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儒家精神对北宋山水画体系的构建与渗透

摘要：宋代是我国绘画发展的黄金时代，在绘画方面，宋代是中国山水画史上的繁荣时期。而文化方面，北宋绘画上与儒学思想的交融十分明显。本文着重于浅析儒学思想在北宋对水墨山水画的影响。以及儒家思想在北宋山水画体系的构成过程中所产生的塑造性。并运用北宋著名画家李成等人的成长，通过对宋代山水画体系当中蕴含的儒家思想，反观一个时代卓越的艺术精神。

关键词：山水画;儒家思想;李成

一、北宋山水画与儒家精神

水墨山水画在五代即已成熟，其标志是南北四大画家——北方荆浩，关仝，南方董源，巨然的出现。北宋在绘画上直承五代，新的统一政权确立，吸引着大批画家文人北上开封成为文化中心与艺术中心。地区流派间的碰撞势必产生绘画创新的基础，如果说中国画（不仅山水画）在五代时尚且由于地方割据，绘画上画家能享受着较大的思想自由。那么，新的统一政权的出现，画家们就不得不受一种思想一种体制的影响了。再看看儒学，唐末以来的战乱一度危及儒学支流思想的地位。道释之学的昌盛，社会上三教调和之风日渐弥漫。这时宋代的建立，在我们这个国家，王朝衰败时往往伴随的先是国家主导思想的崩溃。多种思想的崛起与抬头，因此我们引以为傲的几次思想大解放都在乱世，而新朝的建立则会再兴儒学，并又一次在儒学这控制思想的大锁上再加一道铁链，这是永恒不变的趋势儒学在宋代。在士人们的努力下又一次复兴，并吸收了佛道中的思想元素，大多数人认为宋代由文人主导水墨山水画受士人们出仕思想的影响，而少有儒家思想的影响，其实在中国文化史上三教从来没有停止过交融与互补的步伐，不能再简单的去分开讨论了，容纳与调和文化间的差异与斗争是中华文明的特性。如上所说，绘画在统一王朝一个思想一个体制的背景下改变，而儒学又在新政权中重新夺回统治权，两方都在革新中产生交融与影响是必然的。

二、儒家文化对北宋山水画家代表的影响

翻看北宋绘画史，不难发现诸多山水画家以李成为师，许道宁，郭熙，燕文贵等名家都标榜师承李成。终北宋一朝，山水画名家在山水画创作上都是在李成铺就的路上探索前行，但实际上在宋初时刘道醇和郭若虚都认可三家说法，即关仝，范宽，李成为山水三大家，有并列的趋向。但在之后的绘画发展中李氏却一支独大，以至在宣和年间的《宣和画谱》中谓李成曰“凡称山水者，必以李成为古今第一。”实际上虽然经历五代十国的战乱，但在绘画上这一时期是一个成熟期，这一时期水墨山水开始成熟并且普及，脱离了唐代的青绿山水的装饰性倾向。李成晚于荆浩，与关仝（关仝与其相差不远，略早与李成）且学习的是他们一派的北派山水。在当时北派山水影响力日益剧增时，李成只是众多学习者中的一员，有趣的是转入北宋李成异军突起，《圣朝名画录》《图画见闻志》等北宋著名的画评著作对其推崇备至。

公元919年，当时唐朝已覆灭十二年，李成出生在一个沒落的贵族家庭，其家族本事唐宗室，其祖李鼎唐末曾为国子祭酒，而在五代战乱中，为前朝宗室的他为避战乱逃难至山东营丘，李成生性孤傲，旷达磊落。李唐王朝已灭亡十几年了，但作为皇族成员的他，并不甘心于就此埋没，还想东山再起。但因家道中落、仕途不顺、兵灾人祸等，他的理想终于未能实现。在多次遭挫折的情况下，他的目标终于稳定地转移到绘画上，力求自己心中平静，在绘画上也极力体现这种情绪，表现为意境冲淡、平和，其中也有萧疏与无奈。平远的构图正好符合这种情感的表达，绵绵不绝的深入，朦朦胧胧的虚幻景物，使思维不自觉地延伸下去，达到情绪上的宁静。这种情感寄托也是历来文人雅仕的一种“比德”思想的延伸。

“比德山水”始于孔子，是儒家思想中对于自然与人之间共融的一种方法，属天人合一的范畴。李成本身文化修养颇高，且在儒家发祥地齐鲁大地长期居住，长期浸泡在浓重的儒家气息当中。在郑峰先生的《北宋山水画家李成研究散论》中认为齐鲁之地的文化气息对于李成的艺术成长有着重要作用。李成在30多岁曾应好友王朴之邀到开封出行，以座客身份结交当地名士，想必这段时间由于王朴的标榜与自己的精湛画艺声名鹊起。据记载李成厌恶官场中的尔虞我诈，决不依附权贵，所以他几次失去做官的机会。他虽然生就一副傲骨，平生不事权贵，但他平易近人，对朋友和普通的老百姓非常热情。这种个性必定是以悲剧收场的，在他49岁那年，其醉死与客舍。在《圣朝名画评》中记载了李成这样一段话，“性爱山水，弄笔自适耳，岂能奔走豪士之门。”可以想见李成的性情与品格恰巧是一个士大夫的理想性格。而其悲剧性的人生结局也容易引起文人们的共鸣。

