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史研究“中国化”的新进展

尧育飞

【摘要】本文指出孙修暎《为刻而写：晚期中华帝国的出版与文本权威的塑造》一书重视精英文献，由此切入晚期中华帝国的书籍史研究，有力地回应了书籍史研究能否适应中国古代历史情境的质疑;充分肯定了孙修暎解读《虞初新志》遭禁原因的创新性，并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即《虞初新志》这样的连续出版物遭到严格的出版审查，不能仅从其促成文人圈更加团结、威胁晚期中华帝国国家管制的角度来考察。

【关键词】书籍史 张潮 王晫 《虞初新志》 精英文獻

在通俗书籍之外，文化精英的书籍生产、流通与接受情况如何？作为晚期中华帝国重要而富有意义的文化转折现象，刻本相对写本取得压倒性优势，是印刷术进步的必然结果，还是文人有意选择而促成的？标准化和固定化的刻本是否终结了写本的历史进程，阻断书籍的生产和流通的循环？在晚期中华帝国乃至整个东亚，文本权威究竟被哪些力量所左右？考察张潮（1650—1707？）和王晫（1636—1707）在17世纪的一系列书籍编纂事迹，使更为适应中国历史情境的书籍史研究成果得以呈现。这些便是孙修暎《为刻而写：晚期中华帝国的出版与文本权威的制造》所涉及的主要问题。

本书虽然题为《为刻而写：晚期中华帝国的出版与文本权威的制造》，实际主要讨论张潮和王晫的出版事业及其在18世纪的中国及朝鲜的影响。全书分为两部分，书末还附录张潮的著述简介。

第一部分名为“17世纪作家的出版实践”，分为三章，主要讨论张潮和王晫的出版实践以及17世纪写本和印刷文化的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