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作家朋友

吴宝三

“函授”小说的作家航鹰

在同诸多作家、学者的交往中，信件往来不频，但每封给我的信写得最长、文字最多的，当属著名女作家航鹰。我不止一次对文学圈里的朋友极其认真地说，写小说，航鹰给我上过“函授”课，众友皆惑。

航鹰，原名刘航鹰，她是新时期崛起的代表性女作家之一，曾以多部小说和影视作品享誉文坛，她是山东平原人，我的老乡。航鹰，1959年入天津人民艺术剧院舞台美术班学习，1963年在天津工艺美院舞台美术专修班进修。历任天津人民艺术剧院舞台美术设计、创作室编剧，天津作协专业作家，天津作协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1970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中篇小说《前妻》《枫林晚》《东方女性》，剧本《婚礼》，电视剧本《乔迁》。其中《金鹿儿》《明姑娘》分获1981、1982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反响强烈，后搬上银幕，轰动全国。

1978年春天，我的朋友——北京电视制片厂编导室高时英、段吉顺筹拍电影《婚礼》，邀请编剧一同来到渤海之滨的兴城改本子。这位编剧，便是天津人艺的航鹰。我那时在一家刚刚复建的林业部疗养院工作，因受唐山大地震的波及，住在办公室东侧的简易泥瓦房子里，家刚刚搬入，屋内一片狼藉。听说京津来了三位文化人，有主演《上海姑娘》的演员，有《一盘未下完的棋》的导演，又有专业剧作家，对这个从未来过名人的小地方，不啻是发生一场不大不小的“地震”，前来围观的男女老少，奔走相告。

记得这几位文友在我家吃过一顿饭。其时，我生活的那个辽西苦得很，似乎弄了四菜一汤，高时瑛大姐还亲自动手做了一盘土豆沙拉。以水代酒，招待生活比我优裕得多的客人，颇觉寒酸。那时，我的三个女儿都小，又吵又闹，饭吃得一塌糊涂。特别是与航鹰初次见面，我和爱人很觉过意不去。航鹰却不以为然，像走亲戚般唠家常，十分随和，一再说，有孩子的家家如此！她善解人意，后来给我的信中，几乎都提到如何照顾她的两个孩子。著名作家蒋子龙曾要她在女作家和家庭主妇中间选择一个，航鹰的回答是：“宁可影响前进的速度，必须肩负两个担子。”

几年过后，心血来潮，我拿起搁置多年的笔试写了一篇小说，并附上一封短信寄给航鹰——我以为她在《新港》杂志社当编辑，近水楼台。很快，她给我回了信。让我不敢相信的是，这封密密麻麻的回信，竟写了十一页，三千余字。她向我爱人和孩子问候之后，写道：“捧读大札，十分高兴。可以说，我的创作生涯，是从《婚礼》起步的，曾得到你的热情支持，终生不忘。因前几年孩子缠身，近年来又穷忙，竟未和老朋友通訊，思之愧然，来日方长吧！”

接着，对我的小说从主题到主人公的刻画，从结构到情节进行了剖析，她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谈得入情入理。信中说，“有个不成熟的想法。事有凑巧，我从前曾想写个类似的人，是我团一个演员。一次下乡演出，观众太多，挤昏了一个小孩。他是运动员出身，跳下台去到人群里举孩子过顶，一直举着挤着，直到人群散去。后来剧团要树他为‘讲用标兵，问他当时举孩子时想没想起过‘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他说没有，哪有心思想这些！只想用力举着，别挤死孩子。这个人还办了许多‘不识抬举的事。现在你已经写出了人物的影子，我就把这个素材提供给你。”

经航鹰的“函授”指点，我对原稿推倒重来，几易其稿后，航鹰又在个别地方加了说明性语言，太省略的地方，又做了强调和渲染。按时下所说的，经过一番改头换面的包装，这篇小说在辽宁的一家刊物上刊登出来。小说发表，倍受鼓舞，我自以为得道成仙，于是乎，用一周的时间，又炮制出两篇小说，同时寄给航鹰。

