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探中新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的驱动因素

徐英婕

摘要：新自由制度主义强调国家间的“共同利益”，认为国际关系的实质是合作。中国与新加坡之间长期以来拥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两国在历史上逐渐结成了一种亲密且特殊的政府间合作关系。在中新（重庆）互联互通合作项目的基础上，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于2017年被提出，成为当下西部地区的重点建设项目。新自由制度主义能够有效解释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的驱动因素，国家陆海贸易新通道也将进一步推动中国和新加坡以及整个东盟地区的共同发展。

关键词：新自由制度主义;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中国;新加坡

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自提出以来，不仅用于分析全球宏观层面的国际关系和国际合作，也经常用来分析国家间合作。中国与新加坡之间长期以来拥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两国在历史上逐渐结成了一种亲密且特殊的政府间合作关系。1994年，第一个合作项目苏州工业园投入建设，2007年天津生态城项目启动，2015年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落户在了中国西部直辖市重庆，而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是重庆项目框架下的重点建设项目，旨在推动西部城市的南向出海。中国新加坡合作发展能够提高双方的共同利益，是非零和博弈下的双赢发展，新自由制度理论恰好能够为这种合作提供指导

1.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主要内容

新自由制度主义是在伴随着批判新现实主义的论战中逐渐成熟和确立起来的，它认同了新现实主义关于国际政治的几个基本假设但却得出了和新现实主义不同的结论，认为国际关系的实质是合作而不是冲突。一方面，新自由制度主义认同了国家是国际关系主要行为主体的假设，非国家行为体都从属于国家行为体，另一方面，他们也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假设出发考察国际政治。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无政府状态并不等于无序，也并不一定会导致冲突和混乱的后果，国际社会可以是一个无政府而有秩序的社会。其基本思想有：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但国际社会并非无序，而是有一定组织形式和行为规范的国家是自私、理性的行为体。

2.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项目的建设过程

国家间合作机制不是地区内正式或半正式的民间协议，而是主权国家间的正式协议，是由政府参与和推动的制度进程。具体到中国新加坡关系的发展而言，这种合作应该是集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合作发展为一体的动态过程，是全面的发展过程。中国—新加坡之间的合作发展必然需要双方共同参与、共同制定的正式的合作机制引领，这样的合作进程才有意义，才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中国新加坡合作发展的共同利益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显得更明显。

2.1中国-新加坡关系的历史发展

中新之间能够产生一系列政府间合作项目有赖于两国间的共同利益与中国对新加坡的劝导，但是两国间一系列政府间合作项目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存在一个持续几十年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在 1975 年以前，中国与新加坡仅仅有贸易方面的往来，而政府之间的来往趋于零，但是伴随着中国外交的转向与越南战争的结束，中新关系的冷冻状态开始松动。1975年3月，新加坡外交部长拉惹勒南率团访问北京;1976年 5月，李光耀率团亲自造访中国;1978年11月12日-14日，邓小平对新加坡进行了为期两天的访问;1985 年至 1990 年，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早期领导人吴庆瑞受到了邓小平邀请做中国政府的经济顾问，无偿为中國的改革开放出谋划策，在深入中国详细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了很多具有前瞻性和实用价值的建议，对沿海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1992年7月中国官方派出了中共中央精神文明代表团赴新加坡进行深入考察[6]。自此，中国-新加坡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长达十六年的时间里，两国对对方进行了充分的了解在互相了解与彼此信任的基础上，两国从 1994 年开始先后展开了苏州工业园、天津生态城和重庆互联互通项目三个国家级的合作项目。

2.2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的提出与发展

在2017年2月召开的首次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联合协调理事会会议上，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的概念首次被提出，但在当时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并未引发外部的足够关注。2017年8月底至9月初，新加坡时任总理公署部长陈振声访问了重庆、广西、贵州等中国多个省区市，与当地政府协商推进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建设。2017年9月20日，习近平主席在会晤李显龙总理时提出，希望双方建设好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并在地区层面带动其他国家共同参与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建设。这是中国领导人对支持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建设的明确表态。此后，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受到政商各界的广泛关注。中新两国领导人和高层在2018年4月博鳌论坛期间、2018年8月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议期间的会晤，均表示要加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建设。至此，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上升为中新国家间战略。

