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网络视域下乡贤与乡村治理

宋哲仁 陈秋强

摘要：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如何保持城乡相对均衡发展，避免乡村精神文化缺失和治理资源匮乏的农村“空心化”是当今乡村治理面临的难题。以乡贤为主体的社会网络作为地方政府和乡村社会的“中介”，代表着地方政府重新构建乡村治理网络的一种尝试。对于乡贤网络的阶段性构建，政府与乡贤组织的渐进性互嵌合作模式卓有成效，并且与时俱进创新实践乡贤参与乡村治理体系，乡贤更直接成为“村民自治”制度的有效补充，通过制度安排参与到乡村治理的过程之中，有效助推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社会的长治久安。值得重视的是，乡贤社会网络能否成为乡村治理新的社会基础，一个关键就是看乡贤间合作互动，尤其是外地乡贤与本地乡贤，以及乡镇和村际间的乡贤的合作互动是否常态化，是否能成为一种制度性的安排。

关键词：乡村治理; 社会网络;乡贤;乡村振兴;城乡统筹;治理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D668;C912.8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9092（2020）04-0050-009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并提出解决中国问题应当下功夫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2016-2018年连续三年中央一号文件均提出，要“培育文明乡风、优良家风、新乡贤文化”。在面对乡村治理的问题时，以往的研究较少从变动中的社会关系的视角去看到乡村的社会关系网络已经突破了乡村地理边界，而形成了跨越城市、邻近乡镇与农村之间的社会网络。如果这一社会网络以乡贤为核心要素重新组织构建，并且网络中的资源有机融入乡村治理，将对乡村治理能力提升起到积极的作用，那么，当前的乡贤社会网络呈现出什么特征？不同层级乡贤互动的规律和意义何在？地方政府用何种方式吸纳网络中的资源融入乡村治理才是可取之道？透过浙江上虞的典型案例，笔者在了解和分析其乡贤社会网络的形成和结构特征之后，力图对上述问题给出一个答案。

一、文献梳理

（一）乡贤与社会网络

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化的深入，生产者获得了更多的激励和回报，新的经济精英群体开始出现Nee V. 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 From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s in State Socialis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9： 663-681.  ，乡村中出现了许多工薪职业和自雇经营的机会Oi J C. State and Peasant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Village Governmen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到了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城乡之间社会流动的限制放缓，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开始在城乡之间往复流动，通过同乡聚集和互助，获得在城市中的工作机会和生活需要，并提高了他们的收入回报张春泥、谢宇：《同乡的力量： 同乡聚集对农民工工资收入的影响》，《社会》，2013年第1期。。随着外出乡村精英教育水平和职业能力的提升，一大批返乡精英逐渐成为当今乡村振兴的中坚力量。这些返乡精英对于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增长，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与健康的提升，以及传统农业以外的其他产业发展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耿雪川、刘小虎、陈晨：《返乡精英： 乡村营造的中坚力量——以陈统奎的 “理想国” 为例》，《新建筑》，2015 年第1期。 Ma Z. Social-capital Mobilization and Income Returns to Entrepreneurship： The Case of Return Migration in Rural China.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02， 34（10）： 1763-1784. 。他们有更多的社会网络关系，更强的经济实力，更擅长运用新的技术，譬如新媒体或者网络平台，同时这些资源和能力使他们受到乡村社会成员的认同和信任，通过建立组织譬如基金会或者更为正式的公司郭斌：《农村社会网络嵌入与农业企业层级控制结构——以某省 J 农业有限公司为例》，《中国农村观察》，2012 年第6期。，整合了原有农村松散的社会关系，从而更容易组织共同行动，获得经济发展，取得治理成效。

