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浑源州志》载图之历史文化特征

孙智勇

山西大同大学浑源师范分校社科部，山西大同，037400

地方志作为地方性百科全书，其承载的历史及社会文化价值向来为世人所关注。晋北名城浑源的历史文化积淀厚重，古代方志编纂源远流长。入清之后，《浑源州志》编纂进入了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受清代社会不同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及编纂者个人认知差异等因素影响，清代《浑源州志》在体例和内容上均发生了较大程度的调整。“郡国之书，志道其详，图举其要”[1]，作为《浑源州志》重要组成部分的州志载图，其编纂也随之经历了较大发展，对州志载图中蕴藏的历史文化因素进行挖掘探讨，有利于拓展对浑源地方历史及学术研究的视野和丰富当地州志文化的内涵。

1 现存三部四版的清代《浑源州志》

通过整理现存山西省浑源文献，发现清代大规模重新官修州志有三次，形成了三部四版的《浑源州志》。

其一为浑源州知州北平人张崇德纂修、延安推官浑源人赵开祺参订、儒学学正(官名)永和人刘芳后校订的上、下二卷本《浑源州志》。该志于清顺治十七年(1660年)开始修纂，至顺治辛丑年(1661年)，即顺治十八年刻印。该志的《后序》由赵开祺于当年九月(辛丑菊月)题作，《叙》由张崇德于十月(辛丑孟冬)题作。全书共有十纲、三十八目，附著四十条，较之明代万历四十年(1610年)由奉直大夫浑源州知州汜水人赵之韩编次、乙酉解元山阴人王浚初纂修的二卷本州志，纲、目均有创新。但由于清初浑源饱经战乱，史料散失严重，又成书匆忙而疏于考证，该志总体上略显疏略。

其二为浑源州知州泰兴人桂敬顺纂修的十卷本《浑源州志》。该志书于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开始修纂，至乾隆癸未年(1763年)，即乾隆二十八年付印。该书的题《序》有两篇，分别由大同府知府松花人嘉祥于当年暮春三月题作和由桂敬顺于当年夏六月题作。该志将从明代弘治六年(1493年)至顺治十七年(1660年)一百六十八年间三部旧有《浑源州志》中的五篇州志《序》附于嘉祥与桂敬顺题序之后，组成了新的“序文”体例，分别为：明弘治六年(1493年)本董锡《序》和闾钲《序》、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本颜守贤《序》和李尧年《序》、顺治十八年(1661年)本张崇德《序》。该志共分为三十一门，现存乾隆二十八年刻本和同治九年浑源州知州孔广培增刻本两个版本。孔版志书基本上是桂版志书的翻版，只是在志末增加了其所作的关于重修浑源州城、设立同善堂舍材会、重建孤贫院及文庙和表彰节烈妇女孝子顺孙悌弟义民等的五篇志《记》，故可以认为是同一部的不同版本。

其三为浑源州知州贺澍恩纂修的十卷本《浑源州续志》。本次修志是时任山西巡抚曾国荃在该省历经丁丑年(1877年)和戊寅年(1878年)两次特大灾荒之后，担心文献散失无征，因而在全省大力倡导并强制各地修志的背景下政令推动的结果。浑源的这次续修州志，阵容庞大，在贺澍恩主持下，专门成立了设有纂修、总勘、总校、总理等九个分工部门共计152人的纂修团队——修志局。该志于光绪六年(1880年)开始修纂，于光绪七年(1881年)完成并刻印。全志共分十一纲、十四目，另附目一。该志载记内容相比前两部州志增益很多，体例上也有很多独到之处,凡是条目繁冗的一概归列。

2 现存清代《浑源州志》载图梳理

经过对现存清代顺治本、乾隆本和光绪本《浑源州志》的载图进行汇总梳理，发现：三部州志共有载图32幅，其中顺治张崇德本州志载图最少，只有4幅，占三部州志载图总数的12.5%，乾隆桂敬顺本州志有图最多，为19幅，占三部州志载图总数的59.4%，光绪贺澍恩本州志载图9幅，占三部州志载图总数的28.1%。详细信息汇总如表1。

表1 清代《浑源州志》载图统计表

3 现存清代三部《浑源州志》载图之历史文化特征

“地图作为地方文献的特殊载体之一,具有地方文献的根本属性——地域性,从不同的地图名称上能清楚地反映出某一区域范围的地理位置、地形地貌、气候灾害、建置沿革、特产资源、名胜古迹、文化环境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2]这三部清代《浑源州志》的载图一定程度上将浑源的地域文化进行了直观呈现，但绝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个表象认知上，还应透过这些载图的历史文化符号，挖掘其潜在的历史文化特征。

