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惠民马力全开

编者按：科技，改变生活，惠及民生。在国内后疫情时代的推动下，科技被赋予了多重内涵，成为承载人们生活品质的新动力。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驱动之下，包括中国银联“重振引擎”助商惠民计划在内的消费拉动、经济复苏活动焕发出强劲的动力，激发出实体经济的增长潜力，也让用户需求得以被更高效、更高质量地满足。以下将从多个维度一起共探“科技惠民马力全开”。

把视线聚焦中国银联全面启动的“重振引擎”助商惠民计划。

：早在3月13日，国家发改委等23部门联合发文促消费，3月18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就促进消费回补和潜力释放有关情况举行了发布会，围绕促进居民愿消费、敢消费、能消费，总共出台六个方面十九条政策措施。在培育壮大新型消费和升级消费，重振文旅和餐饮消费的利好下，中国银联于4月启动“重振引擎”计划，作为全国性助商惠民活动，拉动消费，助力經济复苏。我们从该计划字面含义来看：

重振是指集结支付行业力量，通过补贴优惠拉动用户消费，同时配套全面的助商措施，汇聚银行业之力为商家宣传引流，促进商户复工复产，刺激线下消费恢复，重焕活力。

消费是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举措，“重振引擎”计划在全国各地启动，覆盖1000多个市县，涉及餐饮、购物和市内交通等高频消费场景，涵盖2000多个热点品牌以及逾40万家线下门店，为消费者带来单品折扣、支付立减等优惠，释放消费潜力。

引擎是指助商惠民活动组织过程中，中国银联依托金融科技优势，积极调动商业银行等产业各方资源，通过大数据为助商惠民制定了精准计划，实现商户选择的精细化布局，以产业之力助力引动复工复产复市。

而责任是身为国企的中国银联身体力行“支付为民”、洞悉民情、善用金融科技精准助力经济重振的具体表现。

以下从三个方面简析“重振引擎”计划。

首先，依托大数据，聚焦线下经济，谋求精准扶持，将营销资金投向最困难的行业和商户。其中运用了决策辅助平台、用户商户图谱、智能营销大脑、防黄牛系统等硬核技术，体现了中国银联在市场化运营中不断跃升的强大科技实力。

其次，着重扶持中小商户，通过爆品引流策略、全渠道宣传、创新服务方式等手段，实现为超过560万家小微企业减免手续费、在“云闪付”App和银行App开通滞销农产品信息发布及购买绿色通道，为资源最紧缺、最急需扶助的中小商户服务，对惠民成效负责到底。

再者，银联网络始终安全稳定运行，通过“云闪付”App便利居民生活和服务政府疫情管控，让公众足不出户即可享受各类便民服务，复工复产又与各地政府合作推动实现“一码畅行”。

5月6日，“新华·京东消费者年轻度指数”首期成果正式发布。

：该指数基于线上消费大数据，通过观察中国大陆地区不同品类线上消费群体的年龄特征，向零售行业提示年轻受众群体消费特征，对未来消费趋势进行分析研判，从而为零售行业提升配套服务，提供数据支撑和智库参考。通过报告内容中的商品品类，年轻度最高的五大品类为香水彩妆、游戏设备、手机、运动鞋包、影音娱乐，我们可以明确发现年轻客群消费的几个趋势特点：

一是明显的超前消费意识：年轻消费群体的信用消费习惯已经养成，是线上消费分期付款的核心人群;

二是消费观念不同：年轻消费群体更加重视品质，不盲从价格，并且有明显的“去品牌化”特点;

三是偏爱直观且互动的营销方式：直播、短视频、社交平台都是年轻人的“种草”好渠道，年轻客群在消费过程中追求体验与互动，由此持续提升购买转化率;

四是普遍接受知识付费方式：年轻消费群体愿意不断学习不同领域的知识，提升自我，也愿意为有价值的内容买单;

五是“颜值”经济潜力巨大。报告中显示，通过商品品类，年轻度最高的类别是香水彩妆，包括从护肤、彩妆到医美、健身等不同细分领域，可以说“颜值经济”下的产品与服务在年轻群体中拥有巨大市场，以颜值为切入点的商品与商业模式将成为针对年轻客群的下一个风口。

5月6日，国务院官网发布《关于同意在雄安新区等46个城市和地区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同意在雄安新区、东营市等46个城市和地区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

：据艾媒数据显示，2019年跨境电商用户规模达1.54亿人，市场规模逾10万亿元，成为电商领域的重要分支。本次《批复》的发布，意味着国内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数量增至105个。

我们从综合试验区的建立以及带来哪些优惠政策来看，商务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主要从四个方面扶持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发展：

一是跨境电商零售出口“无票免税”政策。即对试验区内符合规定条件的出口零售企业，免征增值税和消费税;

二是跨境电商零售出口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政策采用应税所得率方式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等多种灵活并存的方式;

三是通关便利化政策。海关通过采用“清单核放，汇总申报”的便利措施进行监管验放，提高企业通关效率、降低通关成本;

四是放宽进口监管条件。跨境电商快速发展必然会催生与之紧密相连的跨境支付业务成为整个交易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一方面，由于目前诸多持牌机构对商户了解不深入，难以规避风险，存在无牌机构借支付机构通道从事跨境支付业务的相关服务主体的情况，监管层希望商户信息掌控在持牌支付机构手中，保证监管对跨境支付业务主体的风险可控。因此，为推动跨境支付产业合规化发展，中国人民银行早在2020年规章制定工作计划中就列出了《跨境支付服务管理办法》的制定计划。