在当前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中国乡村治理正在经历从自治到“多元共治”的转变，需要鼓励“社会人才投身乡村建设”《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明确提出“鼓励社会人才投身乡村建设”。。近几年，“乡贤”受到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已成为乡村治理新的增长点。新乡贤群体可以强化乡村治理的内生基础，弥补现行治理体系的不足，发挥多重现实功能李建兴：《乡贤变革与乡贤治理的回归》，《浙江社会科学》，2015第7期。。在地方实践上，许多省份已经开展了不少吸纳体制外的乡村精英的“地方实验”，如江苏梁寨、浙江上虞、广东云浮等地方均产生了不同形态的乡贤组织，通过乡贤组织来整合村庄内外的资源，协商和监督村务开展，促进乡村治理。因而，从动态的社会互动的角度去研究包括乡贤组织在内的不同乡村精英是如何整合资源，如何协商治理并形成约束性的制度就显得尤为必要。

从社会网络的角度去考察不同乡村治理主体对乡村治理的影响早有学者提出。杜赞奇提出了“文化权力网络”（culture nexus of power）这一概念，认为“文化网络包括相互交错影响作用的等级组织和非正式相互关联网”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 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是这些正式或非正式的组织，根植于乡村的象征和规范形成的“网络”型塑了地方权力运作的合法性基础。在杜赞奇之后继续以社会网络视角来考察地方治理的研究不多，且主要侧重内生于乡村传统的社会网络以及一些非正式制度Tsai L L. Solidary Groups， Informal Accountability， and Local Public Goods Provision in Rural China.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07， 101（2）： 355-372. 。随着城乡间的人口迁移速度和规模的扩大，这些乡村非正式制度不可避免地承受着或多或少的冲击Lu， Jie.Varieties of Governance in China： Migration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Chinese Villages.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 ，如何让这些内生性的非正式制度保持其效能，并被体制吸纳成为乡村治理中的正式制度？现有的少数研究仍缺乏足够深入的分析。

（二）变化中的地方社会网络与乡村治理

当前乡村社会网络的边界已经突破了地理意义上的村界，尤其对于东部沿海地区的农村而言，其“乡土社会网络的开放度超乎常人之想象”吴重庆：《“界外”：中国乡村“空心化” 的反向运动》，《开放时代》，2014年第1期。 。譬如吴重庆研究的福建乡村，其“开放性社会网络的关节点”是“发达的流动型兼业传统”，通过“同乡同业”的形式在全国范围内形成某一行业生产要素的在地集结，从而通过商业网络勾连起作为“边缘”的乡村和“中心”城市之间的频繁互动。同样，本文关注的乡贤群体也逐渐成为另一个关联乡村内外的“关节点”，其典型的代表就是浙江上虞的乡贤网络。曾经强关联的乡村“熟人”社会网络已经转变成为弱关联的流动性强、活动范围广的“半熟人”社会网络贺雪峰：《论半熟人社会——理解村委会选举的一个视角》，《政治学研究》，2000年第3期。  ，社会网络内部的异质性更加丰富，而这些不同职业、地位和能力的同乡之间的弱关系能帮助提高成员摄取社会资源的机率。当共同群体内部的社会资源越丰富，那么他们共同行动的结果也将越理想Lin N. Social Resources and Social Mobility： A Structural Theory of Status Attainment. Social Mobility and Social Structure， 1990， 3： 247-261. 。

在松散的、异质性高的社会网络内部往往存在着诸多非直接关联或关系间断的情况，意即“结构洞”的存在，因而要保持稳定的社会互动，促进资源、信息的有效流动，组织起一定规模的共同行动，就需要“中间人”起到联结纽带的作用Burt， Ronald S. Structural Holes：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详见图1）。这些能力突出、拥有丰富社会资本的“中间人”，在乡村治理的场域下也可称之为乡贤，他们对于网络的凝聚力和引导资本、信息和组织等资源融入乡村治理就显得尤为重要。

因而，分析核心的“中间人”并逐步构建和整合网络资源，与其他网络中乡贤互动，以推动参与乡村治理过程的可持续，即为本文探讨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成效的关键问题。

二、概念界定与研究方法

首先，对“乡贤”的定义。《左传》中所提的“三不朽”之说，即“立德、立功、立言”，是古代对“乡贤”的具体标准。发展到现在，“乡贤”已泛指新乡贤群体，比如德高望重的还乡官员、耕读故土的贤人志士、农村优秀基层干部、道德模范、热爱家乡反哺桑梓的成功人士等。本文中的“乡贤”主要指因其德行、才华以及为故乡作贡献而获得地方民众认同的贤人，包括远离故乡但对故乡有贡献的本地人。

