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石林诗话》的“自然”观和品性导向的诗歌批评

摘  要： 《石林诗话》集中体现了叶梦得在北宋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之下，对诗歌创作与接受的认知与观点。所谓“自然”观，一方面强调造化天成之美，一方面强调浑然天成之美的诗歌批评理念，是对道家哲学术语“自然”和刘勰等人天然与雕琢并存的文论术语“自然”的继承和发挥，更是叶梦得针对现实创作生硬怪奇、矫揉造作等弊端提出的指导性批评。品性导向的诗歌批评则是他在前代人格品评对文学批评影响的基础之上继承与整合而来的批评理论。此中兼容并包的“自然”观及品性导向的诗歌批评，突出反映了北宋以来诗歌发展对诗人主体的学问、才力及人格修养的重视，是叶梦得对历史文论的合理运用，对现实及未来创作活动科学评价和引导。

关键词： 叶梦得;石林诗话;自然观;品性;诗歌批评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8264（2020）03-0014-06

诗话作为中国古代诗歌理论著作的一种特有的体裁，自北宋欧阳修首次以“诗话”命名个人诗论起，这一诗论体裁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出现了随笔漫谈和体系井然的两种诗话著作类型。宋代文人叶梦得所著《石林诗话》即是一部随笔漫谈式的诗论著作，其内容丰富而具有相当的理论价值。它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叶梦得关于诗歌创作与诗歌批评的理论主张，对前人或同时代人的点评，对诗歌创作和接受的批评与方法论指导，对诗歌本身的理解与认识。从《石林诗话》的思想论说中还可以窥见宋代诗话“从以论事为主向兼及文辞”发展的演变痕迹，以及宋代文学发展过程所呈现的特殊趋势。

一、天然与人力交织的“自然”观

“自然”一词最早是属于先秦道家的哲学术语，“其本义为‘自然而然’，指向一种不受外力强致的顺应自身发展的状态”，而当“自然”作为中国古代的重要诗论术语时，它在原有意义的基础上随着诗歌理论的发展，在不同的诗人和理论家的笔下，具有了更为丰富的意蕴。叶梦得在《石林诗话》中所表露出的“自然”观，是对内容与形式的双重要求，既体现在诗歌的创作过程，也体现在诗歌的审美风格。他所追求的“自然”，不仅仅是一种“造化天成”、不加修饰的风格，也是指一种圆融流畅，不生硬、不怪奇的技巧、功力。这两种看似矛盾的特征，实则是叶梦得兼容并包的诗学思想的反映，更是诗歌发展到宋代，与宋代的文化环境相结合的产物。以下笔者将对《石林诗话》中叶梦得“自然”观的两个重要特征进行分析、阐释。

（一）造化天成的“自然”

《石林诗话》中造化天成的“自然”观集中体现在卷中第三十条及卷下第七条、第十七条。

其中卷中第三十条：“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世多不解此语为工，盖欲以奇求之耳。此语之工，正在无所用意，猝然与景相遇，借以成章，不假绳削，故非常情所能到。诗家妙处，当须以此为根本，而思苦言难者，往往不悟……

叶梦得以为谢灵运《登池上楼》中的千古名句的妙处正在于诗人心无所念，突然与生机勃勃的春景相逢，呈现在他的眼前是自然天成的诗境，诗人的心灵和感官为之动容，由此萌发的诗句纯是自然景语，无须修饰加工，脱口成章便是绝佳。对于这种诗歌生成的机制，叶梦得亦引用钟嵘《诗品》中的“多非补假，皆由直寻”“自然英旨，罕遇其人”进行再次佐证和强调，将直寻自然英旨看作是诗家妙处的根本所在。

此外，叶梦得对汤惠休给予谢灵运诗歌的评价颇为称赞，认为“初日芙蕖”道出了灵运得来于自然造化的精妙诗句的要处所在，再次强调了“非人力所能为”的浑然天成的诗歌创作境况。

