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当品格流淌在中华民族的血液里

化定兴

数千年来，中国大量知识分子和官员常怀忧国忧民之心，拥有担当情怀。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些风流人物或立功、或立德、或立言，但细心观察，他们身上从不乏敢于担当的熠熠光辉，正是在他们的引领下，历史才滚滚向前。在长期的发展进程中，担当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品格，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也让中华文化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北宋学者，理学创始人之一的张载曾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高度概括了一个人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的担当和使命，被当代哲学家冯友兰称之为“横渠四句”。

很多人总结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做人，期冀成为君子、圣贤，敢于担当无疑是其中应有之义。翻开汗牛充栋的历史典籍，敢于担当的故事举不胜举。这种担当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敢为人先，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是“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的为民情怀，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忠贞不渝……

勇于变法以图强

敢于担当，很多时候需要敢为人先，做时代的弄潮儿。在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为国家强盛勇于变法的人，他们无疑具有担当精神。战国时代，七雄争霸，其中的秦国在黄河与南山以西，文明程度较河东和山东六国要低。公元前362年，21岁的秦孝公即位，而秦自开国，到孝公时已逾五百年。如此古国面临着内忧外患的窘境。于是，秦孝公开始四处招贤，以求国家强盛。这时，商鞅出现了。

逐渐取得秦孝公的信任后，商鞅开始了在秦国的二十年变法。在颁布的第一道新法令中，商鞅试图将秦国变成一个军事化的社会。底层的民，都按五口或十口一组重新编制，同一什伍的人口必须互相监视和防范，依照军纪赏功罚罪。为了保证国家的财源和兵员，强制民间家族拆分为单丁家庭，谁不分家就按男丁数目倍征军赋;凡从军杀敌有功的，按照立功大小给予相应的最高爵级，但禁止民间私自械斗，否则依照违反军纪的程度判刑。新法令特别重视农工对国家的贡献，谁纳粮交帛超过国家标准，便可免除个人徭役，但谁靠投机取利或懒惰致贫，一旦被检举，就要将其妻子儿女没收充当官奴婢。秦国原有的贵族照样得从军，即使是公族，没有军功，便撤销其作为国君亲属身份，降为平民。商鞅变法成效斐然，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然而，后来变法遇到了很大阻力，秦国的贵族势力屡次出来阻挠。但商鞅不为所动，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商鞅变法虽然从今天来看弊端很多，但在当时促进了秦国的强盛，为秦国统一六国做了准备，他的事业直到秦始皇还在延续。

古代另一次大规模变法是北宋王安石主导的。变法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改革，是利益的调整，所以往往阻力重重。如果主导者没有担当精神，变法是万难推动的。在这种背景下，王安石指出“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开始了以“理财”“整军”为中心，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各个方面的改革。王安石改革虽以失败告终，但担当的因子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到了晚清，一大批仁人志士以敢于担当的志士精神书写了可歌可泣的佳话。戊戌变法失败后，友人劝谭嗣同逃跑，但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流血而牺牲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君子有终身之忧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经典中，有诸多关于担当有为的经典描述。如“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而对于古代的士或者知识分子，心忧天下方能体现其担当。孔子说“憂道不忧贫”，孟子说“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陆游也说“位卑未敢忘忧国”。他们身上的这种忧患意识某种程度上说是担当的体现。

孔子处在“礼崩乐坏”的时代，所以他一心想要恢复周礼，为此周游列国，想要施展自己的抱负。从孔子的一些自白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他那种强烈的使命感。孔子离开卫国到陈国的途中，经过匡地，匡人因曾受阳虎的暴虐而对其恨之入骨。孔子由于长得像阳虎而遭到拘留，但他仍以周文化的传承与振兴为使命。他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意思是说，周文王死后，文明礼乐不是保存在我这里吗？上天如果要消灭这种文明礼乐，那我这个后死之人也就不会掌握这种文明礼乐了;上天如果不想灭除这种文明礼乐，匡地的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因此学者韦政通说，孔子在生命遭到威胁时爆发出一种神秘感和高峰经验，并超然地感到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涌现。

孟子的担当则体现在他的兼济天下上，他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所以他不断向执政者阐述他的民本思想。他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 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知识分子除了具有忧患意识，往往也承担着某些方面的职能。在古代宫廷，有一种官职叫“史官”，其职责是专门记录和编撰历史的。崔杼是春秋时齐国大夫，他杀了齐国的国君齐庄公。史官太史伯在史书中写道：“崔杼弑其君。”弑君可是大罪，这样写有损自己以后的形象，崔杼知道后非常愤怒，想让太史伯改为齐庄公自己病逝。但太史伯不肯，于是他便杀了太史伯泄愤。太史伯死后，他的弟弟太史仲、太史叔相继担任史官。崔杼同样逼迫他们篡改史书，但他们也不肯就范，于是这两人又被杀了。太史家族还有最后一个人太史季。尽管他受到崔杼的威胁，但依然写下“崔杼弑其君”。崔杼想不到世间竟有为了正义如此不屈的人，于是屈服了，没有杀掉太史季。作为史官，太史家族可以说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敢于担当。

