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陵崔氏家族文化对崔护诗歌的影响

【摘要】 出身于中唐时期北方世家大族博陵崔氏的崔护，在《全唐诗》中虽然仅留下了四首五言诗和两首七言诗，却俱是佳作，深入研究中古历史时期博陵崔氏家族对崔护诗歌的艺术特点、文学价值的重要影响，进以全面探讨和审视中古中国的家族文化与唐代诗歌创作的特殊关系，这对于从新角度更加全面剖析诗人诗歌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博陵崔氏;家族文化;崔护诗歌;“人面桃花”

【中图分类号】K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39-0037-04

基金项目：天水师范学院研究生创新引导项目《博陵崔氏家族与崔护诗歌研究》;项目编号：TYCX1911。

博陵崔氏作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位于北方的世家大族，从东汉到宋代，先后出现了二十多位宰相、将军，侍郎以上官员多达上百位，而在这期间出现的诗人、文学家、书画家更是不可胜数。当今正处于家族地域文化研究的热潮中，而崔护作为文学研究的一个缺口，如果能够从其家族背景进行切入，这不论是对于当下家族教育的重视还是对于文学作品的研究都将有着积极意义。

一、博陵崔氏家族文化传承的具体方式

博陵崔氏作为在我国古代北方屹立九百年不倒的世家大族，从东汉时期的“隐逸名流”到唐王朝的“五姓七家”，可谓声名赫赫，显贵于世。而如此庞大的一个家族，又是如何在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文化长河中历经一次次蜕变、发展壮大而经久不衰呢？究其根源，应该将目光定位于博陵崔氏的家族内部，在古代中国这样一个重“文”的国度里，文化教育自然与一个家族的传承息息相关。

崔家子弟多人杰，女子亦如是。崔简的女儿崔媛“三岁知让，五岁知戒，七岁能女事。善笔札，读书通古今，其暇则鸣弦桐讽诗骚以为娱。”[1]9而嫁做人妇的崔氏女儿更是常被誉为闺中典范，如赵郡李府君夫人博陵崔氏“七岁读女史，十一岁就妇功，岂织纴组训，不废事业，将前言往行，以成规矩”。她们秉持着家族训诫，无论身在何方都能够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事业”，现代社会所谓“愿在宝马车里哭，不在自行车上笑”的人生追求与她们相比实在汗颜。

其次，母亲在家庭教育中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崔瑗在五原太守任上时，他的母亲“常训以临民之政，寔之善绩，母有其助焉”。他教导当地百姓纺绩，织纫，当地百姓由一开始的“衣草”到后来免于饥寒之苦。他还带领当地官员整顿兵马，严肃纪律，胡人不敢来犯，成为边境上最有作为的官员。再次，“终身学习观”的确立是人避免流于平庸的重要途径。崔元翰被称“其好學老不倦，用思精致，驰骋班固、蔡邕间以自名家”，“手不释卷”不只是一个人好学精进的表现，更是其人生修养的至高境界。最后，“家训”在一个家族的文化传承中也起着重要作用，东汉崔瑗有一首五言诗以警诫自己，同时也传于崔氏后人：

无道人之短，无恃己之长。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世誉不足慕，唯仁为纪纲。隐心而后动，谤议庸何伤？无使名过实，守愚圣所臧。在涅贵不淄，暧暧内含光。柔弱生之徒，老氏戒刚强。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难量。慎言节饮食，知足胜不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3]7

二、博陵崔氏的家学与家风

任何一个高门大族，都无法仅因为外在的权利和财富而存世千百年之久，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明确指出“能保泰持盈达于数百年之久，更非清虚与奢汰，所以能使闺门雍睦，子弟循谨，维护此门户于不衰。当时极重家教门风，孝悌妇德，皆从西汉传来”。[2]37中古时期的世家大族内部往往有着十分清晰明确的行为规范，正是这样深厚的经历几代的家学底蕴，才能使其在历史风云、王朝变换中屹立如初。比如史学世家扶风班氏，儒学世家弘农杨氏等。在这里，主要以历经两汉的崔朝以下七代为例论述。

