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本角度重塑内河与民生关联
——福州内河综合可达性研究

高榕蔚

(福建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福建福州 350001)

0 引言

福州曾被称为“东方威尼斯”，因其内河在密度和类型丰富度上全国罕见，与城市生活关联度极高，是宝贵的城市生态景观与文化资源。但近数十年来，福州城市却失去了内河这个独特景观与文化标志。1990年与2011～2013年，福州曾两次针对水质的内河提升整治，而民调显示市民生活同内河的联系有限，除了几条重点河道，内河水网仍没有整体融入城市生活。水质下降不可避免带来了这样的改变，但使得福州内河在市民生活中失去存在感的原因不仅仅是水质。目前，福州正在进行最新的第三轮内河整治，政府与市民都寄予很高的期待，而国内外目前从人本主义规划角度探讨城市网络状内河公共空间体系复兴的研究较少。基于此，本文提出综合可达性概念，即以文献调查、实地调研、访谈和问卷的方式，从民调出发研究提高内河综合可达性的途径，建立初步的评价体系框架，为新一轮的内河整治规划建设提供数据支撑、参考和佐证。

1 福州内河目前概况

福州水网密集，是许多人对这个城市难以忘怀的印象。福州有2200多年的建城史(最早的城池建于汉朝(202 BC))，据宋梁克家《三山志》载 ，那时的河道就计有247条。足见福州内河之多，是大多数城市不可比拟的。2011年列入整治范围内有107条主干内河，总长度超过244km，宽度从3m到140m不等，可以说是星网密布，整体网络可分为六大水系①白马水系(13条河道)、②晋安水系(23条河道)、③磨洋水系(12条河道)、④光明港水系(7条河道)、⑤新店水系(12条水道)、⑥南台水系(40条水道)。图1显示了2011年纳入的107条主干内河的所在位置，也是本次内河体系的研究区域；图2显示了主干内河水系的具体分布(闽江与乌龙江属于外江系统，不在本次研究的内河范畴内)。

图1 研究区域示意(红色圈内)

图2 福州城市主干内河水系分布图

而且，福州内河类型丰富度全国少见，随着城市的发展而不断演变，可总结为4种类型：

(1)冲积平原自然形成：起因于古时海平面的下降而产生新的冲积平原，小的支流汇集成为河道或湖泊。

(2)护城河演变：随着城池扩张，城墙不断外扩，护城河新挖，原来的护城河随着新城墙筑立又成为城内河流。福州最早的护城河出现在西晋太康三年，从汉朝到明朝，计有6条护城河形成城中河。

(3)冲沟演变：福州具有典型的河口盆地地貌特征，三面环山，山洪从冲沟流进闽江，随着城市用地扩张，部分冲沟进入城市建设区域成为内河。

(4)人工运河：为了满足水利、行船、泄洪等需要，运河被人工开凿出来，比如大庆河和白马河的中段(白马河最早在晋朝被开凿用以调蓄西湖)。

综之，福州内河体系就是由多样的类型带来多样的河网水陆景观。密集、景观丰富的内河长期以来都曾是福州城市的重要标志性特征，即便到了今天，也具有巨大的潜力。

诚然，良好的滨水空间能为城市带来种种益处，但人们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亲近河畔吗？这样的河道复兴目标在中外文献中被强调为联系度[1-3]。马歇尔(Marshall )批判悉尼达令港因其大量增长的游客量而被广泛认为是成功的项目，但从更广的城市文脉来说，它同城市分离与孤立开了[1]，换句话说，人们知道有水在城市里，却感知不到水在哪里，这恰恰也是中国许多城市的问题，他强调了“re-join” 重新连接，利用建立步道网络将滨水空间重新融入城市的肌理中。沙姆斯丁等(Shamsuddin) 赞誉首尔的清溪川就是“re-join”——水空间与城市重新连接的典型案例，上方移除了高架，重建古桥，河流连接了首尔古城墙、5个主要的寺庙与4个城门，整体形成城市里最具活力的场所[3]。

其实，研究城市内河的复兴目标就是研究如何将内河与城市重建联系。联系度是一个比较抽象难以度量的概念，更高或更好的联系度可以由更多的“到达”来反映，所以，正如巴贝多与拉姆吉迪(Baradaran、 Ramjerdi)提到，重建联系就是增加到达，即可达性的问题[4]。

