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锐观点

办理涉民营企业案件需秉持“谦抑、审慎、善意”价值取向，不能办了一个案子，垮掉一个企业、下岗一批职工。检察官不止是办案的匠人，更是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主体，担负着法律监督的宪法职责。

——近日，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很多问题上，检察官主要是想不到，认识不到位，很容易就案办案，将自己定位成一个办案的匠人。案子来了，把法条翻开，根据理解逐句套到案件中。这种做法不容易理解司法、立法本身的精神，更谈不上把党和国家的政策贯彻到司法办案中去。（《新京报》2019年12月1日）

如果把违法等同于失信，实际上就等于采用了可以挽救但是抛弃的做法，“一处失信处处受限”，把失信人从社会中放逐。

——近年来，失信惩戒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信用惩戒制度泛用的苗头也在逐渐显现。对此，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锴认为，目前对失信或者说对信用的定义过于泛滥，混淆了约定义务跟法定义务的区别。（《法制日报》2019年12月10日）

官方媒体在报道恶性重大刑事案件时应坚持“足够的谨慎”原则，先对社会导向与新闻价值作一番认真审视，并以身作则，在新闻报道界中树立良好的操行模范。

——近日，“劳荣枝案”引发众多媒体竞相报道并“猛追深挖”。对此，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和静钧撰文称，错误导向的刑事案件报道，往往会引来社会上的“犯罪模仿”，并导致在一段时期之内刺激类似案件发生的可能性增大。（《环球时报》2019年12月5日）

要学深悟透中央精神，接好“天线”;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接好“地线”;全面观察国际形势，接好“外线”;研究政法工作态势，接好“内线”，增强决策部署的超前性、创新性、实效性。

——前不久，政法工作调研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在会上，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强调，谋划明年政法工作思路，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抓住政法工作全局性、战略性、关键性问题，找准助推“中国之治”着力点，切实增强政法工作科学性、原则性、前瞻性、创造性。（《法制日报》2019年12月10日）

要把“当下改”与“长久立”结合起来，着眼长效、立足规范，围绕动议、规划、审批、建设等方面建立健全相关机制，从源头上防止“政绩工程”“面子工程”。

——近年来，脱离实际、盲目兴建景观亮化设施，搞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面子工程”在一些地方仍屡有发生。对此，《中国纪检监察报》评论员闫鸣如是说。（《中国纪检监察报》2019年12月6日）

现在的文本规定得太具体，限制了教师行使惩戒权。这是教育的艺术，不能以太多的框架约束，容易导致教师的自主权不足。

——近来，全国各地都相继出台了相关惩戒教育的条例，对此，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表示，惩戒不是说要违背孩子的天性，而是为了让孩子的天性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空间。（《人民周刊》2019年第21期）

实行学术共同评价，才能让包括“长江学者”计划在内的人才计划、项目，摆脱“帽子”“头衔”的干扰，真正起到促进我国学术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的作用。

——近日，针对取消“长江学者”计划的建议，教育部网站发函指出，“长江学者”计划是国家高层次人才培养支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单位恶性竞争引进国字头“帽子”而忽视引进真正急需的人才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还是人才的无序流动。对此，中国高校校报协会副会长、上海市高校校报研究会理事长熊丙奇表示，问题不在于有无计划，而在于怎么样实施计划。（《新京报》2019年12月9日）

因以政府换届、领导人员更替等理由违约毁约侵犯合法权益的，要承担法律和经济责任;因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其他法定事由需要改变政府承诺和合同约定的，对企业和投资人因此而受到的财产损失依法予以补偿，推动责任政府、诚信政府建设落到实处。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对此，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庭长黄永维介绍，此次司法解释着眼于加强政府诚信建设，确保行政机关按照行政协议约定，严格兑现向社会及行政相对人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确保行政机关认真履行在招商引资、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等活动中与投资主体依法签订的各类合同。（《北京青年报》2019年12月11日）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加密”既是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需要，也是加强法治建设、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需要。

——针对一些未成年人犯罪信息被不当泄露，就业受限、融入社会困难这一问题，律师李英锋撰文称，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更有利于未成年人洗心革面、改过自新，回归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社会矫正。（《新京报》2019年12月9日）

学术不端不仅是一个作风问题、职业道德问题，更应该是一个严肃的法律问题，部门规章之外应该有一个上位法的约束，细化法律规范，填补规则盲区，并真正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近年来，学术不端行为屡屡发生，“学术圈大地震”时有发生。对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郭泽强认为，学术不端行为屡屡发生的重要原因，就是违规成本过低。目前规章制度仍然是行政手段，行业自查是主要方式，难以真正震慑学术不端行为。（《法制日报》2019年12月7日）

在自治、法治、德治不是把这三者强加在一起，而是在区分各自作用范围的基础上，发挥三者不同的功效，从而真正践行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和源头治理的原则。

——近年来，“三治融合”一直是引发社会各界不断探索的热点问题，对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治发展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讲师，硕士生导师叶强撰文称，“三治融合”关键在“融”。（《法制日报》2019年12月11日）

把道德伦理的柔性规范与法律制度的刚性约束紧密结合起来，才能更好打造诚信社會。

——近日，一些社会失信事件接连被报道，引发社会热议。对此，评论员吴宇轩表示，诚信问题是道德问题，也是价值观问题。诚信大厦的矗立，离不开制度支撑。人人都要加强自身诚信建设，让诚信真正成为一种思想自觉、一种行为习惯。（《中国纪检监察报》2019年12月11日）

首先要让纪律和法律的约束“硬”起来;其次，还得让监督的触角伸得更广。

——近日，“上财知名教授在校园内骚扰女学生”事件引发广泛关注。对此，媒体人济兼认为，针对此类问题，有关部门应该举一反三，开展拉网式筛查，打捞更多“沉默的声音”，严厉打击高校教师性骚扰学生的违法犯罪行为，及时驱散校园性骚扰受害者心中的阴霾，还学子们一个清朗干净的学习成长空间。（《光明日报》2019年1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