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责亦如“烹小鲜”

林永芳

网上有个段子，说的是《西游记》中留下了一个天问：唐三藏屡次落入魔爪险些送命，可孙悟空、猪八戒、沙僧是吃素的吗，为啥老让妖怪把师父抓走？这事要是问责，谁的责任最大？有网友的答案很令人气馁：谁是第一责任人呢？猪八戒肯定没事儿，他最能推责卖萌，追责之棒怎么也落不到他头上;沙僧的主责是看行李，捉妖只是协助工作;于是，主要责任人就非悟空莫属了，谁让他本领高强，做的是头号保镖！

可如此问责，合理吗？试看白虎岭三打白骨精，唐僧只看到表象，坚信孙悟空打死的是无辜好人，不但不肯相信悟空的辩解，而且即使尸魔白骨精显出了原形，他也拒不承认这一铁证，硬说是悟空用的障眼法，鐵心写下贬书，将猴子赶回了花果山。这是典型的心有成见，既不调查，也不给申辩的机会。

瞧唐僧的问责方式，悟空干事最多，却有功不奖，有过就罚，抓到妖怪从不奖励，打过了头就念紧箍咒。这里面的问题，一是赏罚不分明，二是问责泛化。可他对待八戒却完全不同，哪怕八戒犯了再多的“戒”（什么偷盗戒、淫欲戒、妄语戒，一犯再犯），他往往视而不见，不但不惩罚，还要求悟空对这个兄弟要友爱，不要苛责。这是明显的双重标准。

如此问责，何以服众？最终的结果是，导致取经事业屡遭重大挫折，甚至差点赔上了主要领导唐僧自己的命。唐僧原本就是金蝉子转世投胎，迟早要回到仙佛世界去的，死一两次也没什么大不了;可现实却不是神话，我们的“取经事业”可没有那么多的转世重生机制来无限加持。

以上模式，不妨称之为“唐僧式问责”。该模式的问题，在于没有坚持权责一致、错责相当原则，没有“做到不枉不纵，一把尺子量到底”。

无独有偶，还有一种人人腹诽的问责模式，叫作“李逵式问责”。

《水浒传》中，李逵江州劫法场，救出宋江后，“杀得性起，逢人便砍”，梁山首领晁盖对他喝阻也无效。话说冤有头债有主，谁动了你的人，你就找谁;或者，谁挡了你的道，你就找谁。可像李逵这样，不问青红皂白“逢人便砍”，为杀而杀，谁能接受？扈成都已经归顺了，李逵还是不分缘由地将板斧砍向他，还把扈太公一家斩尽杀绝，若非全书刻意忽略扈三娘的感受，她怎么可能接受这一现实，安心为水泊梁山献身卖命？

“李逵式问责”的问题，在于“罪刑不相适”，没有做到“坚持实事求是、依规依纪依法，增强问责严肃性”，而是随心所欲，为问责而问责。这就是如今引发广泛关注的“问责泛化、扩大化”，有人概括这种现象为“凡是不合要求甚至不合领导的意图，随意就问责，以至于有的基层干部多数被问责、反复被问责”。

概而言之，无论“唐僧式问责”还是“李逵式问责”，都“偏离了问责制度安排的初衷，也极大损害了问责工作的严肃性、权威性和影响力，在一定范围造成干部群众的不解或误解，长期下去、积累起来形成的危害不可小觑”。

问责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利器，同时，它又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党章和监察法有原则规定，《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等有明确具体的规范要求。所以，一是要依法依规，严肃规范，不能谁说问责就问责，想怎么问责就怎么问责;二是要把握好分寸和火候。

《道德经》中有句被广为引用的话：“治大国若烹小鲜。”说的是，治理之道，犹如烹制一条小鱼，既不能太咸，也不能太淡，要调好作料才行;既不能操之过急，也不能松弛懈怠，只有把火候控制得恰到好处，才能把事情办好。问责之道，亦如此。《论语》说“过犹不及”，问责不偏不倚、有“温”有“度”，既不缺位，也不越位，才能让人心服口服。须知，精准问责，才能激发责任担当;精准问责，才能彰显问责的权威，增强问责的严肃性和公信力。

对此，高层显然早已了然于心。2019年9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法规室负责人在介绍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时指出，以往执纪实践中“既有问责不严、避重就轻的问题，也有问责泛化、简单粗暴的问题;既有问责程序不够规范的问题，也有问责尺度把握不一的问题……”，为此，“新修订的条例坚持对症下药，完善问责机制，查堵偏差漏洞”，“提高规范化，把问责权力关进制度笼子”。

诚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