2 福州内河到达意愿的变化历程

人们到达的意愿是受什么影响的？各个阶段是如何变化的？笔者分别以文献调查，电话访问、上门拜访老人等方式，同12位不同年龄段的人士进行了深度访谈，人们对内河的到达意愿呈现出很多水质之外的影响因素。

2.1 繁华的水岸空间， 强烈的达到意愿

20世纪50年代前，福州内河的可达性可从诗文、历史文献中探知。宋代诗人龙昌期在《三山即事》里写道：“苍烟巷陌青榕老，白露园林紫蔗甜。百货随潮船入市，千家沽酒户垂帘。”其实，最早的福州城内河道主要用途为军事防御，只是在唐代以后，货物贸易开始发展，商品、生活用品的运输开始依赖内河河运， 船只川流不息。在清末，福州靠水运已经成为国内最大的茶叶和木材集散市场。新港河在清代被指定为中国与琉球群岛之间的唯一贸易通道。这时候的内河相当于城市道路系统，同市民生活有极高的关联度。同时，内河被寄予了丰富的人文情怀，驿站、桥梁附近的水岸空间极为繁华，多有供人休息的凉亭与庙宇。

福州的内河为潮汐河，随着闽江的涨潮而补水，随着闽江的退潮而退水，每日两股不同方向的水流随着外江的涨退潮而冲撞激荡。水的流动在中国文化中象征着财富的运势，合潮所在地为激荡地气、财源滚进之地，故而，城中合潮处成为闽商活动中心。1840年前后，福州三捷河合潮点岸边建立了“金融公会”和“商事研究所”，河畔专修了亭台供祈福用，人气极旺。独特的合潮现象在20世纪50年代后消失，以致访谈中仍有数位年长的受访者感叹这一奇观消逝的可惜。

2.2 到达意愿随着水质变差而下降

通过文献调研与访谈调查，得出20世纪50年代后人们主观上的到达意愿。现今，65岁以上的受访者回忆起内河都带着极大的热情。 如受访者陈先生、吴先生和张女士，先前家附近就有城中小河，给他们留下亘久难以泯灭的记忆。因为他们在孩提时代就是在这条内河中学会了游泳。内河在潮湿闷热的福州起着天然空调的作用。 夏天中午钻到水里，泡到傍晚才肯出来，晚上全家端着碗坐在河边吃饭，吹着凉风。

陈老先生回忆，小时候每年的端午节，大人们在茶亭河上划着龙舟穿过安泰河，最终达到西湖的壮观场景一直让他印象深刻。这些论述都证明内河体系起到了文化载体与公共空间的重大作用。

随着1958年，福州市自来水系统的建立，居民对除井水之外的家边水源珍惜度下降，同时居民开始使用煤球，对闽北水运而来的木材需求降低，导致内河水质在20世纪50年代后开始走下坡路。“70年代出现臭味，80年代鱼虾消失。”相同年龄段的访谈群体表达出相似的叙述记录。

2.3 河岸空间变化使水质改善后到达意愿反而进一步下降

1996年第一次大规模的内河整治后，水质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好转，但受访者对内河到达意愿却似乎反而严重下降。

出生在1982年的蔡女士，至今仍深刻地记忆湖前河的变迁。她每天步行去上小学都会路过湖前河，当时河水又臭又黑，但即便如此，孩子们仍然聚集在河边。各种绿植与小草从自然斜坡岸堤的毛石堆缝里长出来，很多人会到河边去采野草，这是夏天最好的凉茶。水比较浅，有些人还会穿着专门的衣服下水捉喂鱼的蠕虫，晚饭时间，河边都是妈妈们此起彼伏地喊自家的孩子回去吃饭的声音。当她上初中，也就是1996年时市政府投入了5.5亿元进行河道治理，其中2.3亿元用于水质改善，监测显示水质达标率在一段时间内从25%达到了50%，而且，还为了考虑安全性筑造了栏杆与普遍的硬质驳岸。但是，蔡女士的回忆，护坡被混凝土硬化，从斜变直，植被消失，高高的栏杆建起，整治之后的内河变得“严重不受欢迎了”“人们无法亲近河边，再也不想待在河边”。诚然，这种想法不是全体住民的想法，但却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内河体系的可达性在水质部分改善后反而下降，另一种角度证实了内河的可达性应包含多种维度的观点。

