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元时期长安陶瓷风格的延续与变迁

王茸茸

摘 要：金元早中期是耀州窑的继续烧造时期，窑场仍然以耀州窑为中心，除宋代已经有的几个窑场外，又东扩到上店窑场、陈炉窑场;元代，又新增加了澄城尧头窑场。元代中晚期，耀州窑逐步走向衰落。金元时期，长安的陶瓷业在宋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虽然仍以青瓷为主，但受少数民族的影响，造型与风格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本文将从四个较为突出的艺术造诣方面对这一时期陶瓷风格的延续与变迁进行重点阐述。

关键词：金元时期;耀州窑;尧头窑;艺术特征

金元时期，长安系少数民族主政的时期，关中地区先后几易其主，1127年，金灭北宋。当年12月，金将洛索率军进攻关中，大掠后撤走。1128年8月，金军再攻关中，陕北大部和关中东部均为金占有。金在今关中境内设有京兆府路、凤翔路。1206年，蒙古汗国建立。1222年11月，蒙古将领木华黎率军先后占领同州、蒲城。l230年6月，蒙古军破金京兆;10月占领同、华等陕西东部;次年4月占领凤翔。1234年，金灭。l253年，蒙古大汗分封诸王，关中成为忽必烈的封地。l271年，忽必烈迁都燕京，国号为“元”。1272年，忽必烈封第三子忙哥剌为安西王，建藩于陕西。元代在路之上设行中书省。陕西行省的辖地包括今陕西全境，还有甘肃兰州以东和内蒙古伊克昭盟中部以南各地。元代中叶，安西王府被废除，安西路改名奉元路。

金元早中期是耀州窑的继续烧造时期。长安陶瓷艺术在承袭宋代制瓷工艺的基础上，有了一定的发展。窑场仍然以耀州窑为中心，除宋代已经有的几个窑场外，又东扩到上店窑场、陈炉窑场;元代，又新增加了澄城尧头窑场。元代中晚期，耀州窑逐步走向衰落。各窑场仍然以青瓷为主，兼烧少量黑釉、酱釉和结晶釉瓷。这一时期青釉瓷的釉色有橄榄青、豆青、青白和姜黄釉。此时期瓷器最大的成就，就是月白釉瓷的创烧。月白釉瓷“釉厚如堆脂”，釉色白中显青，光泽莹润，如冰似玉，别具一格，创造了青瓷美学的新境界，堪称这一时期青瓷工艺的代表。

金元时期，铜川各大窑场和澄城尧头窑瓷器种类主要有碗、盖碗尊、盘、杯、瓶、壶、洗、罐、盆、盒、灯、炉，其碗、盘、尊炉最多。因少数民族主政，瓷器型受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器型由秀美变得纯朴镇重，体现出了浑圆敦厚、镇重粗犷的时代风格;金代的器物以素面为主，具有温润、含蓄的艺术美感。元代后期，耀州窑逐渐衰落，传统主打产品青瓷逐步萎缩，刻花印花工艺日趋简练，釉色普遍呈现姜黄、青黄，失去了往日丰满、典雅的风范。代之而起的白地黑花瓷，器型硕大丰满，浑厚镇重，具有浓郁的少数民族的风格。

金元时期，长安瓷器装饰手法主要有素面、刻花、印花、贴花等，元代后期还新创了用毛笔画花。这一时期纹饰丰富，除传统的莲花纹、牡丹纹、菊花纹、花瓣纹、花草云纹、缠枝卷叶纹，还出现了葡萄菊纹、鱼钻莲纹、水波鱼莲纹、喜鹊闹梅纹、犀牛望月、水波三鱼纹、卧鹿纹、钱纹、太阳纹等。其元代后期出现的白地黑花瓷，纹饰奔放流畅，色彩对比鲜明、画风挥洒自如，风格粗犷豪放，具有浓郁的北方民间文化风格。

元代长安地区出土的瓷器除耀州窑和澄城窑的青瓷、白地黑花瓷、黑瓷外，还出土有江西景德窑及其他窑口烧造的白瓷、酱黄釉瓷、褐釉等。典型器物有青白釉印花高足杯、青白釉印花莲瓣高足杯、青白玉釉胆瓶、孔雀绿釉梅瓶、白釉剔花罐、酱黄釉鸡冠壶、褐釉三鱼纹贯耳壶，每件器物各具特色，既有少数民族突出的酱黄釉鸡冠壶，又有汉民族青白釉印花高足杯，还有民族融合的产物孔雀绿釉梅瓶、褐釉三鱼纹贯耳壶。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金元时期，长安的陶瓷业在宋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这一时期，陶瓷艺术的发展主要集中三个方面：第一是金代月白釉瓷创烧的成功，开创了青瓷艺术的新境界;第二，金元时期创造的毛笔绘画的新方法，丰富了陶瓷艺术的表现手法;第三是陶瓷艺术吸收了少数民族文化元素，造型和风格都發生了新的变化。其主要艺术特征有以下四点：