其次，对社会网络的定义。社会网络指的是“一群特定的个人之间的一组独特的联系”Michell， J.C. Social Networks in Urban Setting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69.。网络中的行动者可以是个人，社会团体甚至是国家。社会网络的结构及其结构特征对网络中成员行为的影响模式是社会网络主要的研究对象。从社会网络的角度去刻画变化中的农村社会关系结构特征，以及乡贤在乡村社会网络中的角色和作用机制，使得研究者可以从全新的角度审视乡村治理，理解治理成效背后社会网络的作用。

在借鉴了杜赞奇对于“权力的文化网络”的定义基础上，本文认为主体为乡贤的社会网络是由非正式社会关联网络（如乡贤间的关系网络）、组织（如乡贤研究会）以及一系列的文化象征和规范（譬如乡村地方强调的“耕读传家”、崇尚“孝德”等礼俗和传统）所构成的关系网络，是地方权力运作的社会基础。狭义上，本文主要关注乡贤之间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以及这种独特关系所呈现结构特征是如何影响到乡村治理的。

选取浙江上虞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作为“中国乡贤文化之乡”，上虞在乡贤与乡村治理这一治理实验上已经探索了近20年，从发掘乡贤文化，凝聚乡贤资源，建立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配套制度等方面均取得了实效中宣部于2015年5月21日在上虞召开创新发展乡贤文化现场交流会，强调要积极创新发展乡贤文化，借乡贤力量助推基层治理。上虞“乡贤文化建设”已形成了“上虞经验”，在全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文研究的主要框架是：首先，通过案例调查研究，对上虞区的乡贤社会网络的构建过程进行实证分析;其次，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通过构建乡贤网络模型对乡贤网络的结构特征、网络中中间人的作用以及网络间的互动联系进行定量分析并研究其意义;最后，对当地政府与乡贤组织协商合作参与乡村治理的创新机制进行讨论和反思。

三、乡贤文化重塑与乡贤网络的构建

（一） 乡贤文化、文化记忆与乡贤身份认同

为何需要重塑“乡贤文化”？作为上虞乡贤研究会的发起人，C会长的解答一语中的：“一是传统上‘皇权不下县，在古代乡村自治依赖于乡绅，而现在政府依然需要这样的贤人能人作为地方政府的‘中介，助推乡村发展;二是乡贤文化是儒家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现在需要重新挖掘，一方乡土的历史文化不能仅仅成为少数人的记忆，重塑乡土文化，恢复‘文化记忆文化记忆最早由德国学者扬·阿斯曼（Jan Assmann）提出，指一个民族或国家的集体记忆，他提出文化记忆主要是为了回答20世纪90年代人们在全球化过程中“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关于文化主体性和文化认同的問题。文化记忆可以借由文字、图画、纪念碑、博物馆、节日、仪式等形式创建记忆。 影响着人们对地方的归属感和身份认同感，蕴含着巨大价值;三是从实际情况上看，老百姓对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是拥护的，乡贤有威望、有能力、有人脉，而且当他自己对乡村作出了实际的投入，那么他就有激励去监督村里的干部能否把事情落实好。”乡贤文化重塑不单是政治必然，更是乡村治理的现实需要。

为了从乡贤文化出发来唤醒地方文化记忆，从而凝聚乡贤这一涵盖不同职业、年龄、生活区域的重要群体，上虞乡贤研究会做了大量前期基础性工作。例如，创建本地可见的景观和乡贤文化典籍将古代乡贤文化遗迹和当代上虞发展相融合;发挥其自身的灵活性、渗透性和中介性的特点和优势，以十多年的不懈工作促成了如今上虞人人“知乡贤、颂乡贤、学乡贤，做了不起的上虞人”这是其中一个学习乡贤活动的口号。参见《浙江上虞传承乡贤文化》，《光明日报》，2011年12月21日第1版。 氛围，推动乡贤社会网络的构建等。