2.4 伴随着大量的城市建设，内河可视性不断降低，交流空间丧失

20世纪80年代末期与90年代出生的受访者对内河的描述更多地出现了不甚了解的态度：“没太注意，不知道在哪里”，或家边有河的就是匆匆路过而不知觉。从这个年龄段的论述中可以窥探，内河在视觉上的存在感严重降低情态。 1998年福州市全面开始内河引水冲污工程，水质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随着城市建设加速，临路的河道整体空间标高较低，在道路上通行的人不容易看见内河，而河畔驳岸又以直立式居多，易被树木挡住，或是河流在一排房子的后面流过(图3)，行人极易忽略一侧树丛或一排房子后面存有河道。若在车、步行道上横穿河道，桥梁的样式一般缺乏个性，不易引起路人关注。其他不临主路的内河藏在社区内，非附近居民也很难特意进入小区发现内河。 原来内河承载的生活交流空间功能彻底丧失。

图3 福州城市内河“藏于”社区中，可视性较差

3 综合可达性概念的提出

基于以上定性访谈，同时，针对福州内河分布均衡、密度大，即在空间分布上的可达性有先天优势，笔者认为，宜采纳国内外文献中对可达性的广义定义，即采用内河的“综合可达性”理念重塑内河与民生关联。

在现有的外文文献中，没有一个普遍的可达性定义，不同的学科强调不同的方面，总体来说，该定义可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类。汉森(Hansen)在1959年首先定义了可达性为一种连续变量(狭义)，通过计算从一个起点(比如住家)开始，一定距离内的活动(如工作)数量，并将该数量除以其间的旅行时间后来衡量[5]。这个狭义定义广泛运用在交通与土地利用规划领域，中文文献中的可达性则多用于评价学校、医院、消防设施、紧急避难场所、绿化空间等公共资源[6-9]。针对城市河流，顾西西等从居住空间、交通方式、街道网结构3方面研究，提出提高上海苏州河空间可达性的建议[10]。牟奇玲基于ArcGIS平台，采用最短距离分析法、空间阻力分析法与空间两步移动搜索法，对上海市全市市级河流与区级河流进行了空间可达性评价[11]，这些都属于可达性狭义概念范畴。

卡普隆(Capron)在2002年定义了广义的可达性(public accessibility)，即一个场所接纳多样使用与多类公众的开放与友好程度——良好的可达性不仅反映了人们到达的方便程度，也反映在人们对达到空间的意愿。这个意愿会受到个人因素，如年龄、性别、职业、收入等影响，同时受到目标空间与管理等多要素的影响[12]。皮特施等人对明尼阿波里斯河进行空间可达性和使用的指标研究，收集12h、24h以及36min内步行、骑行或车行分别达到指定位置的人数，用以衡量基础设施网络的服务程度，认为，更好的交通与区位并不一定指向更多的达到，即供应者忽略了使用者的角度[13]。

帕萨谷拉里等(Pasaogullari)认为交通与心理可达应该结合，成为开发空间的基本考虑[14]。克洛斯特(Kloster)于1987年提出，滨水空间心理层面的可达性应该给予高度关注，人们是否在区域里感到舒适，是公共空间发展的关键[15]。除了空间与心理维度，视觉维度也被强调[12，14-17]——场所是否能从近处与远处容易看见，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单纯由软件模拟出来的可达性会与真实状态有所差异，因为交通以外的心理、视觉主观因素也会影响地区活力。

综上可见，目前较少有关河流与滨水空间的研究采用广义可达性概念，即使有车越等建立了上海苏州河的公众可达性的综合评价指标，涵盖空间、视觉、通道连续性和设施四大方面，采用了广义可达性的概念[16]，但苏州河是外江，空间情况与内河差别较大。基此，本文在访谈与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研究福州内河应采纳广义可达性概念，即“综合可达性”，包括空间、心理和视觉3个维度。

4 福州内河综合可达性情况调研结果与评价体系框架的建立

在3个维度确定后，笔者通过进一步有针对性的实地调研以及半结构访谈、细化3个方面具体的影响内河综合可达性的指标分项。访谈分为同河岸边行人游人的随机访谈与现场之外的针对性访谈。对象包括现场市民与规划设计从业人员，即从使用者与规划者双方面的角度，通过归纳与编码(coding)提取出了空间、视觉和心理3个维度下共33个具体的综合可达性影响分项。这33个具体项由内容分析法，即受访者共提到两次及以上的项目被提取出来后再辅以文献校核得出(33个分项呈现在表1中)。

表1 33个影响分项的旋转因子矩阵(通过varimax旋转>0.40的因子载荷都被标亮，归于该因子当中)