（一）家学

第一是儒学传承，以“宗经”为主的家学渊源。据《后汉书》记载，崔朝之子崔篆“以明经征诣公车”。崔篆的孙子崔駰在祖父的影响下，也成长为一位博学伟才的鸿士，并与班固、傅毅齐名，他“常以典籍为业”，为人玄静。崔駰之子崔瑗，因“锐志好学，尽其能传其父业”，而被“诸儒综之”。崔瑗之子崔寔也是一位“少沉静，好典籍”的才美能高之人，他在担任议郎时，曾与多位鸿儒共同修订《五经》。正是这种世代熏陶的儒学传统，才能够使得博陵崔氏一门出现了诸多文人儒士，能够在诗文中引经据典，和历代鸿儒畅谈古今。范晔在传后论曰：“崔氏有美才，兼以沉沦典籍，遂为儒家文林”。[3]510

第二，“崔氏文宗，世为雕龙。”仅在这七代人中，几乎人人都有诗、书、颂、表等传于后世，他们在为官或为衙属期间，有文采斐然被当权所欣赏者，如崔駰因《四巡颂》而被肃宗时时叨念，并被窦宪所礼遇赏识。有学识渊博有著作流传于世者，如崔瑗所著有诗、赋、铭、颂、书、记、表等各种文体总计五十七篇，有《南阳文学官志》称于后世。崔寔有《政论》传世，直指时要，语言论辩坚守正义，被范晔赞誉：“子真（崔寔字子真）持论，杆起昏俗。”博陵崔氏在唐代更是出现了一大批以诗文著称于时的作家，由此可见，崔氏文辞实是不凡。

第三是崔氏门人其他方面的造诣。书法方面，崔瑗、崔寔父子二人是东汉时期著名的书法家，当时的章表书纪以瑗寔二人为风尚。医学方面，《新唐书》中说崔行功著有《千金秘要备急方》等中医典籍，为后世医学发展做出重大贡献。歌舞艺术方面，盛唐时的崔令钦写有《教坊记》一书，将当时有名的教坊歌曲舞蹈悉数记录下来，内容详细，对后世艺术研究有很大的价值。[2]38-39由此可见，博陵崔氏在以儒文为主的基础上精通各道，在诸多方面均有建树实在难得。

（二）家风

除家学外，优良的家风是良好的品德品性形成的基础，在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中，“守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是主要内容。

1.孝悌观

崔寔在父亲崔瑗去世后，隐居于父亲陵墓附近为父亲守丧，当时权倾朝野的三公同时征召他入世为官，都被他拒绝了，因这件事被称赞为止孝独行之士。崔均的父亲崔烈是崔寔的二哥，烈的傅母曾为烈“入钱五百万，得为司徒”，这件事对崔烈的名声有损，有一天，崔烈问儿子崔均“于议者何如？”均从容答道：“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又问：“何为然也？”均答：“论者嫌其铜臭。”烈怒，举杖击之，均狼狈而走，烈骂：“父槌而走，孝乎？”均边跑边答：“舜之事父，小杖则受，大杖则走，非不孝也。”烈听后惭愧不已。[3]508-509这一段幽默生动的小插曲也從侧面反映出崔氏家庭内部融洽的亲情关系，从他们身上我们没有看到传统观念中“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的悲剧因素，取而代之的是轻松和谐的父子相处模式，令人读罢不由拊掌一笑。

2.仁政观

崔篆在县里任官，巡视时发现犯人众多几乎把牢狱填满，他感伤实事而落泪：“这都是刑法不当造成的啊，是什么样的罪过竟致使这么多人深陷牢狱之中？”于是他冒着得罪当权者的风险重新审理案件，平反冤狱，放出了两千多名犯人，大家都称赞他的仁义。崔瑗为官时，为百姓开拓稻田数百顷，连续七年视察治下，被当地人民所爱戴。博陵崔氏中这样爱民如子、为官清廉者还有很多，这显然已经成为其作为世代官宦之家的家风的重要内容之一。