航鹰在复信中感叹说：“我十分佩服你的干劲。”对这两篇小说又不厌其烦地逐一提出具体修改意见，再次进行“函授”。我把修改后的小说稿寄去，她提出意见，如此往返了几个来回。直到我改得已无情绪，心里暗骂这小说劳什子，再也不写了，就把稿子扔到了一边。过了不久，航鹰又给我一信，信中说：“前些天，看了你在《人民日报》上发的诗（《古城》《温泉》二首）很喜欢。你写诗真有两下子，还是专门在诗园里闯一闯吧！”

我欣然接受航鹰的忠告，再没有写过一篇小说。

几十年过去，我出了20几本诗集、散文集之后，才悟出航鹰的那封信的弦外之音，说出了我不宜转道写小说的潜台词。我如果当时有自知之明，第一篇小说发表后就应画个句号，让航鹰中止“函授”才对。

去年，我约上兴城作家周锦文、李昀等，去天津参观由航鹰创建的颇具规模的近代天津博物馆，她亲自去车站接我，令我感动。在车站去住地的汽车上，我对航鹰说，你还记得当年函授小说的事儿吗？她一怔，接着我俩哈哈笑了起来，笑得车上的人皆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初识毕淑敏

虽然我亦在文学圈里，然而，认识小说家毕淑敏却在我女儿之后。那年开全国第七次作代会，在北京工作的女儿到驻地北京饭店看我，正是开饭时间，我让她到餐厅里来。老半天不见人影，我打手机过去，她说正和毕淑敏老师唠嗑呢，我不无奇怪地问，你认识吗？女儿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告诉我，早就认识，是在电视里。你们会议代表佩戴胸卡，众里寻她千百度，见到全不费工夫。待我见到女儿，她绘声绘色地向我描述：毕老师和书上的照片一样，齐耳短发，皓齿明眸，温文尔雅，整个一个大家闺秀。当和她说我是您的热心读者，追星一族，毕老师很惊讶的样子，说了一句：“是吗？”声音细而低，仿佛不相信有人会把她当成“星”。

不想过了三年，北京几位作家来黑龙江参加漠河文学创作基地揭牌仪式，其中便有毕淑敏。在机场出口处，一位中年女士迎面走来，我一眼便认出了她。“你是毕淑敏。我来接你。”“是么？”那神情有几分惊喜，像一个没出过远门的天真烂漫的小姑娘。我们就这样相识了。

夏至前夕，全国各地来冰城夏都的人蜂拥而至，我陪同毕淑敏一行从哈尔滨乘火车去漠河，我们没买上卧铺票。哈尔滨铁路局一位文友在乘务员宿营车安排了铺位，并自告奋勇当向导。行前，我向大家介绍了这位文友主编的一本书，书的前边有我写的一篇赋作为序言，毕淑敏看后，对书和这篇赋赞赏有加，几次提及。在北去的列车上，乘务员对作家们照顾得十分周到，车上安排了两餐东北饭，大家吃得很开心。毕淑敏小声对我说，不管餐车还是座席上，东北人吃得挺隆重。我笑了笑说，对你隆重是因为你名气大呀！她连连摆手，戏谑道，这是你用那篇赋换来的吧！

二十几个小时的旅途中，不时有人来找作家，或签名或合影，毕淑敏总是以礼相待，无一谢绝，即或有人将她的作品张冠李戴，她亦不介意，很有分寸地更正，给对方一个台阶下。列车长感慨道，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上个月也是我的班儿，软卧包房有位女歌星，嫌乘务员送水送勤了，十分不耐烦，哐哐关门，关得山响，吓得谁也不敢去了。