3.1 载图数量和内容变化体现务实的编撰理念

“史不必图，志则非图不明，”[3]方志中，必须文与图结合才能称得上完备，这是古人修纂地方志的一个重要观念。从上文载图数据可知,清代这三部浑源方志的编纂者对舆图的作用是有一定认识的，正如桂敬顺本人在《浑源州志凡例》中所述：“古人左图右史，图考不可不备。”[4]252

在州志编纂中，载图数量的多少和内容题材的选取都有编纂者的深意，受到当时政治需求与文化认知的影响。比如：顺治张崇德本州志舆图绘制显然是受到了明代浑源州旧志的影响，对比现存明代万历四十年(1610年)赵之韩编次、王濬初纂修本州志所载疆域、城池、州治、学宫四图，除州治大堂和内宅阁楼两处名称不同外，顺治本和万历本四幅载图几乎完全相同，甚至连编载顺序都一至。“明代方志编绘者往往从地方政治的角度规定地方舆图编绘的图幅和次序”[5]，清初张崇德本完整复制明万历本载图,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受此传统思维的影响。明末至清初之际，作为九边重镇之一的大同镇地区战事更加频繁，浑源紧临大同镇，军政是第一要务。所以在该州志载图尤其是疆域、城池图中，将山川河流、堡寨墩台、道路险要、仓储及军政要地一一标示清楚，次序上也由总图到分图，依据军政实际需要排列，其政治性和实用性十分明显。

这三部州志载图中的务实性理念符合中国古代制图传统。比如传统方志中“中国地图采用不同的方位，是中国制图工匠从使用目的出发的方位观”[6]。如上文中提及的清顺治张崇德本州志《疆域图》中，整体方位呈上南下北，左东右西格局，如同站在浑源盆地的北山上以州城为中心对全州各地俯视，各关防险要立体呈现，标示文字也为正常竖读，一目了然，便于军事指挥；而乾隆桂敬顺本州志《州境全图》中，整体方位呈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的平面格局，城池位于地图的正中央，地图中各寺院宫观、名胜古迹等建筑物标示的文字与城池城门方向一致。观看地图时，需要以城池为中心旋转观测，犹如出城郊游。这些都兼顾了使用者的实际用途。再比如传统地图绘制中就有计里画方法，“到光绪年间,计里画方法在方志地图中比比皆是,应用非常广泛”[7]。清光绪贺澍恩本州志《州境全图》中就采用了这一方法，将全州境内的城堡、关隘、村镇、集市、坛庙、铺递、道路、山、水用近乎现代地图的标识进行标记，每十里为一方，同时对疆域四界、图标意义进行注释，方便了普通民众的使用。

3.2 正八边形龟城城池墙体建筑蕴含中国传统文化哲理

关于浑源州城的墙体形制，前述三部州志中只有顺志本和乾隆本附有载图，并有史志记录，光绪本则无载图。对比清顺治张崇德本州志和清乾隆桂敬顺本州志城池图可知,浑源州的城池墙体建筑形状特色鲜明，为几乎接近标准平面正八边形制的龟城结构。龟形城池在全国本就不多见，据吴庆洲教授考证，“目前已知龟形城有二十多座”[8]。而象浑源州城池样式的正八边形龟城更是绝无仅有。