三、崔护诗歌中的家学显现

崔氏诗人的诗歌虽不像李长吉那般被人们称之为“掉书袋”，但也同样引经据典，哪怕是一些不起眼的短小词汇，也能在以往的文学作品中发现端倪，这和他身后的家学底蕴的熏陶息息相关。崔护虽然只存有简短的六首古诗，也可以从其诗中看出他信手拈来的经典文辞有很多，正是这些短小精悍的词语为他的诗句增添了色彩，丰富了诗歌的内涵。同时，崔护的诗歌有一种含蓄蕴藉之美，这种含蓄，在崔液、崔垌等很多崔氏文人中亦有显现。无论是抒发浓郁的思念之情，还是借物来讽刺时事，讥讽时人，他都隐而不露，读者只有细细品味，慢慢琢磨，才能发现诗人字里行间蕴含的深意。

（一）信手拈来的“经典”

1.儒家经典

从大家最广为人知的《题都城南庄》说起，其诗中“桃花”这一意象便出自《诗经 · 周南 · 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在这里“桃花”被用来比喻已经成年的女子，她不像那些被比喻为“迎春花”的少女那般青春懵懂，也不像那些被比喻为“牡丹”的少妇那般妖娆迷人，“桃花”是待嫁的少女，她们明丽鲜艳，而又免于世俗，她们就像那些饱满的桃花花瓣一样，柔嫩而又美好。“桃”又是多子多福的象征，预示着女子嫁做人妇后可以为夫家繁衍子嗣。《易》中也有这样一句话：“春桃生花，季女宜家。”故有此喻。而崔护在诗中以“桃花”来衬托“人面”，可见他对“桃花女”情谊之深厚。因此将这首诗视为崔护示爱求婚之作也未尝不可，只可惜他求婚而来伤心而去。

崔护的《郡斋三月下旬作》：“偃仰卷芳褥，顾步爱新阴。”中“偃仰”一词意为安居游乐，形容生活悠然自得的样子。该词来源于《诗经 · 小雅 · 北山》：“或栖迟偃仰，或王事鞅掌。”通过写有人生活安逸，有人为国事繁忙，来反映上层社会的人们醉心于玩乐，下层社会的人们却在为国家奔走劳累。“偃仰”还有随世俗生活进退有度的意思。《荀子·非相》中说：“与时迁徙，与世偃仰。”崔护写作此诗时应该两种意思兼有——他既希望自己于官宦生涯中能够进退自如，又十分安逸于当下的闲散时光。

《礼记 · 曲礼下》记载：“凡祭宗庙之礼”“羊曰柔毛，鸡曰翰音者。”其实“翰音”就是鸡。在古代中国，鸡是带有凶兆的动物，因此常被用来讽刺声过其实的人。崔护诗《山鸡舞石镜》中“应笑翰音者，终朝饮败醯”也是借“翰音”来讽刺这种徒有其表、内里草莽之人。

2.道家经典

“天倪”一词语出《庄子 · 齐物论》：“何谓和之以天倪？”什么叫作借助天道来调和自然万物呢？西晋时期的玄学家郭象为《庄子》作注“天倪者，自然之分也。”天倪，就是自然的边际，自然的分界。崔护诗《山鸡舞石镜》：“何言资羽族，在地得天倪。”是在借以讽刺山鸡的不知天高地厚。

3.文学经典

战国及两汉时期的文学经典：“林树回葱蒨，笙歌入杳冥。”（《三月五日陪裴大夫泛长沙东湖》）“杳冥”一词曾经出现在楚国宋玉的《对楚王问》：“凤凰上击九万里，绝云霓，负苍天，翱翔乎杳冥之上。”指高远之处，是天空的意思。“绣毂下娉婷”（崔护诗《三月五日陪裴大夫泛长沙东湖》）中的“娉婷”一词在两汉时期就已经用来形容女子姿态美好的样子，有时也是美人的代称。辛延年的《羽林郎》诗中便有“不意金吾子，娉婷过我庐”之句。