（二）乡贤社会网络的构建

1.初始阶段。上虞乡贤社会网络的构建是由上虞乡贤研究会开启的，对于非正式社会组织的上虞乡贤研究会进行的这项探索和创新工作，地方政府初始是持观望与配合的态度。在乡贤文化重塑过程中，上虞乡贤研究会主动联系在外乡贤，积极构建乡贤网络。2001年开始，上虞乡贤研究会联同上虞电视台和《上虞日报》，先后举行了一系列大型海内外乡贤寻访活动，以焦点式的走访和国内外重要的乡贤建立关系，再通过重要的次级“中间人”，如著名学者、政府官员和一些活跃的社会团体组织者等，和其他乡贤在不同的社会组织和活动中进一步产生联系以不断扩建乡贤网络。上虞乡贤网络的第一层级是域外乡贤网络，既包含了商业性的企业家网络，也包含了其他不同的网络，比如技术型人才、退休官员、学者、文艺从业者和爱好者等，这部分乡贤是上虞在外政、商、学等界别的著名成功人士，是不可多得的乡贤网络资源。依托乡贤研究会，上虞已建立著名虞籍乡贤信息数据库，搭建乡贤数据条目，利用云端数据库保存查找，目前共录入乡贤3000余人。

2.发展阶段。上虞乡贤网络经过初始阶段发展到初具規模时，有利于乡贤文化培育和乡贤网络发展的政治机遇开始显现。2015年和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两次将“乡贤文化”列入农村思想道德建设中，指出：“创新乡贤文化，弘扬善行义举，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乡建设，传承乡村文明。” 地方政府开始进一步在上虞普及乡贤文化，将乡贤文化结合到上虞各行各业的发展之中。上虞区委、区政府及时提出了《关于培育和发展乡贤参事会的指导意见》，真正全面介入乡贤网络的组织和建设工作并引导乡贤转向乡村社会发展和治理。2015-2016年，上虞各乡镇（街道）先后分两批成立的乡贤研究会分会，同时在各个行政村（社区）成立了相应的乡贤参事会，构成了第二层级的乡贤社会网络，实现了乡贤组织在全区范围内的覆盖。第二层级网络是上虞域内乡贤网络，各种职业的乡贤数量分布相对均衡，包括企业家、医师、教师、律师、公职人员、社会组织从业人员、普通村民等，仍然保持了较高的异质性。

3.成熟阶段。进入新时期，党和国家对于治理能力的提高非常重视。今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时对基层治理提出了新要求，强调要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切实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基层参见央广网http：//m.cnr.cn/news/20200404/t20200404_525042060.html。。上虞区从进一步深化农村基层治理、贡献更多上虞创新经验出发，2020年全面推行农村社区专职工作者制度，推进农村治理社区化，同时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农村社区专职工作者队伍，不断提升农村基层治理水平。全区293个村居全面设立农村社区服务中心，聘用农村社区专职工作者1479名，形成了村自治组织、乡贤组织和农村社区专职工作者组织多元农村基层治理体系，这是上虞加强农村社区治理的制度创新。

四、乡贤网络特征与乡贤社会互动

依据乡贤研究会的资料和笔者调研收集的一手资料，形成了144位乡贤的样本数据，其中包含了2个主要社会互动层级，以及从2010-2018年的共44个上虞乡贤社会公共活动，第一层级和第二层级的公共活动各为22个。在外发展的上虞乡贤有93人，其中有学者、文艺工作者37人，企业家31人，公职人员25人，其出生地或祖籍所在地覆盖了上虞区下辖的所有乡镇。本土乡贤51人，其中学者、文艺工作者9人，企业家33人，公职人员8人，普通村民1人。需要说明的是，部分活跃的在外乡贤同时参加第一、二层级的公共活动，共有7人;仅参与第二层级公共活动的在外乡贤共有21人。总体上，在外乡贤和本地乡贤在职业和活动频次上呈现了一定的“互补性”，在外乡贤大部分居住在一线大城市，通过自身奋斗取得了较高的知识技能和社会影响力，尤其是学者、官员的比重要远高于本地乡贤，虽然在回乡参与活动的频次上低于本地乡贤，但他们的技术、信息以及社会影响力可以间接地扩大上虞在全国的影响半径。乡贤样本的基本情况可见下表： 表1上虞乡贤样本基本情况

