个时期的布依族文学对现实的反映更为深刻，更为彻底，具有更强战斗性。

纵观整个布依族社会发展与布依族民间文学的演变，社会的发展推动布依族民间文学形式与内容更新，为布依族民间文学注入新鲜的血液，并指引新的发展方向，成为一面旗帜，唤起有识之士揭竿而起推动社会的变革。

“西学东渐”以来，旧传统的颓败，千百年来束缚人民封建思想得到解体，革命的思潮彻底涤荡在中国大地的每一个角落，地处偏远、文化边缘的布依族人民也自觉的融入时代变革的洪流之中，在这场变革中，布依族人民第一次摆脱长期笼罩在布依族人民思想观念的家国同构的宗法制度，具有人与人，人与社会（国家）共同体的意识和现代国家的想象，个体的命运与社会（国家）的命运紧紧的相拥的转变。而文化是人民精神的结晶，社会意识的反映，这个时期布依族民间文学就紧紧扣住时代启蒙思想，布依族民族民间文化就是在这种批判与反思中创作出来，表现出强烈的家国情怀，荣辱相依的伟大理想。因此，“西学东渐”不仅给布依族人民带来精神上的解放，同时也给布依族文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使其具有更强大的生命力。因此，它对布依族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学史来说都是具有非凡的意义。

参考文献：

[1]赵桅.百越文身历史及意义探析[J].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36（04）：91-94.

[2]廉健.贵州一览[G].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3]周原春等.贵州近代史[G].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

[4]布依族简史[G].贵州人民出版社.

[5]饶任坤，陈仁华.太平天国在广西调查资料全编[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