接下来，再由使用者对着33项进行问卷打分，用李克特量表探寻分项指标的权重变化，1代表这一可达性影响项目重要性最低，5代表重要度最高。分项权重得出后，即可得出初步的综合可达性评价体系框架。问卷填写对象需是福州常住人口或在福州生活两年以上的居民；其中的网络问卷由电脑或手机填写，通过论坛与微信传播，共完成423份问卷。然后，在423份问卷数据分析基础上，探析目前水网的可达性程度与影响原因。

为检测问卷定量数据的可靠性，本研究进行了克隆巴赫系数检测(Cronbach's alpha)，剔除13份选项相同打分的无效问卷后Alpha值为0.992，接近1，说明数据具有良好的可靠性，如表2所示。在此前提下，笔者接着进行相关性分析、频率矩阵分析、因子分析与聚类分析等。

表2 克隆巴赫系数检测(Cronbach's alpha)结果

其中，问卷调查的第一部分为基础信息，包括性别、年龄、住址与工作。填写问卷的女性有255人，占60.28%，男性168人，占 39.72%，年龄分布见表3，除了11位填写者住在闽侯县，其他都住在主城区内(包括鼓楼、台江、晋安、仓山区)，其中232人住在鼓楼区(55%) ，43人住在台江区(10%), 73人住在晋安区(17%) ，64人住在仓山区(15%)。填写者的职业分布广泛，共有超过50种的职业种类。

表3 问卷填写者年龄分布

问卷第二部分,探析民众使用内河河滨空间的情况，包括到河边的目的、时间、方式等，结果印证了访谈的实效度——内河整治后整体水网可达程度不理想，且各区情况相似。

图4 城四区问卷填写者到达河边的频率情况

SPSS相关性分析用来探求问卷填写者去河边频率与其家离河边距离的相关性。探求结果显示，有57位选择经常去河边的人中有51人从家步行到河畔在10min内，占89.5%，但是38位选择从来不去河边中有24人(63%)，以及210位偶尔去河边中有128人(61%)也可以在10min内步行到达河边。Spss的相关性分析认为的常去河边这个选项与 “可以步行5min到达最近的内河”与“可以步行到达最近的内河5～10min内”这两项检测相关性P值都小于0.5，说明走到河的时间(交通方便度)和是否达到内河没有显著关联。该结果可说明两点：一是整体内河的可达性现状不理想；二是从来不去河边的市民中有很多住的距离内河也很近。此见，距离近在福州内河的可达性里面的作用没有常规认为的大。走到河边的时间和去不去内河没有显著关联，切实印证了访谈体现的市民生活与内河联系度较低的问题。

第三部分为33个影响分项的李克特量表，了解每个单项影响综合可达性的项目权重，在剔除13份打分全部相同的无效问卷后，发现单从33个选项里克特量表得到的平均分来判定选项的重要性并不严谨 ，每项选择4与5分的比例高低序列与平均分高低序列不同，而因子分析法可以从研究变量内部相关的依赖关系出发(人们打分项的互相联系)，把具有错综复杂关系的33个变量归结为少数几个综合因子，更能简洁地反映重要性的层次。因子分析法可以将初始数据被少数几个因子反映与描述，每个因子可以通过提取核心共性来解释和命名，方差贡献越大的因子越重要[18-19]。本次研究通过因子分析可以找出影响使用者选择，或者说，影响内河综合可达性的主要因素。在进行因子分析之前，KMO(Kaiser-Meyer-Okin measure)检测值为0.920, Bartlett's 球体检验p值接近于0，拒绝各因子数据间相互独立的假设(如表4所示)，说明数据间有很好的相关性，适合做因子分析。

表4 KMO 检验和Bartlett 球体检验结果

旋转因子矩阵(rotated factor matrix) (表1)显示了项目的因素负载。多轮spss实验后，数据用α因子提取法(Alpha Factoring)，进行方差最大旋转，可得出较好的7个可解释因子。这些公共因子在总方差贡献率的比重为56%。

第一个因子占总方差的15.2%，属于市民在进入河滨时的基本要求，包括水和空气质量、树荫、座椅、卫生条件、照明、厕所等要素，可命名为基础需要。这个因子是政府对内河项目的首要考虑点，也是2011年整治完成的主要内容。