而与叶梦得对此类诗歌的评价极为相似的是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中对“自然”这一风格的定义：俯拾即是，不取诸邻。俱道适往，着手成春……真与不夺，强得易贫……即是说“自然”风格的诗歌，其意境和诗句的形成就像是弯腰捡拾一般自然，无须到别处去追寻，循着事物本身的模样和发展变化去描摹，便能创造出美妙的诗歌境界。真实的感悟与兴会，不会轻易丧失，而强行求取反而会显得枯槁贫瘠。司空图与叶梦得均描述了一种无须刻意的人力干预，自然兴会的诗歌创造过程，以及本真自然的美学风格。

由此，综合以上两条论说和司空图对“自然”风格的理解，笔者对叶梦得自然天成的“自然”观做出一定的阐释和总结。首先，从诗歌创作的角度出发，叶梦得充分肯定并赞扬了“与景相遇，自然成章”的造化天成的诗歌生成机制，在此情景中的诗人似乎只是自然之境的直接陈述者，无须更多的主动创造。其次，从诗歌风格的角度出发，他认为这类诗歌不见雕琢之迹，充盈着天生造化的自然精妙。简言之，叶梦得主张诗歌创作中更多的“自然参与”，避免刻意的人力修饰，由此呈现出一种造化天成的自然美。

在大力赞扬造化天成的“自然”型诗歌的同时，叶梦得也多次强调了这类诗歌的罕见，“故非常情所能到”“罕遇其人”“可以当此者亦无几”，他在卷中第三十条的末尾写到：自唐以后，既变以律体，固不能无拘窘，然茍大手笔，亦自不妨削鐻于神志之间，斫轮于甘苦之外也。

叶梦得认识到在相对于律体更为自由的古体诗歌中，流出于天然造化的诗歌创作都具有极大的偶然性，在唐以后以律体为盛的诗歌创作风潮中，无可避免會出现创作的窘境与难处，但这并不意味着诗歌不再具有他所称赞的“自然”风格。因此，他提出了大手笔之说，主张“削鐻于神志之间，斫轮于甘苦之外”，推崇自然工妙、恰如其分的人力，也即是笔者所要讨论的《石林诗话》中第二种“自然”观。

（二）浑然天成的“自然”

叶梦得在《石林诗话》中所提出的第二种“自然”观，是他对文学发展的一种正确认识，也是对前代文学理论的继承与发扬。以下笔者将通过对《石林诗话》中具体论说的分析，来概括出叶梦得诗论的另一种“自然”观。如卷上第六条：王荆公晚年诗律尤精严，造语用字，间不容发。然意与言会，言随意遣，浑然天成，殆不见有牵率排比处。此条是叶梦得对王安石诗歌的评论，他认为王安石晚年诗歌具有如下特征：诗律精严，工于造语用字，浑然天成的诗风。事实上诗律及语词的使用，以及言与意的浑融一体，都属于诗法功力的锤炼，属于一种技巧性的创造，因此最终所形成浑然天成的诗风，实际上是在人力圆熟臻于自然的境界下产生的。而这种圆熟自然的境界，使人读之而不觉人力痕迹，也即是叶梦得所谓“大手笔”之效果。

又如卷下第七条中“诗语固忌用巧太过”一句，叶梦得再次表明了他的观点，应追求“虽巧而不见刻削之痕”的诗歌创作境界，并指出这种境界的形成与缘情体物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叶梦得对杜甫诗句的分析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杜甫体物之深切，以及对事物情态的精准把握，正因如此他才能细致入微地描写出事物的神韵，给人以浑然天成的阅读感受。此外，叶梦得还举出晚唐诗人之句与杜甫之句进行了对比，显现出了刻意雕琢与人力工妙的鲜明反差。

根据以上两条论说，笔者以为叶梦得在对唐以来的诗人诗作进行评价的时候，更多是以浑然天成的“自然”观为批评标准，肯定了功力圆熟臻于自然的诗歌创作及其所呈现出的浑成圆转的诗歌风格。而对于这类诗歌创作，叶梦得还有一些具体的评价内容，包括言意浑融，声韵和谐，语词、用事精当。这在《石林诗话》中多有体现。

经粗略统计，《石林诗话》中共有四条论说，涉及诗歌的使事用典。此则论说较具代表性，它反映出叶梦得基于其浑然天成的“自然”诗学追求，对诗歌用事所提出的要求，结合其余三条论说概而言之，即不可牵强，精巧贴合。