浑源州城建成这种形制的原因历来众说不一，有“随形”说和“防洪”说。俞莉娜女士在《明清浑源州城初探》一文中，就将浑源州城建成八边龟城形制的原因归结于“浑源城八边形城墙轮廓的形成，是因地形因素和防洪目的两方面原因所致”[9]。这一点，在清代的顺治本和乾隆本《浑源州志》中都可以找到证据。顺治本上卷《城池》目中就有关于浑源州迁城和筑城原因的说明：“浑邑故城在州西二十里横山左侧，峡水绕城环流。每值霪雨，泛涨为患，浸没城隍。且土性湿卤，民不堪居。迨至后唐，相今形，脉从东南来，结为立形如龟，东西高下，可奠民居，遂徙筑焉。城肖其形，雉堞屈曲，宛若负书状。”[4] 163乾隆本卷二《城池》门中对此也有说明：“旧城在州西横山左侧，峡水环流。值霪雨泛涨，城多水患，后唐时，徙筑今治。地脉从东南来，结为立形如龟，城肖其形。雉堞屈曲，宛若负书状。”[4]268从文献记载中不难看出，浑源州迁筑新城是为躲避水患之因，所以新城选址肯定要考虑找一块地势较高之处，这样才更有利于防洪。浑源的地形本就东高西低，恒山北麓东坡附近的这块高地之上的平坦之处自然就成了首选。于是依形而建，形成龟城。但是，这里有一个明显的问题，如果浑源的州城是“随形”而成的自然形态，那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成为一个近乎标准的正八面形。这显然不仅仅是依自然地形而建那么简单的，而是加入了人为的主观因素，也就是说刻意建成这样的。故而，也就有了“风水”说。比如吴庆洲教授在《中国古代城市规划设计哲理研究——以龟形城市格局为例》一文中就提出：“由记载可知，浑源州城原常受洪灾，后以风水思想，选址于一山丘上建成，这山丘形如龟，城中间高，四周渐低，形如龟背，故以八卦形建成，‘宛若负书状’”[8]。

笔者认为，对浑源州这座平面正八边形龟城形制建筑的成因考量，不能脱离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如果仔细查看顺治本《浑源州志》中的疆域图，就会发现：浑源州城除正南方外，东南、正东、东北、正北、西北、正西、西南皆有河流环绕，而正南面是恒山和唐峪口，可以说浑州城七面临水，极具地利防御优势，易守难攻，这是城池建筑追求的最核心的功能。再者，七面临水建城，取水便捷，有利于发挥城池的生活功能。其三，临水建城还须考虑水涝灾害的发生，旧城就因为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好，而水患不断，终被废弃。基于此，新城选择在地势较高的恒山北麓东坡附近。其四，对于新址，古浑州人民显然也是做了认真考虑的，“相今形，脉从东南来，结为立形如龟”[4]163这个“相”字，已然不是简单查看之意了，是对选址地形地物判断吉凶祸福的风水推演技巧。由此，也就明白文献中屡次提及地脉的问题了。在传统文化中，“龟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崇高地位，在中国古代有诸多展现”[10]，古人认为八卦也是由神龟负洛书而得到启示所诞生的，浑源州城建成正八面龟形后，“雉堞屈曲，宛若负书状”[4]268，取意正在于此，寄托了神龟负八卦以镇水、以祈求长存的愿望。其五，作为传统民俗文化，浑源的民间故事中早就有关于浑源城池和街道为“龟背蛇街”之说，而浑源地处北岳，位于坎位，为玄武之象，“浑源城为龟形，龟能镇水，且是寿长的吉祥物；蛇能避邪挡水，又被誉为‘小龙’。龟蛇合为玄武，是极为理想的图腾象征”[11]。其实，对玄武的崇拜，从当地祠庙建设中也可见一斑，在顺治本和乾隆本州志载图中，都可看到州城北城墙上正中之地建有供奉着脚踏蛇龟的真武大帝的真武庙(又称元帝庙、玄帝庙)。可见，这座奇特的城池建筑吸吮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乳汁，承载着古代浑源人民对美好和安定生活的祈盼，显示了古代浑源人民的智慧。

3.3 为恒麓书院单独绘图，突显大力倡导文教的思想

上述三部州志的载图中，除将传统上象征文化教育的学宫、魁星楼、文昌阁和文昌宫等绘图载入外，光绪本州志还为恒麓书院单独绘图，并在州志中详加记述，对恒麓书院褒奖之意溢于言表，突显出当政者意欲振兴文教的强烈意愿。

明朝时，浑源州由于地处明蒙边境之地，长期受战乱冲击，文化教育自明中期后就一蹶不振。清顺治五年(1649年)冬十二月，大同镇总兵姜瓖发动“戊子之变”，反清复明，浑源州人方应祥响应。起义失败，浑源州惨遭清军屠城，其后，浑源教育更是雪上加霜。至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浑源州已是学宫颓废，典籍无存，全州七所社学居然仅修复马王庙社学一所，而原来名震一时的翠屏书院、凤凰山书院和石溪书院也早已毁弃，科举考取功名者无几。面对此情境，时任知州的桂敬顺不禁哀叹：“浑源科目莫盛于金天会以后明正德以前，嘉靖迄本朝二百余年间何寥寥也？岂文运与地气相转移？信有其说欤？”[4]310通过对金代之后浑源州志中科举记述情况进行梳理，可对其文教发展一窥端倪，具体如表2。