是夜，在江边举行北极光节庆祝活动，前排是各级领导座席，作家们的座位在后面。颇有讽刺意味的是，领导们纷纷从前排到后排来找作家签名。毕淑敏见来势迅猛，有点招架不住，对我说出去方便一下，边签边退，突出重围。漫步村中的土路上，我们边走边聊。我对毕淑敏讲，连王蒙先生都那么赞赏你的小说，读者岂能不找你签名？毕淑敏想了想，十分平静地说，布恩·塔金顿是那么有名的作家，两个女孩虔诚地索要签名，当发现不是她们要找的作家，当众用橡皮擦掉签名，令这位大作家所有的自负和骄傲瞬间化为泡影。所以，知名也罢，不知名也罢，要时时告诫自己，别太把自己当回事。我顿时无言以对，不是为这则小故事，而是为毕淑敏的内心独白深深震撼。

我们一行人当夜住在一艘江船上。一条又长又窄的跳板放下来，走在上面直呼扇，腿脚利落的年轻人像走平衡木，女士们却惨了，脚穿高跟鞋，一个个狼狈不堪地从跳板爬上甲板。船舱里十分简陋，有点像五十年代东北的那种大车店，把几位女同胞安排在一个小屋里，这就是雅间了。我有点儿过意不去，一再抱歉。毕淑敏笑道，很好了，体会体会头枕黑龙江的波涛，够浪漫了！天上下起了雨，甲板上没有灯光，难寻卫生间，毕淑敏不但没说一句抱怨的话，反而对我说，人家一下子接待这么多人，不容易，心中挺感动的。

尽管在漠河逗留的时间不多，日程安排得很满，但毕淑敏执意去看看迟子建的母亲。我陪她来到迟家，迟子建的母亲很高兴，把晒干的小白鱼儿分成两包，一包给女儿捎去，一包送给毕淑敏。毕淑敏谢道，真是意外收获，我享受女儿待遇了。

毕淑敏回到北京后，先后给我写来两封热情洋溢的致谢信，并托我转交她题签的读者向她索要的两本新著。

“富有爱心和奉献精神的人，永远值得和他交朋友”。一位名人说过的这句话，让我想起曾在青藏高原当过兵，现在玉泉山下默默笔耕的当代作家毕淑敏。

创作《赵尚志》的作家王忠瑜

早春二月的一天，旅居美国的著名诗人满锐打电话来，电话中几次问及王忠瑜先生，并嘱我转达问候。放下电话，我伫立案头，向远方眺望，窗外的雪花纷纷扬扬，但见王忠瑜——这位已届朝杖之年的和蔼可亲的老者，在漫天盛开的雪花中微笑着向我走来，我禁不住忆起和先生相处的二三事。

20世纪80年代初，在哈尔滨市耀景街16号的文联大院，作为业余作者的我前去《北方文学》送稿，第一次见到仰慕已久的著名作家王忠瑜。他谦虚随和，不善辞令，既不张扬也不推銷自我，似一位含蓄内敛的教书先生。我调到省作协工作后，友情的序幕便拉开了。我俩同在一个党支部，经常一起开会、学习，一起参加文学笔会，一起去农牧区采风，一起出席各种社会活动，因而我们成为忘年交。

2001年初冬，我们一起去北京参加第六次全国作代会。大会安排我俩住在同一宾馆的同一个房间，房间里两张床，王老执意让我住在里面，他住靠近门口这张床。我说你年龄大，万万使不得，他一字一板地对我说：“我年纪大，睡觉比你轻，夜里起夜不惊动你。我住门口无妨。”不容分说把我按坐在里边的床沿上。就是在这个房间，我们唠家常里短，谈创作人生，有时一直聊到东方发白;就是在这次会上，王老向我介绍了许多作家朋友，大多是五六十年代崭露头角的著名作家，其中不乏获得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的大腕。让我汗颜的是，他不厌其烦地向人家介绍我，弄得我手足无措。这虽然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却可以看出王老的胸襟和品格。