卷中第十五条：诗人以一字之工，世固知之，惟老杜变化开阖，出奇不穷，殆不可以形迹捕……此皆工妙至到，人力不可及，而此老独雍容闲肆，出于自然，略不见其用力处。叶梦得以杜甫为例，对诗歌的炼字用语进行了具体说明，指出杜甫用字工妙，在于其主观情思与客观物境的融会，语言贴切，合乎法度。换言之，仍是在追求自然无痕的审美效果的前提之下，主张缘情体物的语言锤炼。

其余相关论说如：“荆公诗用法甚严，尤精于对偶。”“故用事宁与出处语小异而意同，不可尽牵出处语而意不显也。”提出精于对偶、用事须意显的要求，这些要求都是以浑然天成的“自然”为最终目标。

综合以上分析，《石林诗话》中还存在着一种浑然天成的“自然”观，它以人力为主，强调诗人功力技巧的圆熟浑成而达到的“自然”境界，讲究人力雕琢的度。这种“自然”观，表现在创作过程中诗人对诗歌的内容与形式的协调，也表现在圆转灵活如天成的审美感受，是对诗人的学识和才力的双重要求，象征着成熟的诗歌创作和审美应有的境界。

至此，叶梦得在《石林诗话》中所展现出的“自然”观的具体内涵已经明了。不同于钟嵘、司空图等批评家的单一主张本真天然的“自然”观，叶梦得依据《庄子》的哲学阐释将“自然”的内涵进行了科学合理的扩展。“自然”，不再仅仅是指一种天然而绝少人力加工的事实状态，也成为了一种艺术加工的境界的表达。前者具有偶然和罕见的性质，而后者具有极为高深的才学要求。叶梦得造化天成和浑然天成的“自然”观，将天然与人力巧妙、有机结合在一起，使得诗歌创作不仅仅是注重被动地吟咏兴发，也充分肯定了主动贴合地创造描摹，具有兼容并蓄的科学的批评精神。

二、品性导向的诗歌批评

叶梦得《石林诗话》中品性导向的诗歌批评，即是指以诗歌创作主体的品格性情为主对诗歌作品进行评价。而根据童庆炳先生的理论主张，以诗歌作品为中心进行评价，意味着诗歌批评的主要对象是诗歌作品，也就意味着与诗歌创作、和诗歌接受密切相关。这种相关性使得诗歌批评将会关注到“诗歌创作的现状和走向以及作品的存在价值和社会影响”，并与诗歌创作形成良性的双向促进关系。同时也会要求诗歌批评建立在对诗歌的基本内容、审美内涵等的理解基础之上，属于一种更具社会性、指导性的诗歌接受。

（一）品性导向与诗歌创作

诗歌批评在诗歌创作这一层面所关注的内容，它不仅包括对具体的诗人诗歌的创作的分析，也反映出某一时期诗歌创作的特征和趋势，并由此提炼出具有普遍性的理论，反过来促进诗歌的发展。《石林诗话》中体现出品性导向的诗歌创作批评的论说共十四条，亦可按照其表现的方式不同分为三类。

第一类即直接以诗人的人品、性格来评价其诗作，此类最为明确地体现了叶梦得诗歌批评的品性导向。如卷上第十七条：“外祖晁君诚善诗，苏子瞻为集序，所谓：‘温厚静深如其为人’者也。”此条借苏轼之口肯定了以品性论诗风的评价方式。另外有卷上第一条及卷下第十八条以刘贡父、王中甫两人滑稽谐诨、“博学善讥谑”来指出其诗作善諷刺的特点。概括言之，第一类是以创作主体的品性为参考，评价不同诗人的诗歌创作在内容与风格上的特征，这是属于对具体的诗歌创作的批评。

第二类即直接以“气格”为具体标准，进行诗歌批评。逯铭昕在《石林诗话注》中对“气格”的注解为：“诗歌的气韵骨骼。它根植于诗人的人格修养。”同时他在专论叶梦得“气格”的文章中指出“诗歌的气格不仅体现在语言形式上，更重要的是与诗人的精神人格紧密联系。”他指出欧阳修诗歌语言的平易，更有利于透过诗歌看到诗人的精神气质和人格修养。因此，《石林诗话》中另外三条直接提及“气格”的论说，叶梦得所称赞的气格并无定式，而是因人而异、因意而异。即是说，叶梦得所肯定的是欧阳修、杜甫等人通过诗句所表现出的精神气质，这在《石林诗话》中有时被称作“意”。