第二个因子占总方差的11.6%，包括步道系统的连续性、公共交通与停车的方便程度等，可命名为河滨空间贯通性。

第三个因子占8.9%，囊括了河的可视性、自然驳岸与历史文化有关的选项，可命名为文化与视觉审美。

因子4命名为“活动和聚集场所”，占6.6%。 这表明如果因子中的基本设施为前提已经配备，额外的活动设施和聚集空间将进一步有利于河流的可达性。

因子5可命名为商业设施，占5.3%，包括“沿岸有商铺”和“商铺业态种类多样”。

因子6可命名为与空间网络的连接，包括相邻干道与其他公共场所等，占4.6%。

因子7与滨河步道本身的质量有关(4.1%)。

如果在未来的研究中需建立具体的内河综合可达性评价指标体系，以上的方差比例(权重)可成为制定各要素权重值的参考。更高的权重意味着市民观点里拥有更高的重要性。以上数据分析，可以明显看出，因为福州内河本身良好的分布，与空间网络的连接在福州显得不那么重要，因此排在了因子的第六位。而第二与第三因子将是目前内河项目除水质等基础要素外的重要抓手。同时，卡方检测和聚类分析显示出老年和青年人在去内河的目的、活动内容上有较明显的不同，但在李克特量表上的打分没有显示出明显的不同，年龄不同的问卷填写者观点较为相近。基于此，初步的福州内河综合可达性评价体系框架即可得出，同时可以得出，在第一因子达成后，河道空间贯通、内河绿道网的串联是最紧要的、也最易出效果的举措。

5 结论

以上的研究还是有许多局限之处，比如，样本的年龄分布不均等问题在未来的研究中应继续完善。尽管如此，笔者在实地调研、访谈、市民诉求调查后也积累了较详实的资料与研究成果，可初步总结出现阶段提高福州内河综合可达性，让内河真正回归福州人城市生活的路径：

(1)内河河网步道串联形成绿道网

调研得出，民众对贯通性的要求仅次于水质，可见市民对此的需求度之高。本次研究为福州将内河与其他绿色空间串联成为串珠公园这一规划策略提供了科学支撑。福州目前正在积极地利用其得天独厚的自然山水条件，福州中心城区内的于山、乌山、屏山、金牛山、金鸡山、牛岗山、烟台山等丘陵公园以及西湖、左海的栈道与密集的内河步道织网勾连，之间的道路屏障多通过天桥打通，让城区绿色开放空间的均好性大大提高，目前的跨区域连续步行道长度多在5～10km，市民对已建成投入使用的环山连水步道系统反响热烈，研究再一次印证了民众对这一举措给予极高的认可度。

(2)河网“亮相”出来

城市应该见山见水，可视性、与城市景观的结合是市民诉求里比较强调的部分。正如沙姆斯丁(Shamsuddin)对马来西亚吉隆坡河的描述，其滨水公共空间角色的失去开始于街区、道路与建筑布局将河岸视为“后院”[3]。福州过去也是这样。由于种种原因，福州城市的建设布局一度将内河视为灰色空间，将其与城市景观剥离。而在目前的有利条件下，新区的道路设计应以内河网为骨架，路网走向布局遵循于河网，旧区的城市更新也应以河网“亮相”为目标，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征迁挡河建筑，同时强化标识系统，让在城市道路上活动的人们看得到内河、感知得到附近就有内河。

(3)驳岸尽量自然化

访谈结果也说明，驳岸对亲水感影响很大。人工、直砌驳岸拒人千里，而自然形式的驳岸下的河滨才更有利于成为公共活动空间。《福州市内河驳岸标准样式导则》已进行了研究修订，在仓山、晋安等河道两岸空间较为充裕的区域，正在更多地建设生态驳岸。

(4)极大地挖掘恢复河畔文化空间，推广内河文化，让内河重新成为城市文化载体

福州的许多文化传统、风俗与民间信仰都与过去的临河生活有关，几轮的整治在一开始都同步进行了较密集的媒体宣传与呼吁，但之后又渐渐消声。目前，多渠道的、长期性的公众宣传正在增强，保护与适当复建庙宇亭台等文化设施势在必行。将空间场地与文化记忆重新关联，通过新媒体渠道让年轻一代在情感上与内河建立关联，才可让内河在文化生活中得以重生，得以共生。

(5)本次从民众需求调查出发的人本主义研究方法，也可在其他城市的相关公共空间规划研究中运用。

本次研究为目前福州全覆盖、多专业、系统化的新一轮内河整治提升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民调佐证。福州在近几年着重拆迁了百万平米的“挡河”建筑，力度极大，在全国具有一定示范意义，即本文内河综合可达性因子的第二、三因子提升后，福州内河的综合可达性将得到显著提升，能切实加强民众的生态建设获得感，重塑福州临河生活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