乡贤年龄均值标准差外地本地总体外地本地总体62.9553.0259.4315.7510.1614.76乡贤工作所在地 （1=上虞;2=上虞外一线大城市;3=上虞外二三线城市;4=大陆地区以外或国外）2.2611.810.5300.74乡贤职业类别 （1= 教授，教师以及其他文教宣传工作者;2=官员;3=企业家;4=村民）1.942.512.140.860.810.88乡贤活动频次 （1=低程度，小于或等于2次一年内有记录的活动次数;2=中等程度，等于3-4次;3=高程度，大于4次以上）1.852.652.130.870.560.86注：N=144， 包括所搜集样本中第一和第二层级的所有乡贤。

（一）第一层级的社会互动

在上虞之外的乡贤社会网络中，这一层级的社会互动是以上虞乡贤研究会为中心的社会互动。作为发起人和主要推动者，乡贤研究会是网络中的核心“中间人”，是乡贤融入家乡的“第一站”，在乡贤之间，乡贤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社会互动中起到了“联系”和“动员”的作用。

通过2010-2018年以来22个公共活动和72位乡贤（包括上虞乡贤研究会）形成的社会网络数据，利用Ucinet6.0做了进一步的社会网络分析以期发现这一层次乡贤互动的一些规律和意义。

1.网络密度与E-I指数。统计结果显示乡贤网络的网络密度为0.198，这意味着乡贤之间通过公共活动而形成的实际关系占最多可形成关系总数的19.8%。其次，对乡贤网络中社会关系是否已经突破了其职业和生活所在地的限制做了分析。根据E-I指数（External-Internal Index， 测量网络内派系林立的程度，指数越接近1，表示关系趋向于发生在群体之外;越接近-1，表示关系越趋向发生在群体之内;越接近0，看不出派系林立的情形），结果显示E-I指数为0.278 （不包含乡贤研究会），表示乡贤的互动已经打破了职业圈的限制，尤其是企业家，退休的公职人员和其他职业的乡贤之间互动频繁，即使是呈现负指数的学者和文艺工作者的乡贤群体，其E-I指数为-0.064，说明对内关系和对外关系非常接近，并不存在乡贤间的互动限制于职业圈内的情况，具体可见下表。

对于生活在不同居住地的乡贤互动情况，我们看到其对应的E-I指数为-0.418，只有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呈现了负向E-I指数， 其他9个城市的乡贤对外部关系数均远大于内部关系数。生活居住地呈现负指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大城市和中小城市之间乡贤的规模差距巨大导致的，在样本中北京和上海的上虞乡贤有46位，占据了总体乡贤的一半以上，具体可见下表。

可见，本身高异质性的乡贤网络已经打破了职业圈的限制，也逐步突破了地缘性的限制，分散在不同城市、不同职业的乡贤已经被逐步整合进一个共同的网络，通过互动促发信息共享和资源互补。如J院士和Z院士在乡贤研究会的“搭桥”下和上虞当地的两个乡镇企业签订了合作协议，并设立了相应的工作站助推企业发展。

2. 标准化中間人指数。对于社会网络中的“中间人”分析，即是找出哪些行动者在网络中具有“搭桥”作用，使得原来不存在联系的其他行动者之间建立关系。“标准化中间人”指网络中的个体位于两点之间捷径的次数和最大可能的点对数的比值。这是Burt测量“结构洞”的一个重要指标。统计结果显示，第一个层级的乡贤网络中，乡贤研究会是最重要的中间人，其“标准化中间人”指数为0.843，在所有行动者之中是最高的，说明其组织、协调和动员能力是网络中最高的。除了乡贤研究会，“标准化中间人”指数超过0.5的共有4位，并且他们的“效率”在所有行动者当中也处于较高水平。从下图中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出，这4位乡贤（24号，30号，45号和58号）都参加了至少3个以上的公共活动，同时他们还是地方商会或校友会的主要负责人，其居住地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是网络中的次级“中间人”。这也同样说明乡贤网络已经整合了部分分散在各地的次级社会网络。具体可见下表4和图1。