第二类的“气格”之说是叶梦得在个人的诗歌价值取向基础之上，通过对众多的诗人创作的分析，所概括出的诗论术语，它透露出叶梦得对此时期诗歌创作一个基本看法，也反映出此时诗歌创作的趋势，即对主体的品格修养的关注与表现。因此，这是从整体来对某一时期的创作进行了批评，并试图以“气格”来引导诗歌的创作的风向。

第三类即传统的“诗言志”的批评表现。司马光在《始至洛中言怀》一诗中表达了自己清白无私，忠心国君，身退无怨的精神气度。叶梦得评价其为人“出处大节”是不容争辩的，即颇为赞许其出仕与隐退都胸怀宽广，能识大体的人格品性。在这一条论说中，叶梦得先举出司马光的言怀诗，通过这首诗所展现的诗人的人格形象，给予了诗人诗作积极的评价。

又如卷中第三十三条论及张方平意气豪举，先描绘其行为举动，再举出两首诗作对他的品性不凡进行充分的展示。这一部分既包括了对具体的诗人诗作的评价，也包括对某一类型的诗歌创作的批评。在上述论说中，叶梦得强调“诗言志”这一诗歌创作传统，而所谓的“诗言志”所反映的依然是诗人的精神人格世界，叶梦得将这类诗歌创作亦纳入了品性批评的范畴，其目的在于表达他对通过诗歌塑造的创作主体的道德精神面貌这一方式的肯定，他认为诗歌创作应该体现出创作主体内心世界中最为根本的气质内涵。

以上三类有关诗歌创作的品性导向批评，都旨在以诗人的品格性情来考察诗歌创作上的特征，换言之即是关注诗人品性对诗歌创作的影响。而这样的诗歌批评导向，形成了创作与人格的自我展现之间的良性双向促进，诗歌的内蕴与诗人的品格修养融为一体，不仅使得诗歌创作的格调在不失于卑下的基础上更加多样化，也有利于诗人的人格完善与净化，为诗歌书写提供了一个更为内化的精神视角，体现了“宋代作家以写心表意为主而追求人格树立和自我超越的艺术创造方式”。

（二）品性导向与诗歌接受

另一方面，在诗歌接受层面上谈诗歌批评，意味着这是一种以诗歌理解为前提的批评行为。《石林诗话》涉及品性导向的诗歌批评与诗歌接受相关问题的论说。

如卷中第二十七条：元祐初，驾幸太学，吕丞相微仲有诗，中间押行字韵，馆阁诸人皆和。秦学士观一联云：“涵天璧水遥迎仗，映月深衣不乱行。”诸生闻之，亦鬨然。观为人喜傲谑，然此句实迫于趁韵，未必有意也。此条对于秦观和丞相吕大防的诗句的理解颇值得注意，对于其诗的不合法度应该有多种的理解、阐释角度，但叶梦得在将其解读为“趁韵”时，独又提到了其为人的特点。他指出，虽然秦观性格轻慢，好开玩笑，但此句却并非出于此缘由。

叶梦得此举是试图把读者对诗歌的解读引向诗人技巧的问题，然而这恰好说明了诗人的品行与人们对作品的理解，在当时的文学环境中是很容易被联系在一起的，诗人的性情人格不仅直接表现于对作品风格特色，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理解、接受文学作品的一种可供参考的途径。同时这与上一部分中所谈到的诗人品性对诗歌创作特色的影响形成了照应，这种创作上的特色自然而然的形成了相应的接受导向。叶梦得在此处特意指出这一失误与诗人品性无关，可以看出他对于诗歌批评的审慎的态度。