数千年来，中国大量知识分子和官员常怀忧国忧民之心，拥有担当情怀。宋仁宗天圣二年，范仲淹为兴华县令，发现当地的堤坝受损严重。灾情严重的时候，百姓痛苦不堪。范仲淹发现这一情况之后，当即上奏上司，并且得到了朝廷的准奏，开始着手修建堤坝。他征调各州数万农夫前去修坝，哪知道刚好遇到大风暴，光是征调的农夫就有一百多个被卷入水里丧命。当地百姓很是惶恐，认为是老天不允许重修堤坝。在这样的情况下，范仲淹身先士卒，堤坝修建完成之后，保障了众人的利益。为了纪念范仲淹，众人将这个新修的堤坝命名为“范公堤”。

近代以来，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大批知识分子以自己强烈的社会关怀和使命担当，为国家贡献力量。容闳1828年出生在广东香山，后赴美求学，他亲眼目睹西方的富强，于是在大学未毕业就立志让中国富强。他说：“予意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予后来之事业，盖皆以此为标准，专心致志以为之。”后来，正是容闳艰难开辟了中国人留学之路，让更多人沐浴了“欧风美雨”。容闳因此成为教育救国的先导。

危难之际挺身而出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越是国家民族处于危难之际，越能体现出一个人的担当。“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诗句都是这方面的集中体现。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说：“爱国主义是鼓舞中华民族团结一致的奋斗旗帜，是推动中华民族历史前进的强大力量，是中华民族最深厚的民族感情，也是中华文化的基本价值。”

爱国主义突出表现为报效国家、忠于民族，展现大义凛然的气节和勇于担当的精神。1161年秋，金国皇帝完颜亮集结六十万大军，兵分四路，南下侵宋，其中，完颜亮亲率精锐，以“闪电战”般的速度攻克庐州等地，宋军被斩首数万，将领纷纷南逃。

身在临安的南宋君臣久不闻金戈之声，只把杭州作汴州。直到金兵渡过淮河，南宋朝廷才如梦初醒，很多大臣打算逃命，宋高宗也想再次“浮海避虏”。后来朝廷虽然派军迎击，但节节败退，防守长江成了最后防线，核心是长江东岸的采石，可守卫采石的宋军只有一万八千人。这时候，一个小人物走上了历史前台，他就是虞允文，时任都督府参谋军事，已经52岁。

虞允文其实只是奉命带着一批银两、酒肉、棉衣来犒劳部队的。他到达军营之后，看到士兵“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好像刀俎上的鱼肉，而“敌骑充斥”，金人的侦部队已经在作渡江的准备。随从劝他放下这些物资，快快撤走，没必要留在采石送死。但虞允文留了下来。据《宋史》记载，有人劝他：“公受命犒师，不受命督战，他人坏之，公任其咎乎？”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将安避？”

后来，虞允文冲到最前线激励将士，挫伤了金兵的锐气。完颜亮因采石战败，愤恨不已，下令三日渡江，否则杀掉随军大臣，出现人人自危的局面。此时北方又生内乱，于是军心摇动。完颜亮被身边将士刺杀，金军随即撤回北方。南宋终于化险为夷。后世史官在编纂《宋史》的时候写道：“允文采石之功，宋事转危为安，实系乎此。”后来，虞允文辅佐宋孝宗，成为一代名相。

清朝后期，整个国家万马齐喑，社会矛盾尖锐。道光帝自己说：“无如世风日下，人心益浇，官不肯虚心察吏，吏不肯实意恤民，遇事则念及身家，行法不计及久远。”在这样的窘境中，湖南人陶澍挺身而出，成为“救火队长”。他呼应社会要求，倡导改革，推崇经世致用。

漕运是清朝维护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重要一环。道光四年十月，南河暴涨，各省漕帮空船返回时受阻。返船停滞长达数月之久，严重影响了次年春季的漕运。同年，洪泽湖蓄水过多，又逢暴雨，造成高堰一带堤坝崩塌。清廷紧急拨银二百万两堵住大堤。当堰圩堵合后，洪泽湖已经泄水过度，存水無几，无法漕运。若排空河道，筑坝，修纤道等，工程费则高达三百万两，而且临时性的施工会使得夏季的大规模的运粮难以保证。

此时主管三省事务的总督魏元煜对此无可奈何，昏招迭出。在这紧要关头，陶澍出面建议道光帝采用以海运代漕运的主张。他指出海运的优势有：以商运代官运，不必造新船修旧船，不用招募兵丁，也不必谋划调度运输。在权衡利弊后，道光帝同意了他的主张。

在得到授权后，陶澍到上海招募商船，设立海运局，并推出免税、优惠运价及奖励等政策。一系列优惠政策的出台，使海运得到上海商帮的热烈响应，大家蜂拥而至，争相承运。陶澍的漕粮海运改革，开创了清代大规模海运漕粮之先河，利国、利民、利商，可谓是一次前所未有的经济改革。

陶澍经世致用的作风推动了中国近代人才群体的涌现。陶澍逝世40年后，张佩纶与张之洞在谈论道光末年人才时，仍高度赞扬了陶澍对近代人才发展的影响：“论道光末人才，当以他为第一。”此外，受陶澍影响的贺长龄、魏源、曾国藩、左宗棠、林则徐等人也都在晚清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敢于担当的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