（二）第二层级的社会互动

在第二个层级社会互动的总样本中，根据公开报道的22个乡村治理活动，抽取总样本中参加这些治理活动的79位乡贤作为分样本，作进一步的社会网络分析。

1.网络密度与E-I指数。在乡镇和村（社区）这一层级的乡贤社会网络密度为0.057，相对区一级的而言，网络密度明显下降，当前乡贤间形成的实际关系数量只占总体可能形成的总关系数的5.7%，说明在乡镇和村一级的乡贤间的互动仍需加强。同样针对乡贤的居住地和职业，做了E-I指数分析以了解乡贤间的互动是否突破了居住地和职业圈的限制。通过将居住地分为：村内、邻近乡镇、上虞市区以及短期在上虞以外四类，得到的不同居住地乡贤互动的总体E-I指数为-0.234，说明总体上第二层次的乡镇和村（社区）一级的乡贤网络中，乡贤互动并未打破居住地局限。其中，村内和上虞市区的乡贤对外互动多过对居住地内部的互动，而居于乡镇的乡贤以及短期在外的乡贤依然是对居住地内的互动多过居住地外的互动。对于居于乡镇的乡贤和短期在外的乡贤，需要进一步引导他们参与对于居住地以外的乡贤活动，具体可见下表。

同样对于职业，整个网络的总体E-I指数为-0.175，虽然小于0，但是我们看到在职公职人员、教育及文艺工作人员和退休官员，其E-I指数分别为0.294， 0.526和1均大于0，说明他们的跨职业的对外联系较多，乡贤直接通过不同的活动打破了自身职业圈的局限，但是他们总体数量在样本中较少，所以对整体第二层级的影响较弱;另一方面，企业家群体人数较多，跨职业互动较少，其E-I指数为-0.484，对选取样本的影响较大。因而，对于第二层级乡贤网络，除了企业家群体之外，其他职业群体乡贤互动已经打破了职业圈的局限，具体可见下表。

2.标准化中间人指数。类似于第一个层级的分析，发现“标准化中间人”指数超过0.5的仅有3人。其中“标准化中间人”指数最高值的43号，显示其直接参与了3个跨乡镇和村一级的公共活动，22号和35号也分别参与了2个乡镇和其下村一级的公共活动，他们均为企业家且居住地均为邻近上虞的宁波、杭州这些省内大城市，他们在故乡均还有亲友或父母居住，具体可见下表。

对于上虞区总体而言，乡镇间或者村际的乡贤互动呈现出差异性。在整理的样本中，各乡镇（街道）的乡贤数量的标准差达到6.32人。当层级下降，乡贤网络的资源分布呈现出分散性和非均衡性。与第一层级的乡贤互动相比较，第二层级的多数乡贤互动局限在了村和乡镇内部，跨村级和乡镇的乡贤互动及联结有待加强，关键中间人对整体网络的“搭桥”和辐射作用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乡镇间和村际的横向互动与外地乡贤和本地乡贤的纵向互动是关乎着以乡贤为主体的社会网络能否融入农村既有的社会网络的关键点。乡贤不能被割裂地区分为在外精英或本土权威，恰恰是通过拥有资源、信息和关系网络的外地精英与具备地方经验和威望的本土权威有效的合作互动使得彼此成为乡贤网络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形成在乡村治理上的互补性优势。上虞已经走过了这个节点，但还需要在制度上探索如何深化互动，让乡贤网络扎根于乡村社会。以上结论可用图3来体现。