又如卷下第十五条论及嵇康、阮籍，世人多从两人文学作品所表现的思想情感和所遭遇的事迹相类出发，便概括性地并称为“嵇阮”。而叶梦得从对嵇康《幽愤诗》的理解与《世说新语》的记载，得出了对嵇康性情的认识，即天性善良，不愿招惹祸患，但能辨是非，坚韧不屈。另一方面叶梦得通过《世说新语》的记载，以及对阮籍《劝进表》和《大人先生传》等文学作品的阅读理解，指出阮籍在品性上实与嵇康大不相同，阮籍虽爱憎分明，但又出于曲附求全，隐忍不发。由此叶梦得不满世俗对两人的评价，他认为嵇康的诗歌真实地体现了他的性情思想，而阮籍的作品则真真假假，所体现的人格品性也是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之处。叶梦得通过对文学作品的阅读和感悟，以创作主体的品行为标准，对两人并称的地位和声名提出质疑。不仅是对作家作品的接受批评，更是对前人对文学作品的接受批评的批评。《石林诗话》中关于诗歌接受的品性批评虽少，但也体现了读者在诗歌接受的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在以作家的品性为基础，去阅读、理解和评价诗人诗作的这一批评倾向。

所谓品性导向的诗歌批评，其本质是以创作主体的品格性情为参照，关注主体的内在特质与外在抒发，为读者提供一种合理解读、评判诗人诗作的切入口。其对诗歌内容、风格、特色的评价方式，“风格即人格”的批评模式，使得诗歌的创作个性更加突出，也充分反映了宋代诗歌创作对创作主体的人格修养的严格要求与高度重视，诗歌不仅成为诗人艺术人格的表现，更是其道德人格的直接显现。

三、兼容自然观与品性导向诗歌批评的形成

《宋史·叶梦得传》记载，叶梦得“嗜学蚤成，多识前言往行，谈论亹亹不穷。”因此叶梦得《石林诗话》中天然与人力交织的“自然”观、品性导向的诗歌批评，必然是他基于前代诗论，融合现实诗歌创作特色凝结而成的理论成果，下文即分别对形成此种价值取向的诗歌理论及批评的原因进行分析。

（一）现实因素

丰富多样的文学实践活动，是影响一种文学理论形成的主要方面。对于叶梦得天然与人力交织的“自然”观和品性导向的诗歌批评，北宋时期社会政治、文化环境，以及家世背景、个人交游等对其思想价值取向都有着重要影响。

葉梦得出生于公元1077年（北宋神宗时期），而《石林诗话》的成书时期，据逯铭昕推断，大约在宣和三年。在他的少年至壮年时期，正值北宋文坛的成熟期。从北宋的文化大环境来说，其统治者极为重视文化的建设与发展，进行了大量的文献的收集、编纂和整理。此时期儒、释、道三家包容并存，儒学复兴出现新发展，即二程理学和张载的心学。文化和思想的丰富兼容，使得这一时期的文人在学识、心性修养方面有着深厚的底蕴，并充满哲学思辨和鲜明个性，张毅认为这样的文化环境影响，“就把宋代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的重心导向对于审美的主体心灵自由和艺术人格的肯定，导向对作家自身才性和品格的探索。”并使得宋诗在苏黄等人的创作中最终形成了“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的“宋调”，除此之外主张“夺胎换骨”“点铁成金”，强调学问和功力的江西诗派亦是此时期诗人诗作的典型代表。

在此风气下的诗歌创作有利有弊，利则在于：在重视作家自身主体人格作用的文学思想下，形成了将反观自身的治心养气作为根本的“以学问为诗”和具体以“体现避世鄙俗、抱道而居的内在人格修养”的“格高”为宗旨的创作思想。最为明显的弊端即在于：对前人诗句的生吞活剥，使事用典的繁琐不堪，用字造语的生硬怪奇，诗意的刻意求新。

因此，叶梦得《石林诗话》针对这种诗歌创作的利与弊，分别提出了品性导向的诗歌批评，以及天然与人力交织的自然观。此外，这两种诗歌理念也是叶梦得个人的文学价值取向的反映。他所提倡的自然说，是对诗体发展的正确认识。唐以来，具有严格限制的律诗成为了占据主流的诗体，要创作出自然而不失品质的诗歌，难以避免地需要人力对诗材的加工、组合。同时《四库全书总目》中有记载：“梦得本晁氏之甥，犹及见张耒诸人，耳濡目染，终有典型。”因此苏黄等人重视学问才力和诗人内在人格修养的诗学思想自然深刻影响了叶梦得的诗学思想。