魏晋时期的文学经典：“从今留盛会，谁看画兰亭。”（《三月五日陪裴大夫泛长沙东湖》）诗句中的“兰亭”一词来自于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从崔护诗中可以看出，崔护是非常向往兰亭雅集一般的文人聚集创作活动的，他更是将今日“陪裴大夫泛湖”同昔日“会与会稽山阴之兰亭”相提并论，并做出今日不逊往时的感慨。

南北朝时期的文学经典：崔护诗中引用了很多南朝谢灵运诗中的词语和句子，如“垂影覆清浅”一句中的“清浅”一词和“如愁月露泫”句中的“泫”字（崔护诗《五月水边柳》），都可以在谢灵运《从斤竹涧越岭溪行》诗中找到端倪，谢诗“花上露犹泫”用泫然欲下的眼泪来形容花枝上的露珠，崔诗用“如愁月露泫”来形容春季夜晚那种月色朦胧，水光朦胧的景象，美幻如人间仙境。谢诗有“菰蒲冒清浅”用“清浅”来指清澈不深的水，崔诗亦如此。由此可见，崔护的写景诗受到大谢很大的影响，其文风也很是相近，如芙蓉出水，鲜丽清新。

（二）含蓄情怀的传承

博陵崔氏的诗人表达感情含蓄蕴藉，无论是小到个人的相思之情还是大到与国家政事息息相关的劝谏讽喻诗，都有此特点。从唐朝博陵崔氏的诗歌来看，将博陵崔氏这种“含蓄蕴藉”的诗文风格产生的原因归结为三点：其一，崔氏有很多人身居高位，他们的政治立场不允许他们傲世狂歌，如身处政治漩涡中的崔元翰、崔湜、崔日用等人，无论是表达内心的苦闷还是追想人生艰辛，都使用隐喻、借喻等修辞手法，含而不露，从崔护的《晚鸡》《山鸡舞石镜》诗中便可窥探一二。 其二就是其传统家学的影响，在这样一个儒学传家的家学熏陶下，儒学传统中的那种对当世的隐忍以及对统治阶级的维护在崔氏诗文中均可体现。

四、崔护诗歌的艺术魅力

（一）清丽的语言风格

春不醉人人自醉，景不迷人人自迷。崔护在《全唐诗》中有三首五言律诗是专写春景的，从三月初的长沙湖畔，到三月末信步郡斋，再到五月观赏的旖旎柳姿，在这大自然无限的绮丽风景中，寄托着诗人的无限思绪。如《三月五日陪裴大夫泛长沙东湖》：

上巳馀风景，芳辰集远坰。彩舟浮泛荡，绣毂下娉婷。林树回葱蒨，笙歌入杳冥。湖光迷翡翠，草色醉蜻蜓。鸟弄桐花日，鱼翻谷雨萍。从今留胜会，谁看画兰亭。[4]4161

上巳节刚过，春日景象铺满大地，诗人陪同裴大夫一起泛舟东湖，看葱茏树林，潋滟波光，听笙歌袅袅，直入九天。蜻蜓翩飞于草叶之间，鸟儿叽喳绕梧桐花侧，湖中小鱼欢快地在绿屏下翻滚跳跃。这般景致，再附上同行诸位文人佳作，如此雅集盛会，当比昔日王右军兰亭集会更胜一筹。这首诗不仅寄托着诗人对春景的如痴如醉，更透露出他希望借助这等盛会际遇一展才华的满腔抱负。

