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黑人，在美国行医

托里安·斯特林 刘丽丽

黑人医生在美国是很少见的。

这一生中，我心心念念的只有两件事：成为一名医生和一位父亲。早在十多年前，我达成了第一个目标;三个月前，我的第二个梦想也实现了——妻子生下了我们漂亮的女儿祖里。

我一直盼望着可以用非洲传统来庆祝她的出生，但肆虐的病毒打乱了我原先的所有计划。因为就职于纽约市卫生局，我深知此次疫情之严重，而这其中损失最惨痛的就是黑人和拉丁裔社区。再加上如今，白人警察跪杀黑人事件掀起了更多的混乱，我真的不知道，这个世界对于一个新生的小生命而言是否安全。我就是在这样的担忧中度过了自己身为人父后的第一个父亲节。

早在成为父亲之前，我就一直很清楚地知道，不论获得了多少学位或荣誉，我的生活中都会布满荆棘。这是我从罗德尼·金、埃米特·蒂尔以及很多叫不上名字的受害者那里得来的教训。乔治·弗洛伊德事件为这一教训再添上了血腥的一笔。一直以来，每个黑人家庭都生活在巨大的死亡阴影之中。

除了无刻不在的心头重压，黑人医生在工作中也面临着可能随时来袭的伤害。对我们许多人来说，当前的疫情就像可怖昨日的重现。我想起了与利比里亚医生塞缪尔·摩洛维亚一起工作的日子，而在那之后没多久，他就不幸去世，成为2014年西非埃博拉疫情中的第一个死亡病例。如今，在纽约新冠病毒抗疫战中，我们不得不再一次面对失去黑人医生的痛苦，这其中就包括创伤外科医生罗纳德·维瑞尔和重症监护室的詹姆斯·马奥尼医生。

几个月来，生与死的话题充斥着我们的生活，而我们自己却仍想尽力把每一天过得一如往常。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失去黑人医生究竟意味着什么。据美国医学院校协会的统计，在1978年，总共有1410名黑人男性申请学医，而在2014年，只有1337名;同样，在1978年，全美范围内共有542名黑人男性从医学院毕业，而到了2014年，这一数字就直降为515。美国医学领域失去的每一位黑人医生，都不太可能有新人来接替。

黑人治疗师，包括护士、理疗师和全科医生，都在解决卫生不公平问题方面起着独一无二的作用。尤其是，黑人医务人员更有可能在少数族裔聚集的社区工作。他们的真诚奉献能惠及不同的患者群体，可以更好地满足大众对公共卫生服务的需求。然而，对于包括传染病、社区暴力等在内的各种易导致黑人男性死亡的问题，政府在拟议相关解决方案时，却从未考虑过为黑人男性医生创建更广的交流参与渠道。

美国社会在包括卫生保健等一些领域对黑人男性的“清剿”并非偶然事件，而是蓄意谋划的结果。医疗行业从来没有重视过黑人的生命，这不仅只反映在对黑人病患的蔑视上，也反映在谁能进入医学院、谁能毕业、谁能获得精英奖学金——所有这些都是医学生涯能否成功的关键。

如果美国仍不愿在黑人医生和治疗师身上投资，那么黑人的生命就永远得不到重视。

数代以来，一直致力于培养黑人医生的黑人大学频频面临预算削减。但我们并没有放弃，就像我和同伴们在2012年共同创立了“青年医生指导项目”，大家仍然在竭力引领着年轻的一代，以消除种族主义学校体系中“黑人不聪明”的偏见。但若想彻底从根本上解决结构性种族主义问题，只靠这些努力是远远不够的，而且这个责任也不应该由黑人来承担。

我为能有幸与其他黑人男性医生一起就职于美国最大的公共卫生机构而感到自豪。我的同事——儿童和家庭健康司负责人、儿科医生丹尼尔·斯蒂文斯和我观点相同，认为种族主义会对健康问题产生重要影响。同时能有两个黑人男性在医院或卫生部门成为领导的情况是极为罕见的。因此，我们必须互相支持，为后来人扫清前行的障碍。

小祖里已经能感知自己父亲的情绪了。当我内心产生恐惧感时，她也会变得烦躁不安，时常会拒绝傍晚的小睡。但我相信，成就一名好医生的品质——同理心、同情心和信任，也能成就一位好父亲。虽然她只有三个月大，但我和妻子都愿意坐下来，向她解释这个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并告诉她我们内心的感受。我们想让她知道：我们爱她，她很安全。就算美国不对我们信守承诺，我对女儿也决不食言。

[编译自美国《时代周刊》]

編辑：马果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