（二）理论渊源

任何文学理论的产生都不是凭空而来的，对历史理论渊源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叶梦得诗论形成的重要方面。

1.辩证的自然观

首先“自然”一词最早是道家的哲学术语，是其崇尚“自然而然”的天成境界的一種表现。但对于以追求功力圆熟为主的浑然天成的“自然”观，《庄子》亦有所阐发，如“既雕既琢，复归于朴”，实际上即是指一种人力圆熟臻于自然的境界。

但作为一种文学批评理论，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然”才频繁地出现在大量的文学批评著作中。此时期声名颇著的钟嵘《诗品》所主张的天然自然论在《石林诗话》中叶梦得已有征引、分析，两者对“造化自然”的观点有着极高的契合度，故不再论。刘勰《文心雕龙》中对两种自然观都有所展示，但他更多的倾向于“造化自然”，如《原道》篇的开头就指出了文章的产生是自然之道的必然，万物的瑰奇也都是自然而然的存在，并非人力加工。他强调自然本真的美，反对人工的做作雕饰。这是典型的 “造化自然”的批评观念的表现。另一面，《文心雕龙》对人力自然也有所体现，如《声韵》篇中对诗文的音韵和谐圆润提出要求，强调了作者本人对文字音韵的剖析与安排，同样突出了人力的娴熟。这些对使事用字、音韵等的要求，都具有追求和谐，避免突兀、怪奇的特征，本质上是雕琢“自然”的一种表现。

综上来说，刘勰《文心雕龙》对两种自然观的融合，以及钟嵘、司空图等人对“造化自然”的阐发，都对叶梦得天然与人力交织的“自然”观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启发和参考。

2.品性导向的诗歌批评

叶梦得的品性导向的诗歌批评，即将人物的人格性情与其文学创作相联系的这种批评方式早已有之，它是人物品评对文学批评影响的结果。

“先秦儒家的人物品评在影响文学批评方面，因其具有开发源流的意义” ，先秦儒家对人物的品评多关注人物的内在特质，如精神气质、人格修养，而这反映在当时的文学批评中，形成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批评理念“诗言志”，它正是关注人物内在延伸到文学创作上的一种现象，注重诗歌对主体精神、思想的书写，叶梦得品性导向的诗歌批评亦将“诗言志”的创作现象纳入其中。

真正从事实层面将品鉴人物的概念引入文论领域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论著作，此时期文学进入了觉醒阶段，人物品评风气亦极盛，创作主体的品性与文学作品的创作也愈加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这反映在同时期的文学批评中，如曹丕在《与吴质书》中对徐干、应瑒等人的文学作品的评价，及其“文气说”将作家的人格、学识、才力、思想等多方面的因素与创作的风格特色结合起来，这与叶梦得所提倡的“气格”之说有着相似之处。刘勰更是在《文心雕龙》《体性》等篇中流露出“作家的秉性气质对于作家文学风格的决定作用” 的思想主张。

在此之后的文学活动中，依然可以看到与人物品评相关的品性导向的创作与批评，如“风骨”“诗言志”等传统诗论的延续。

叶梦得《石林诗话》中笔者所归纳的属于品性导向的诗歌批评，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前代的人物品评对文学批评的影响，是对前代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四、结语

叶梦得《石林诗话》是宋代诗话中颇具理论价值的一部诗歌批评著作，其内容虽未成系统，却包含了相当丰富的诗论思想。笔者在本文中所研究的天然与人力交织的“自然”观、品性导向的诗歌批评，是叶梦得在北宋重才力、学问以及诗人内在人格修养的文化环境之下，针对现实诗歌创作在炼字、用典、声律等内容与形式方面存在的弊端，并选择性地继承前代文学理论基础上所形成的诗歌批评。它既体现了叶梦得个人的诗歌价值取向，也反映了北宋诗歌创作和批评的总体发展趋势，突出了宋代诗歌强调锻造创作主体功力，重视主体艺术人格和精神人格的自我展现及自我超越的主要特征。叶梦得的自然观和品性导向的诗歌批评，集个体诗人诗作和群体诗人诗作的评价于一体，是对历史经验的合理吸收与借鉴，对现实实践的科学考察和回应，也是对未来的正确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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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佳晋，西南大学2018级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