3.新自由制度主义视角下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的驱动因素

中国和新加坡通过陆海贸易新通道的建设，不仅有利于中国西部城市的南向出海，也对新加坡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双方都在争取获得“共同利益”，实现双赢。

3.1深化新加坡与中国尤其西部地区的贸易合作

对外贸易是新加坡经济发展的支柱，中国则是其主要的出口市场。近年来受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中新两国贸易出现一定下滑。如 2015年、2016年两国贸易额连续负增长6.3%、7.3%。2017 年，中新贸易则恢复快速增长，贸易额达 994.3亿美元，同比增长19.5%。新加坡对中国的出口额则同比增长26.2%，占其出口总额的 14.5%，中国保持为新加坡最大出口市场，这说明2017年以来的南向通道建设，有效深化了新加坡与中国，尤其与中国西部地区的贸易合作。具体到西部省市，2017年新加坡与中国广西的进出口贸易总额达51.1亿元，同比增长 58.1%;2018年上半年，新加坡与中国四川省进出口贸易总额达 50521 万美元，同比增长 20.30%。其中，新加坡出口1661万美元，同比增长 44.94%。此外，新加坡通过南向通道的建设还可以促进通道经济的发展，发挥其港口网络资源优势，为南向通道北上货运路线增补货源，拓展与中亚、欧洲等地区的贸易往来，以保障新加坡对外贸易的稳定发展。

3.2充分发挥新加坡物流优势，建立区域合作新的机制和物流合作规则

新加坡地处马六甲海峡，区位优势突出，物流产业发展成熟。截至2017年年底，新加坡共有200多条航线通往全球600多个港口及100多个国家或地区，超过130个国际航运集团区域总部设在新加坡，20家全球顶级的第三方物流公司以新加坡为基地，从事海事航运业的人口超过17万人。2017年，新加坡物流产业的产值约占新加坡GDP的7.2%。新加坡以通关效率高和进出口贸易流程便捷著称。在货物通关和许可证申办等方面，新加坡为企业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运用网络平台实现了高效的信息管理。以TradeNet為例：作为电子化的国家单一窗口系统，它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平台。简化文件处理流程，节省了时间和成本，提高了工作效率。以南向通道建设为契机，新加坡可以充分发挥自身物流优势，通过畅通南向通道，降低通道物流成本，并依托其优质的物流服务，建立区域合作新的机制和物流合作规则。

3.3合作范围从新加坡扩大到东盟、中亚多个国家

提升通道集聚辐射能力、提高市场化运作水平是通道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支撑。随着南向通道多趟班列的常态化运营，其市场价值日益被认可，其建设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的关注，通道集聚辐射能力有效提高，参与通道建设的企业越来越多，市场化水平也不断提升。目前南向通道的国际合作范围从新加坡扩大到东盟和中亚地区的多个国家。2017年4 月，中国广西与新加坡贸工部签订合作备忘录，并与新加坡太平船务有限公司合作共建中新南宁国际物流园。马来西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缅甸等国家表达了参与南向通道建设的意愿，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国也高度关注南向通道建设，未来也有望加入合作。中国香港地区的和记港口集团、太古集团港龙航空公司、嘉里物流、美亚货运等行业巨头正在推动有关合作事项，以参与共建南向通道。

4.总结

正如本文所论述的，国际海陆贸易新通道实现了中国和新加坡在合作获益上的“双赢”。它的建设不仅可为中国一东盟关系的提质升级注入新动力，且有利于中国更好地发挥大国作用。不仅如此，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的多式联运将形成纵贯中国、联通东南亚和欧洲的新物流通道，大幅缩短相关地区间的物资运输时间，推动中国构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新格局。在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将推动中国与新加坡、以及新加坡以外的东盟国家的合作向纵深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李光耀：《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新加坡：新加坡联合早报出版（2000），第640页。

[2]RobertSpring0. Keohane， "The Demand for International Regimes"，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36，2，spring 1982， p.326.

[3]苏长和“新制度主义与旧制度主义—国际政治生活中的制度因素”

http：//www.irchina.org/news/view.asp？id=299

[4]余维海.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国际合作观的比较与评析[D].华中师范大学，2006.

[5]曹云华：《中新关系：新加坡小国务实外交的一个实例》，《东南亚研究》，1991年第2期，第50页。

[6]方晓.中国-新加坡政府间合作项目的发展过程与形成原因[D].暨南大学，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