表2 清三部《浑源州志》浑源州科举情况

表2中，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浑源州金代考取进士最多，甚至还有状元；二是在清代顺治、康熙、雍正三个时期连同拔贡、恩贡等加在一起，才有7人获取功名，而进乾隆朝之后，则突飞猛进，光文武进士就增至14人，其中文进士10人，武进士4人；文武举人126人，拔贡16人，优贡4人，恩贡169人，其中文举人41人(加副榜及恩副榜)，武举人83人。总体上，浑源的文运自清中期之后发生了重大提振，一时之间，英才辈出。三是清代考取举人以上功名者中，武科比文科多。

清代中后期浑源州文教的振兴与恒麓书院兴起关系密切。“可以说浑源清朝所有的进士、举人和贡生(指在书院建立之后)，几乎都在这座书院读书进学”[12]。恒麓书院原由浑源知州龙云斐首倡于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但一直未能实施。直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知州桂敬顺有感于浑源文教衰微，并认为这是可以改变的，“然亦在有志者鼓舞振兴之耳！”[4]310于是立即着手正式创办了恒麓书院，意图倡导振兴浑源的文教。之后，又经知州严庆云等募资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改扩建，恒麓书院规模渐成，经费充足，师资雄厚，学风大振，没几年便有一大批士子先后科举得中，其中不乏封疆大吏，诸如被称为廉吏能臣典范的河东河道总督栗毓美等。“署东旧有恒麓书院学舍九间，经费支绌，人材隘养育，公倡捐俸银四百两，劝谕绅民捐资，于东门外创建恒麓书院，修学舍五十六间，置经费二千六百金。自是科甲蝉联，文风尤丕振焉。”[4]576

3.4 祠庙、寺观众多，展现了当地宗教文化的影响广泛

在上述三部州志中，共载记祠庙、寺观多达72处(重复不计)，在州志载图中列出的有28处，其中州志中单独载图的13处，载图中标记的15处。梳理情况如表3。

表3 清代三部《浑源州志》载录祠庙、寺观统计表

表3中的数据信息揭示了清代浑源州宗教文化的盛行和影响。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三：一是政府鼓励和提倡。上表中有相当一部分祠庙、寺观是配合清政府更好地推行封建纲常礼教，“明礼仪而敦风化”[4]169加强对人民的精神麻痹和控制而由政府主导兴建的。比如北岳行宫、学宫、先农坛、社稷坛、风云雷雨山川城隍坛、历坛、城隍庙、关帝庙、马神庙和文昌宫等均由政府主导建设并定期祭祀，贺澍恩本《浑源州续志·田赋》中明确载记了每年政府用于祭祀的花销：“本州文庙春秋二大祭银四十两，崇圣、名宦、乡贤三祠祭银一十一两一钱八分，关帝庙三大祭银二十两八钱三分，文昌帝君祭品银一十五两七钱八分，雩礼坛祭银三两……州历坛祭银一十二两，风云雷雨山川社稷八腊等坛庙祭银二十四两。”[4]494二是战乱频繁，百姓寻求精神寄托已成风气。如前文所述，浑源州地处边境，明清之际战火连绵，百姓深受苦难，清初顺治六年更是因英勇反清复明被清军屠城，顺志本《浑源州志·附丁徭》载：“原额人丁一万六千六百六十七丁……节次逃亡并六年屠戳开除人丁一万四千七百一十七丁，”[4]177可知当时浑源州人民之惨状。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多从迷信活动或宗教信仰中寻求精神寄托，已然成为当地风气。顺志本《浑源州志·风俗》载：“崇信鬼崇，疾病即延巫觋，迎神送崇，禳祷喜乐，以祈福佑。尊敬释玄浮屠为甚，岁时丰其斋供，乞募厚其施予，丧亡籍其超拔，攻异端溺邪教者，其风犹甚。”[4]162三是北岳宗教文化的影响。作为北岳恒山所在地的浑源州，向来被释道所看重，是重要的宗教圣地。明代恒山属地之争和清代改祀之后，更是助推了当地的宗教影响力，使得各种宗教活动更加兴盛。

综上所述，现存三部清代《浑源州志》载图的直观历史文化符号背后，所蕴藏着古代浑源州地域性社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特征是丰富的，远不限于上述论及，对其州志载图给予持续地关注和研究，于当地史志文化发展和城市开发保护都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