记得一年夏天，我偕王忠瑜等老作家去小兴安岭采风。当地人知道王老不但是著名作家，还是著名书画家，纷纷请他写字，留下墨宝。那天晚上，偌大的招待所会议室里挤满了人，不论是官员还是宾馆工作人员，竟然在王老的写字桌前排起了队，这让我想起“三年困难时期”人们抢购匮乏商品的场景。令人惊异的是，大家几乎都请他写“鹰击长空”这几个字，何也？苇河林业局党委书记激动地说：“我是读着《鹰击长空》这本书长大的，多少年来，书中最可爱的人一直激励着我。”王老从晚上八点多钟一直写到深夜，大家还都不愿意散去，我只好出面挡驾，才替老先生解了围。直到现在，人们还常常说起，王老师仲夏时节挑灯挥毫，累得满头大汗，连喝口水的空儿都没有。对这样一位不辞辛苦、没有一点架子的平民大作家，林区上下无不交口称赞。

众所周知，王忠瑜先生创作了一部反映东北抗联英雄事迹的长篇小说《中国的夏伯阳——赵尚志传》和《总司令的悲剧——赵尚志传》，这是《赵尚志》长篇小说的上下集，由黄河文艺出版社出版。这部作品首开反思民族悲剧、反思民族英雄悲剧的文化思潮的先河，广大读者被这曲高昂的悲歌所打动。著名作家魏巍看完这部作品，在《人民日报》撰文，称“这是一部歌颂抗联英雄的内涵丰富的力作”。后被改编成8集电视连续剧，轰动全国，一首《嫂子颂》唱遍大江南北，久唱不衰。该剧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文化部“飞天”奖等多项大奖。这部电视剧一下子让导演、主要演员，包括《嫂子颂》的演唱者李娜一举成名，而许多观众却不知道我们这位编剧。当电视台记者采访王忠瑜时问道：“他（她）们都火了，你火没火？”憨厚的王老心平似水，认真答道：“我没火，我还是我。反正作协的人都知道是我写的。”多么可爱的一位长者。让我感到自豪的是，我同王老多次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不管走到哪里，只要介绍这是写《赵尚志》的作者，人们无不肃然起敬，而王老总是不好意思地摆摆手道：“不值一提。”一笑了之。

近几年，我和王老来往甚密，差不多每个月都通几次电话，大多恳谈与文学有关的话题，时间长了，彼此惦念，就是没有什么事，也打个电话相互问候一声，可谓君子之交淡如水。有件小事至今难忘。一次，我去看王老，临别，他送给我一盒从安徽老家带回来的绿茶——霍山黄芽，大大的一铁盒，我心想，放在旅行袋里得占多大的空间，这般年纪上下火车，随身携带大包小裹，怎么比得了年轻人？我颇感动。茶盒上图文并茂，一幅“八大山人”的画，一首七言绝句：新芽吐露在三青，两叶微开捧一针。古贡皇宫陪帝后，今有百姓待朋宾。这茶在我心里，已经无关乎品级、无关乎金钱了。王老先生大凡张口不离文学，言必谈创作，他操着家乡的方言道：“这茶虽不是极品，却可以喝出一颗雅静淡定的心，但愿能给你带来平和的创作心境。”

前几天，省作协邀集在哈尔滨的老作家聚餐，我又得以和王忠瑜先生坐在一起，大家频频举杯，共祝新春佳节。

面对神采飞扬的忠瑜老，我深深思索：一个作家，50年创作生涯马不停蹄，奔向一个目标，心灵禁不住为之震撼。我端起酒杯，不无动情地说：“王老师，您这50年写得太累了！”王老站起身来和我碰了一下杯，说了一句话：“你我从相识到相知，不会以为我唱高调吧？人生不是享受，我想的做的是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社会和人民。”

说得何等之好！在我眼中，王忠瑜先生是文学园林中的一棵常青树。哦，好大一棵树！

责任编辑  乔柏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