一、金元时期长安瓷器展现出少数民族粗犷豪放的率性风格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并统治中国全境的封建王朝，元朝为了维护自身文化，提升蒙文化的影响力，对汉文化吸纳不甚积极;加之蒙古族统治者在教育程度、文化艺术素养等方面与汉族都有一定的差距，使其在艺术创造上走向了民间化、少数民族化。元代长安瓷器一改宋代清丽超逸，典雅高古的品格，展现出了西北民间文化、少数民族文化粗犷豪放的率性风格。

金元时期青瓷虽然还在烧制，但无论是器型还是风格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器胎一改宋代的轻巧，开始变得质朴厚重，纹饰除宋代常见纹饰外，出现兽面纹、犀牛望月纹、太阳纹等具有浓郁的少数民族文化元素的纹饰。纹饰一改宋代的精细，突显了豪迈恣意的风格。

具有代表性的瓷器有金代青釉碗、犀牛望月、钱纹青釉壶、兽面纹炉等，个个胎厚器重，或镇重规正，或硕大饱满;纹饰或粗大写意，或兽嘴大张，不同于宋瓷胎簿器轻，典雅清秀的风格，彰显着浓郁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化的鲜明风格。（图1、图2）

元代长安的黑瓷、酱釉瓷，器型胎厚器重，丰硕饱满，质朴敦厚，积淀了黄土高原农民固有的粗砺、豪爽、纯朴、憨厚、大气、自信的精神气质，彰显着民间文化特有的质朴与率性。大黑釉碗、盘，侈口，圆唇，厚胎，不使装饰，朴拙浑厚，就如这块土地上善良忠厚的百姓。黑釉罐、壶、瓶，体态健美，或双耳、或四耳挺立，与肩齐平，分明就是一个自信自强，健康向上的黄土高原的汉子;黑釉缸和酒沆，器型高大硕圆，线条凝练轮廓舒展，让人真切地感受到黄土高原人豪放的个性，内在的生命力，大气的格局。分明就是这块土地和这块土地上感天动地的大秦腔、情意饱满的民歌、龙腾虎跃的腰鼓，游龙走风的舞蹈、纯朴敦厚的民风民俗共同构成的文化灵魂的写照。

元代末期的白釉黑花瓷，无论是器型，还是装饰图案，都充盈着黄土高原人、草原民族自然、厚重，不拘小节的风格。突显出黄土高原人与马背民族剽悍威武，刚劲激昂，雄壮浑厚，豪迈洒脱的性格。如：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耀州窑，白地黑花碗和白地黑花盆，器型硕大，腹深饱满，口边刻双弦纹。盘口、碗口绘的旋纹、草叶纹、牡丹纹，腹部绘的万字纹，盘底的太阳纹，都率性随意，粗枝大叶，不事细节，不讲形似，只求神韵，无拘无束，表现出黄土地人旷达爽朗的性格，少数民族“仰天高歌草原风，翻身骑马挥鞭去”矫健的生活方式（图3）。

白地黑花香飘十里梅瓶”无论是其小梯形口，短束颈，圆溜肩，丰满的鼓腹，深褐粗厚的胎体，还是无亮度的自然半木光;无论是肩部点绘的草叶纹，上腹率性的卷枝花叶纹，还是下腹题写的“风吹十里透瓶香”诗句，都体现出了只有那个特定的时代，只有黄土地人，只有马背民族才有的恣意矫健，昂扬自强的个性特质。看到这些器物，不由让人想起“极目青天日渐高，玉龙盘曲自妖娆。无边绿翠凭羊牧，一马飞歌醉碧宵。”诗句所传达出的潇洒不羁。

二、金代耀州窑月白釉瓷开辟了陶瓷美学的新境界

金代耀州窑创烧的月白釉瓷开创了青瓷美学的新境界，器型简洁洗练，线条圆润流畅;多不使装饰，素面无纹，一派本真;釉色白中显青，光泽莹润，如冰似玉，如兰似菊，清新脱俗，充盈着繁花落尽似烟云，洗尽铅华呈素姿的品格。

陈炉1988年铜川耀州区柳林镇窑藏出土月白釉洗，圆唇敛口，曲腹稍鼓，平底卧足。鋬如月牙，耳如圆环。釉色月白，均匀如脂，莹润如玉。无论是造型还是釉色都有一种千帆过尽的洗练、高洁、隽美。月釉荷叶形盖罐，盖面微隆，盖沿翻卷，如一朵出水荷叶，田田涟涟。钮为三棱锥体，简洁大方，别具一格。罐体丰肩鼓腹，腹下内收，丰盈浑圆;釉色月白，肥厚均匀，淡绿滋润。造型饱满别致，气韵生动，真是“芙蓉含芳”“零露瀼瀼，婉如清扬”。

陕西铜川黄堡镇出土的月白釉胆瓶，器形似胆，瓶颈细长，溜肩鼓腹，圆润流畅。釉色以乳白为基调，白中泛青。温润失透，色泽极富玉石感。整个器物淡雅清秀，高古优雅，色润幽美，如珠似玉，正是“冰晶玉肌飘清韵，笑语盈盈暗香来”。铜川耀州区柳林镇出土的素面执壶，壶如橄榄，小口内收，窄溜肩，梨形深腹，矮足外撇。右侧腹贴一扁圆形曲柄，左侧腹粘圆管状长曲流。满施月白釉，釉色白中泛青，釉质纯净，幽幽如兰，似一少女婷婷而立，暗含幽香，从内到外散发出一种质朴温润、含蓄纯真之美。