诗人极善于发现景物与人心中细微的情感呼应，从而在一言一词中生发心灵的触动。如在《郡斋三月下旬作》中：“残红披独坠，嫩绿间浅深。偃仰卷芳褥，顾步爱新阴。”郡斋附近的林荫小路上，落花缤纷洒落在一浅一深的草地上，仰卧在花草间，看枝叶遮住明媚春阳，不由感慨春光易老，韶华易逝。而《五月池边柳》一诗，作者巧妙地抓住了“柳”这一事物的神韵，将它拟人化地生动诠释出来，“睡脸寒未开，懒腰情更软。摇空条已重，拂水带方展。似醉烟景凝，如愁月露泫。”柳树如同刚刚睡醒的美人，懵懂迷人，柔软的柳丝随风舞动，像极了美人在舒展腰姿，挂满叶子的柳枝拂过水面，大大地伸了个懒腰，醉眼蒙眬，面目含愁惹人怜爱。诗人把柳树刻画成这样一位慵懒柔弱而又多愁善感的女子，娉婷婀娜，似醉似愁，展现了崔护眼中的无限春光。

（二）深沉的思想内容

于丰富感情中寄托深意。不得不说，崔护心思细腻，玲珑剔透，他也多愁，但他的愁不像李后主“一江春水向东流”那般恣肆磅礴，他的愁喻于事物且免于流俗。如《晚鸡》一诗：

黯黯严城罢鼓鼙，数声相续出寒栖。 不嫌惊破纱窗梦，却恐为奴半夜啼。

便很含蓄地阐释了自己的思念之情，他不怕鸡鸣声打扰了自己的好梦，却害怕被惊醒后便会陷入深深的思念中终夜无眠。表面看来，诗人写的是“鸡”，可实际上，诗人早已突破了文字的束缚，他在抒发自己思念难眠的痛苦心境。而另一首《山鸡舞石镜》中说，庐峰有一面石镜，山鸡经常在那里跳舞，在镜子里欣赏自己五彩的羽毛，还沉迷于自己的舞蹈，它觉得自己可以引来凤凰的青睐，却不想人们只会嘲笑它终日饮食腐败的食物。作者借此讽喻那些徒有其表，腹中草莽之人。

（三）隽永的情感寄托

“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桃花人面”的故事只能在《本事诗》“崔护谒浆”中略见其情，而在历经诗歌、传奇、戏剧题材的变革后，其艺术价值早已超出诗歌的范畴，迈向更加广阔的艺术天地。《题都城南庄》一诗：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崔护在这里用“花在人不在”来表现自己的感伤，桃花年年都可盛开，可是人生不足百年，又怎能做到年年都可以花与人俱在呢？本是科举失第后去城南游玩解闷，不想在一农家讨水时邂逅了桃花女，才子佳人以诗相赠，互为知音，所谓“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第二年同样的时节里，才子重访故人却正逢故人出门访亲，遂题诗而去，诗即《题都城南庄》，不曾想故人归来见诗动情，悲郁触发，伤情之下一病而亡。数日后，才子三访，却见挂满白幡，心中佳人竟去世了，才子他抱着佳人的尸体失声痛哭，悲伤难已。在孟棨的《本事詩》中，佳人在听到才子的声音后竟奇迹般的复活了，于是二人喜结连理，[5]68-72虽然不知道实事如何，但这却是作者对崔护的美好祝愿，更是当时广大人民群众对崔护的美好祝愿。

翻阅博陵崔氏家族的史料和崔护诗文，会被他们的动情故事所感动，被他们的正直情怀所感染，这样的名门望族使人由衷的敬仰。本文只是以博陵崔氏家族文化作为突破对崔护诗歌展开了剖析。可由于本人学养不足，见识尚浅，疏漏之处还容今后继续研究补充。博陵崔氏之文化传承也并非一篇文章所能阐述清楚，尚待进一步的开掘和探讨。

参考文献：

[1]陈建萍.唐代博陵崔氏个案研究[D].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2006.

[2]郑芳.中古世家大族博陵崔氏研究[D].济宁：曲阜师范大学，2009.

[3]（南朝宋）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7.

[4]（清）彭定求、沈三曾、杨中讷等编校.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0.

[5]（唐）孟啓.本事诗[M].北京：中华书局，2014.

作者简介：

闫静远，女，汉族，河北临城人，天水师范学院中国古典文献专业在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