五、柔性吸纳乡贤参与

乡村治理的制度创新上虞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制度创新是地方政府和社会组织基于长期合作的产物。从2001年成立至今，上虞乡贤研究会吸纳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过程始终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并且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第一个创新点是乡贤网络构建过程中政府和社会组织渐进性互嵌合作。不同于许多地方政府兴起的“运动式”乡贤工程，上虞乡贤网络的形成首先是依赖于乡贤研究会这样一个非正式社会组织自下而上去推动的，随着乡贤网络逐步发展，官方性的等级组织如乡贤参事会才逐步介入，所以这一社會网络的开放性、异质性很大程度上源于地方政府对乡贤研究会和乡贤的自主性提供了充分保障。这正符合埃文斯提出的“嵌入式自主性”（Embedded AutonomyEvans P B. Embedded Autonomy：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所描述的国家-社会关系，在国家和社会合作中，国家部门一方面保持自身中立，防止为社会利益所羁绊，另一方面又需要和关键的社会群体建立紧密有效的联系渠道。地方政府一方面在乡贤研究会的工作中从不“缺席”，对乡贤研究会工作范围、组织设置等均有着清晰把握;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依托乡贤研究会去对接并吸纳乡贤进入乡村治理的过程，根据乡村自身的需求和特点让相应的乡贤发挥所长参与乡村治理工作，输出制度建立所需要的资源而不是用行政力量去直接管控。

第二个创新点是建立“互联网+乡贤治理”模式。上虞区在新时代背景下实践探索“互联网+乡贤治理”新模式，乡贤之间互动变得及时通畅，成效明显，走在全国的前列。运用互联网+法律知识创新建立起“1+1+N”（1名驻村民警+1名回乡民警+N个乡贤）警务工作单元，充分结合乡贤的“德治”与乡警的“法治”，为护航乡村振兴，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提供了“上虞公安样本”张小东、杜静静：《绍兴日报》，2018年5月10日第8版。;各个乡贤网络普遍建立了微信群，交流内容包括向区委、区政府献言献计、招商引资落地上虞、帮扶贫困家庭、推广传播上虞文化等功能，参与农村治理方式更加多样化。

第三个创新点是发展“青蓝工程”，培育未来新乡贤。上虞政府只有转变思路，创新载体，推动乡贤文化由研究挖掘向培育传承深化，才能使乡贤文化始终走在前列。2017年8月上虞新乡贤培育“青蓝工程”启动，拉开了新乡贤培育的序幕。三年来，上虞区对考入全国各大高等学府深造的优秀学子登记造册，目前已有300多名优秀学子进入乡贤“预备队”。

六、结论

以乡贤为主体的社会网络作为地方政府和乡村社会的“中介”，代表着地方政府重新构建乡村治理网络的一种尝试。上虞对于乡贤网络的阶段性构建，政府与乡贤组织的渐进性互嵌合作模式卓有成效，并且与时俱进创新实践乡贤参与乡村治理体系，乡贤更直接成为“村民自治”制度的有效补充，通过制度安排参与到乡村治理的过程之中，有效助推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社会的长治久安。值得重视的是，乡贤社会网络能否成为乡村治理新的社会基础，一个关键就是看乡贤间合作互动，尤其是外地乡贤与本地乡贤，以及乡镇和村际间的乡贤的合作互动是否常态化，是否能成为一种制度性的安排。

通过对上虞乡贤网络的实证调查，在以下几方面需要作反思和把握。第一，在乡贤结构的整合与联动方面，既要重视本土人才的发现和培育，又要有海纳百川吸纳在外乡贤人才的包容性胸襟。依托大数据平台建立县、市（区）甚至省以上的乡贤资源数据库，整合所有的乡贤资源，有助于发挥政府与乡贤网络之间合作、互动与适当管控的作用。第二，在理性构建乡贤参与乡村基层治理的功能定位方面，对待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应该坚持以德为先，以贤为先，应从“多才”的角度发挥其价值功能。要让乡贤明白自己的职责、权力和义务，明白自己并不是“通才”，乡贤不能越俎代庖跑到党政组织和村委会的领域里去。第三，在建立并完善乡贤群体参事制度方面，对乡贤群体的合理管控确有必要。乡贤组织除了按照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执行之外，要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进一步完善组织章程和运行制度，接受必要的监督管理。需要建立乡贤定期评价机制，及时了解、掌握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各方面情况。

看似洪流般的城市化并不必然导致村庄的“空心化”，相反，在乡村振兴和城乡统筹发展的大背景下，我们应该探索如何让城市成为服务者而非掠夺者，由乡贤构成的社会网络或许提供了一条可行的路径。

（责任编辑：王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