三、金元长安瓷器纹饰呈现出二重性文化特征

金元耀州窑瓷器纹饰多种多样，内涵丰富，体现出了汉民族和蒙古族文化二重性的特征。金元时期，耀州窑瓷器除传统的牡丹纹、莲纹、菊纹外;还新出现了犀牛望月、太阳纹、兽面纹等。牡丹纹、莲纹、菊纹系汉族瓷器经典纹样，尤其是牡丹纹深受社会各阶层的喜爱，被视为繁荣昌盛、美好幸福的象征。牡丹被称为“富贵之花”，是耀州瓷的流行装饰纹样。体现了人们对美好事物的热爱，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对国家繁荣昌盛的祈愿。莲纹在汉文化中有多重解读，被文人视为出污泥而不染，品德高尚的象征;在民间文化中，因莲蓬多籽，“籽”与“子”谐音，亦被看作多子多孙的象征，民谣有“莲蓬壳里子粒多，莲生贵子到俺家”的句子。

太陽纹、兽面纹，犀牛望月、体现的是蒙古族文化。太阳纹的出现与蒙古族对太阳的崇拜有关，太阳纹饰在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蒙古、磴口格尔敖包沟、桌子山岩画、宁夏贺兰山岩画中就有大量的遗存。最典型的两幅岩画是一个人跪在地上拜太阳;另一幅是面部为炎帝图腾虎变体，头部有放射形线条，重环双眼，炯炯有神，威武雄壮的太阳神。兽面纹是蒙古族图腾虎的变体，内蒙古阴山、桌子山等地岩画中非常多，其贺兰山的大太阳神、小太阳神岩画都是以虎面为载体的太阳。在古文化中虎为百兽之王，属阳，汉代应劭《风俗通义》载：“虎者，阳物，百兽之长也，能执搏挫锐，嗜食鬼魅。”

关于“犀牛望月”，北京故宫博物院陶瓷专家杨静荣先生则考证认为这种纹样应与“吴牛喘月”典故有关，吴牛指的是江淮一带的水牛，吴地炎热时间长，水牛怕热，见到月亮以为是太阳，故喘气。在《世说新语》以及李白诗句中皆出现过“吴牛喘月”的典故。我个人认为犀牛望月与蒙古族对月与牛的崇拜有关，应是原始文化的遗存。

四、金代耀州窑新工艺为中国陶瓷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金代晚期，耀州窑的工匠们为节省成本，增大了窑炉容量，提高了产量，还创造性地想出了涩圈叠烧的新工艺。涩圈叠烧新工艺是指碗、盘、罐、盆、壶等类陶瓷器物内底刮去一圈釉后形成的露胎环状圈。方法是在施过釉的坯内底，用刀具刮出器足大小的涩圈，然后叠摞覆装，最下面放置顶钵支撑。碗、盘、罐、盆、壶叠烧时，为避免釉液粘连，故将碗、盘、罐、盆、壶内心刮釉成圈，在入窑时，将上件器物圈足（未施釉）直接置于下件器物的涩圈上，依次叠置，进行烧制，这样可以节省空间、降低成本、提高产量。涩圈的出现摒弃了依赖支架、支钉、垫饼、垫环等窑具，在陶瓷制作工艺上是一个新突破。

耀州窑先进的涩圈叠烧新工艺，对当时陶瓷业及后世陶瓷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涩圈叠烧工艺的应用，直接导致金、元陶瓷业产量的大幅提升与烧成率的提高。产量和烧成率的大幅提升，随之带来的就是产品数量的增加，以及对外贸易的大幅提升。元·江大渊《岛夷志略》中较详细的记载了我国瓷器输出的五十几个地区。这五十多个地区分别属于日本、菲律宾、印度、越南、马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孟加拉、伊朗等国。当时输出的瓷器品种有青瓷、月白瓷、青白瓷、青白花瓷四类。青瓷、月白瓷在金元时期，耀州窑都有烧造。总之金元时期，耀州窑烧造首创的涩圈叠烧新工艺，提高了产品的烧成率、产品的数量，为陶瓷的对外贸易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虽然金元时期，耀州窑逐步走向衰落。但是涩圈叠烧的工艺，毛笔绘画法的应用，月白釉瓷的出现，蒙汉文化交融的粗犷纹饰，都对后世长安瓷器风格与造型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陕西省艺术研究院）

参考文献：

[1] 中国硅酸盐学会主编：《中国陶瓷史》[M].文物出版社，1982年9月版。

[2] 北京艺术博物馆编：《中国耀州窑》[M].中国华侨出版社，2014年10月。

[3] 杨东晨：《论金元时期的耀州窑》[J].《河北陶瓷》，1991年第2期。

[4] 邓坤、李录成：《简述耀州瓷的绘画装饰艺术》[J].《中国陶瓷》，2011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