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作家阿城

张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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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城是谁？

阿城的身份不少，会的事情很多——是编剧，是电影美术指导，也做过电影评委，还会木工，能做木匠。

但阿城成名却是因为文学。

1984年，钟阿城的短篇小说《棋王》首发在《上海文学》，这一部14000多字的小说引爆全国，接下来《树王》《孩子王》，生生震动中国文坛，一时洛阳纸贵，钟阿城开始变得炙手可热。全国各地的编辑纷至沓来，纷纷向他约稿。有时一天要来好几拨，有时一拨要来好几次。

那段时间的钟阿城约稿太多，甚至没有时间做饭。每次吃饭都是吃方便快捷的面条。他更是迷恋上了香烟。一个大陶瓷碟做成的烟灰缸中总是满满的烟头，以致于有朋友看不过去了，告诫他不要抽太多的香烟，对身体不好。但是一贯对朋友言听计从的钟阿城，这一次却没有听朋友的忠告，依旧一只手写着约好的稿件，一只手夹着香烟，乐此不疲。

多年之后有人请他谈创作《棋王》的经过。他平静地说，其实那只是一篇随意的作品，自己根本没有耗费过多的精力，只是花费了三到四天就完成了创作，自己也没有想到会引起轰动。而据后来钟阿城的妻子回忆，《棋王》的创作阿城甚至还没有花费到四天的时间。

后来得了诺奖的莫言，那时还在读书，眼里没几个看得起的，但是阿城把他彻底征服：那时他在我的心目中毫无疑问是个巨大的偶像，想象中他应该穿着长袍马褂，手里提着一柄麈尾，披散着头发，用朱砂点了唇和额，一身的仙风道骨，微微透出几分妖气。他是个想得明白也活得明白的人，好話与坏话对他都不会起什么反应，尤其是我这种糊涂人的赞美。当时文学系的学生很想请他来讲课，系里的干事说请了，但请不动。我心中暗想：高人如果一请就来，还算什么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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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城的人生选择似乎总是出人意料。

第一条，就是当红之际，飘然归隐美国。

80年代成了炙手可热的红人，评论界、读者好不热闹。他自己呢，却一点不贪恋名利，悠然飘往美国。

原因其实非常简单。阿城自己事后说，不过是因为当时在美国更容易找工作，比较好养活自己。

安身立命，阿城说安身在先。

结束十一年知青生活，回城之后，好多知青发现城市容不下他们。十多年不在这个城市，没有人脉，哪里找得到工作？三十多岁的人，什么都没有，在父母家搭个行军床，每月还要父母给一两块钱零花。不能自立，在这个城市生活的耻辱感特别强。阿城到美国去了，一看，唉，这地方好，打工不必认识谁，好活。于是就留下了。

到美国做的是什么工作呢？打短工，给有钱人家遛狗、刷墙……因为不需要用脑，回家之后留着脑子继续“摸摸想想”。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也是如此。

远离华语写作圈的阿城，不受诺奖、国内评论界、文学圈的裹挟，没有为了养活自己，努力写出畅销书的压力。这种超脱使得他的语言、思想都抱持着自己独有的风格。你一看就知道，这是阿城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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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提起阿城，大家知道的多还是他的小说。阿城自己却不怎么看中这个。他觉得小说就是讲故事，人人都能讲，只是讲得好不好的问题。所以，阿城心里从来没有把自己当成过作家，而是称自己“失足文学青年”，更没想靠小说扬名立万。阿城写小说，大概是偶然来了闲情雅致，才会把他脑子里的故事写出来。

冯唐一直嚷嚷着要用文字打败时间；阿城却可以因为自己的电脑坏了，说不写就不写了，这得看得多开啊。

可以说，这些年阿城笔头真正出来的，不及他脑袋里闪过灵光的十分之一。他也似乎根本不珍惜自己的才力，总是将灵机妙语就那么随意讲出。

王朔、陈丹青、朱天文心心念念，口口称赞的莫不是：听阿城聊天，那真是一种天大的享受！

王朔讲过一个故事：在美国的时候，大家经常聚会，阿城叼着个烟斗，即使低着头不说话，也总是人群的中心。等到他一开始讲话，那个精彩，同去的女生笑得神魂颠倒，几个星期还心心念念。而且阿城可以十几年夜夜讲，丝毫不带重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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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作家村上春树自29岁决定写小说起，他的一切就为了写作而存在。他跑步、戒烟、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写作，雷打不动。陀螺一样地一直转了几十年，一直到现在。阿城的活法和村上不太一样，他更重视活着的这个过程，写作只占据了一小部分。他做自己喜欢做的事，织布、种植、木匠、摄影，都达到了可以养活自己的地步。平时也研究青铜纹理、东北萨满、大麻与巫术、庞德和艾略特。对物质这方面也看得很淡，基本都是够用就行：“我的生活指标要求也不高，我也不需要有个房子，或者有个多好的车，跟我在乡下插队的生活比，这已经是非常好的生活了。”

王朔的一句话一针见血：“这个人对活着比对写文章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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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和阿城接触的人说，阿城最吸引人的除了博学、睿智，还有他的心态——从他的言谈中真的可以感受到一种叫“Inner Peace”的东西。

《八十年代访谈录》里，查建英问阿城出国后有没有经历过这样一个阶段——国内别人都知道你，你很出名了，国外一个人都不认识你。查建英问的是得失心。

阿城说，不啊，我还高兴，因为常识还在。到了美国才知道，边缘是正常的，没人理你是正常的，大家都尊重对方的隐私，这是个常识。所以在外国，我反而心里踏实了。他说自己的生活轨迹跟大部分中国人一样：找工作，结婚，生子。这样的经历不超出任何中国人的想象。

“大家怎么活过，我就怎么活过。大家怎么活着，我也怎么活着。有一点不同的是，我写些字，投到能铅印出来的地方，换一些钱来贴补家用。但这与一个外出打零工的木匠一样，也是手艺人。因此，我与大家一样，没有什么不同。”

有记者采访他，问了这个问题：即使您过去一度因为家庭背景无法考进大学，等到考试恢复了亦不动心，仍旧选择过着“闲时写写画画”的日子，我们很好奇您的生命态度或价值观是什么？

阿城回答说：“我过日子的方式是过程形态而不是目的形态──目的形态常常会造成所谓的死不瞑目。其实你看得多了，看事情就比较宽、不会那么绝对，你也就不会变成任何观念的人质。”“我知道什么是底线。无非是，如果现在天下又乱了，我又回去种地去，不就是这样吗？没有什么可怕的。而我是有受得了的苦，有享得了的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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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看得就是这么通透。

阿城说：“知识结构决定你。”他练的是童子功，从琉璃厂的旧书店就开始了。

怎么才能达到这样的通透境界呢？我们现在开始还有可能吗？阿城的建议是“素读”，就是不带你的意见去读。就是认真听别人把话说完了，理解了其中的意思，之后再去批判。

我们现在都习惯批判性地听别人的话。别人说了没两句，你就说：“哎，你这个说的不对。”急于表达，这样并不利于彼此的理解与沟通。交流的前提是必须知道别人完整的东西，否则我们学到的东西就会少。

读阿城真正的意义，大概就是能开阔你我的眼界，让人知道文学、艺术这些东西跟人生之间的关系，它是可以依赖的。

如果能像阿城一样“游于艺”，你可能会把人生过得更好。

责编：何建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