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系统的动态化转向：从索绪尔到罗兰.巴特

摘要 ：索绪尔的“一级符号系统”仅关注狭窄而封闭的语言内部，静态的结构关系难以满足现实的需要。之后罗兰.巴特重新定义了能指/所指与符号的层次，建构起“二级符号系统”，使之成为一种开放的动态结构，并催生出“文本阅读理论”。

关键词： 一级符号系统;二级符号系统

一、一级符号系统

在新语法学派、惠特尼、喀山学派和法国心理学、社会学的影响下，索绪尔抛却了单纯的语言发音事实，将目光转向“意义”。他认为，符号是概念和音响形象的结合，“语言单位是一个双重的实体，一个由两个要素联系而形成的实体。”并且二者不可分割，“思想是正面，声音是反面。我们不能切开正面而不同时切开反面，同样，在语言里，我们不能使声音离开思想，也不能使思想离开声音。”其中，音响形象被称作“能”，概念被称为“所指”。符号是一个整体，音响形象属于表达层面;概念属于内容层面，符号联系起能指和所指，而能指和所指又构成了符号。我们一般将其称之为“二元关系论”。

“arbor”充当音响形象，实际的”树“为概念，“树”的这个概念和“arbor”这个发音形式紧密相联，从这个形式中，我们获得了一个相对应的概念。并且在索绪尔的符号系统中，能指和所指是一一对应的关系，是相对稳定的。 比如此处的“arbor”就是指”树“，而”树“就是用”arbor”来表示，并没有第三者的介入。

在这种情况下，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指向的是差异，“独立的‘正’词项不存在，唯有差异。”而差异性又与任意性紧密相连。“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或者，因为我们所说的符号是指能指和所指联结所产生的整体，我们可以更简单地说，语言符号是任意的。”

而能指的差异其实就是符号系统中的差异，能指实质上是由它的音响形象和其他任何音响形象的差别构成的，由于能指的差异，语言符号生成了自己的意义。比如“arbor”不同于”arbo”，所以我们不会将“arbo”错认为是”树“。两者的关系一旦确立，便约定俗成地固定下来，随即转换成为一种强制性。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一级符号系统”。

然而，这种简单的静态结构关系与狭窄的语言内部分析似乎难以满足现实的需要，封闭的话语系统，往往导致注重形式而使结构僵化、文本意义单一。 所以，进入20 世纪中叶，对索绪尔的反对之音便如潮涌来。

二、二级符号系统

后来，受叶耶姆斯列夫、后结构主义的影响，罗兰·巴特（1915—1980），延续了索绪尔的研究范式，着手研究组成社会的符号系统，转向语言内部，重新定义了能指/所指与符号的层次，使之成为一种开放的动态结构。

在《符号学原理》中，巴特谈到，他的符号学理论是在结构语言学的基础上的发明，具体来说，“是引借自索绪尔的概念和区分”，以此来分析“符号学中大量异质的意指性现象”

然而，巴特将索绪尔的符号学从语言的领域扩展到了文化的领域。他提出了神话的概念，“任何事物只要可以通過话语传达，就可以是神话。任何事物都可以是神话吗？是的，我相信如此，因为世界充满了暗示” “神话是一种言语”“在这种神话学分析中，原先的一级系统被打破，变更为 一个特殊的系统，它从一个先于它存在符号链中建立：它是一个二级系统。一级系统中的符号（一个概念和一个形象的相连的整体）在二级系统中仅仅变成一个能指。

他认为能指和所指的结合只是符号模式的第一个层次，更关键的是含蓄意指。“一切意指系统都包含在一个表达平面（E）和一个内容平面（C），意指作用则相当于两个平面之间的关系（R）。这样我们就有 ERC。”

我们会看到，这个系统是建立在索绪尔的能指和所指一级系统基础之上的，第一系统（ERC）扩展构成第二系统的能指，与其它两项一起共同构成含蓄意指层。在这一系统中，符号在演变，永远有一个所指在等待，有无限的延异。

巴特界定了其中的术语“在神话中，能指可以从两个视角来观察：它是语言学系统的终端，或者是神话系统的开端。我们因而需要两个名称。在语言层面上，我把作为一级系统终端的能指叫做意义（meaning）：我把神话层面的能指称为形式（form）。对所指而言，并没有什么含混不清之处：我继续沿用概念这个名称（concept）。第三个术语表示前两者的关系：在语言学系统中，我们叫它符号 （sign）;但如果沿用此术语就会造成混淆，因为在神话中（而且这也是后者的主要特征），能指是已经由语言符号形成的。因此我将神话的第三个术语叫做意指（signification）。”

在这种神话中，能指以一种含混不清的方式呈现自身：神话既是充实的意义又是空洞的形式，比如我们说“arbor”会想到“树”，一级符号系统已经搭建完成，而当其进入二级系统中后，又整个充当能指，与新的所指如“绿色”构成意指，第一层级的意义依然存留，神话作为意义，能指已经预设了一种解读。

然而这并未结束，新的能指与所指又构成一个能指，与其蕴含的所指如“环保”继续组合。这推翻了封闭的文本解读，使读者能够在能指无限可能的内在分裂中寻找意指的无限可能。

背后的内涵意义或深层意义随着观看者的不同而时刻发生变化。 这样能指就一直处于自由漂移、无限增殖的状态。文本作为能指场，它“对所指进行无限的延缓，能指不应视作获取意义的第一步，视作意义的物质性通道，与此恰恰相反，能指应被视为一种延搁行为。同样，能指的无限性也不是指涉无可命名的所指，而是嬉戏”。

从表面上看，巴特的后期理论似乎背离了索绪尔，但事实上，两人谈的虽然都是符号，其范畴却不尽一致，索绪尔作为一个语言学家，他指涉的一直是单一的符号，而巴特却指向文本。两人对符号学与语言学的关系也各执己见。然而这种差异却并非彻底对立，还需要我们继续探询其中的隐秘幽微。

注释：

[1] [瑞士]索绪尔著、高名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2011（1980）年，第65页。

[2]  [瑞士]索绪尔著、高名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2011（1980）年，第158页。

[3]  [瑞士]索绪尔著、高名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2011（1980）年，第54页。

[4]  [瑞士]索绪尔著、高名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2011（1980）年，第158页。

[5]  [法]罗兰·巴特著、李幼蒸译：《符号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页。

[6]  Roland Barthes.：Mythologies ，The Noonday press，1991年，第107-110页。

[7]  [法]罗兰·巴特：《符号学原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88年，第169 页。

[8]  Roland Barthes.：Mythologies ，The Noonday press，1991年，第115页。

[9] 汪民安：《罗兰·巴特》，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86 页。

作者简介：

吕钰琪（1999-），男，汉族，山西临汾人，河南大学本科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