另一方面，跨境支付业务持证“上岗”成为必然趋势。2019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跨境支付合规性问题就强调“凡是没有取得监管许可而为中国境内居民提供跨境支付结算服务的，都属于跨境无证经营”，外汇局总会计师孙天琦也曾公开表示，“跨境交付”模式、跨境金融服务须持牌经营。任何机构通过任何方式跨境给中国人提供金融服务，必须持牌，跨境金融服务不可“无照驾驶”。

4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对外公告，扩大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支持在上海市、重庆市、深圳市、河北雄安新区、杭州市、苏州市等6市（区）扩大试点，引导持牌金融机构、科技公司申请创新测试。

：“监管沙盒”最早由英国FCA（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金融行为监管局）首创实践，目的是让金融科技企业可以在一个较为宽容的监管环境下小范围测试其创新的金融产品、服务、商业模式和营销方式，旨在提升金融服务的同时，尽可能规避创新的潜在风险。2019年，中国人民银行发布《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规划（2019-2021年）》，首次提出在多个城市开展金融科技试点业务，推进“监管沙盒”落地，以进一步加快监管体系的建设。

扩容城市试点领域特色。本次扩大试点中，一方面，深圳、雄安和蘇州均为数字货币试点城区;另一方面，上海、杭州、重庆是中国金融科技发展的重心区域，既有大量金融科技公司，也有广泛普惠金融应用场景，因此将这3个地区纳入试点，可让监管获得更多金融科技创新样本，加速金融科技“监管沙箱”工作的推进。

回顾试点项目。在创新应用方面，早前在3月16日，中国银联“手机POS创新应用”项目就被正式纳入北京市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成为全国首批六个入选项目之一。本次试点扩大后，在应用层面，信用科技被提上桌案，作为金融科技更专精的领域，信用科技使用大数据风控技术，加大与银行的数字化合作，在确保风险评估准确性的同时，规避人工核查风险，实现了对传统金融模式的升级和补充。可以说，是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赋能金融“惠民利企”，纾解小微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普惠金融“最后一公里”等痛点、难点，助力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着力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水平又一具体体现。

4月30日，银保监会公布2020年规章立法工作计划，拟制定《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办法》。

：目前互联网贷款主要包括自营、助贷和联合放贷三种模式。

首先，自营模式即银行等机构通过自建网贷团队，与流量平台合作，利用自有大数据风控模型，为互联网客户发放贷款，贷后催收由自己团队或者与外部催收机构合作，主要特征在于风险自担、运营获客成本自担，该模式对客户了解较多，有利于磨合自己的大数据风控模型，培养自己的人才团队，平台可以完全掌握核心风控能力，典型代表是各中大型银行。

其次，助贷模式主要集中在中小银行。“该模式下，银行对借款客户了解较少，主要是利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做简单的风险控制，因此，核心风控掌握较少，客户也被助贷机构把持，一旦助贷机构出现问题，会有较大的风险。目前蚂蚁金服等互联网公司与中小银行、信托公司合作即是这种模式。

第三，关于联合贷款，主要发生在持牌金融机构之间，比如消费金融公司与城商行的合作。今年的《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在多个方面作出调整，其中包括对联合放贷业务有所放松作出明确规定等。2018年《征求意见稿》曾限定“单笔联合贷款中，作为客户推荐方的商业银行出资比例不得低于30%;接受推荐客户的银行出资比例不得高于70%”等。而今年《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不仅取消了对联合放贷双方出资比例的限制，同时取消了联合贷款余额的行内比例限制。所以，意见稿总体导向很明显，实际上是认可了目前联合贷款的做法，但风控自主、不能搞“抽屉协议”等底线还是会坚持的。因此，商业银行必须把控核心风控环节，合作机构回归为银行提供辅助性服务。

以手机为代表的移动设备已成为我们日常社交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帮手”，不管是通过社交媒体跟朋友交流、聊天，还是预订晚餐、分享产品、评论文章都需要借助这位“帮手”。近年来，移动设备带来的新时代移动支付服务爆炸性增长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目前中国的移动支付业务处于全球领先地位，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推动中国移动支付业务快速发展呢？

以美国为例，根据ETA移动支付委员会报告显示，美国移动支付市场比中国约小6倍。鉴于欧美人口少于中国来看，中国市场庞大，也在情理之中。

eMarketer发布的《美国移动支付用户2019》数据显示，2019年美国29.0%的智能手机用户使用近距离移动支付，而在中国，这一比例为81.1%。与之形成对比的是，2018年，美国约有八成的消费者使用信用卡消费。这种现状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先从金融方面来看，欧美国家早期布设的信用卡系统较为完善，甚至部分国家实现了无现金社会，消费者已养成长期的支付习惯，导致用户对移动支付的接受度较低，发展缓慢。然而在中国，移动支付出现之前，消费者主要使用现金支付，现金在便捷度上具有天然的局限性，这也成为移动支付快速发展的契机。此外，在欧美，大型银行多为私人银行，各自诉求差异较大，因而增加了移动支付业务合作的难度。

从社会方面来看，智能手机快速迭代更新速度快，价格大幅降低，即使是县城乡村居民也可以买得起价格合理的优质智能手机，比如红米7A大约只要540元人民币。另外，根据Simon-Kucher&Partners的研究发现，40%不使用移动支付的美国消费者将安全问题视为主要原因。皮尤公司的研究发现了类似的安全问题，被调查的消费者中，只有22%的人认为移动支付“受到良好保护”，但是他们都认同信用卡是最安全的支付方式。

综上所述，中国移动支付领先本质上是人们对这种新型支付方式的接受度以及适应新生活方式的证明。无论是个人或者国家层面，欧美传统的支付方式成为人们和新时代下新生活方式之间最大的障碍之一。要想快速地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技术、观念以及支付习惯都需要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