由此我们可知宋代山水画开始发展之初，其创作主要群体，即士人阶层，就是希望借助山水画这一画种（也许是无意间中的潜意识）把他们的信仰渗透在艺术中把他们的信仰渗透在艺术中。

三、“正名分”宋代山水画中追求的秩序感

“正名分”是孔子所提，在其后两千多年中一直作为儒家的基本教义之一，其满足了专制帝国对于等级秩序的需求.宋代把君主专制重新加强，儒家打出了理学的最高范畴“天理”。这里的“天理”即封建的等级秩序与道德规范，但还是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伦理道德，绕不过“正名分”这个基本框架。

“正名分”表现在山水画中，即是一种秩序感，我们对比五代山水画与宋代山水画，这种对于等级秩序的追求便一目了然。五代画家荆浩的《匡庐图》，卫贤的《高士图》和董源的《龙宿骄民图》已经由唐代山水画中的装饰性走了出来，从整体看并没有形成一种程式化，也没有以突出主山的雄伟来形成“势”。而在北宋名作范宽的《溪山行旅图》、郭熙的《早春图》以及南宋李唐的《万壑松风图》中，这种“主山”气势威武的感受很强烈。有“人主之势”，并且相应的对其他山峰做出简化，这些变化一方面是作画技法的进步，出现了画面取舍。而另一方面与所说的主次有别的秩序感有关，我们知道范宽与郭熙都是师承李成的，但在李成的画中并没有刻意表现这个意味，甚至在记载中李成善画“寒林平野”，在《读碑窠石图》《寒林平野图》中也能印证这点，显然这是宋代画家心中的潜意识在画面上的表现，儒学倾向在宋代山水画中以更为明显的方式表现出来。

社会潜意识对艺术的影响总是巨大的，并且无处不在，它是社会意识形态与自身价值观的有机结合，我们再把元代山水画与宋代山水画进行对比，或许就更能清楚这种倾向与宋代的思想背景的联系。元代是少数民族政权，在其执政理念中对于儒学与士人阶层的冷漠中，注定了在各方面与宋代的割裂，也包括了山水画。最明显的莫过于元代山水画中的个性化，元四家几乎各成一派，画风相距甚大。如倪瓒《渔庄秋霁图》与王蒙的《青卞隐居图》，风格差异很大，这在宋代山水画中很罕见。山水画在这一时期虽然还是士人群体为创作主体，但是没有了主流思想的存在，士人们也就失去了在画中的创作使命，而更多的是为自己的个性情感做申诉。

四、“中庸之美”宋代山水画中儒学审美意趣

北宋山水画有一种宁静之美，这种独特的美来自于画家们“含道映物”的情感，“师法自然”的态度，它既不像后来元山水画般孤芳自赏，也不像明清山水那般无病呻吟，扭捏造作，而是代表了宋代文人的一种气度。这种淡雅的美符合儒家所需求的“中和之美”，充满了东方哲学。所谓“叩其两端，执允其中”，即万事万物都把握一个“度”，这个度便是“天人合一”。所谓“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一思想也是山水画中儒道思想的体现，所以在宋代山水画中，山水已经不是单纯的作为景物而存在了，是有着人的灵魂。如郭熙的《早春图》，那流动的云气、蒼劲的青松，按西画的标准，既没有光影，透视也不太准确，但我们分明就能看到那是一片灵动的山水，比起立体的西画毫不逊色。

无论如何，北宋山水画体系最终确立，它是一种来自儒家精神作为标杆而由文人阶层审美标准而构建的体系，李郭画派在其中仅仅是由于符合了这个思想体系而成长了起来。但是，这并不代表其地位不变，其体系中标杆始终是儒家精神与道德标准。因此北宋后一个来自江南的画派异军突起，并统治中国画坛整个后封建时期，这个画派就像李郭画派把关范山水挤兑掉一样，毫不留情的把李郭画派推上神坛，成为历史。

作为中国绘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宋代山水画以其卓越的艺术精神与丰富的思想哲学称誉于世。人们普遍认为这是文人们在道释思想的影响下做出的精神解放，儒家思想是宋代山水画体系的构建中的一块基石，是一个时代中其统治思想对于艺术渗透的体现。

参考文献：

[1]《中国山水画通鉴》[M]孙丹研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J212.26

[2]《两宋时期山水画的历史与趣味转型》[M]吕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3]《图画见闻志》[M]郭若虚，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7

[4]《中国绘画美学》[M]陈传席，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5

作者简介：刘珏，1995年5月，女，汉族，710000，西北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助教，艺术教育，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西北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