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重塑与叙事的转型

红日的短篇小说新作《码头》首发于2019年第11期《民族文学》头条，随后《小说选刊》（2019年第12期）、《长江文艺·好小说》（2020年第1期）相继转载，作品还荣獲“2019《民族文学》年度奖·短篇小说奖”，在小说界引起极大反响。一篇看似波澜不惊的万言小说，甫刊出就引起这么大的关注，实在是有其内在的因素，本文试从习俗规则文化的重塑与叙事策略的转型等方面进行探讨。

一、习俗规则文化的对垒与重塑——象征意义

我认为，红日的小说《码头》的深刻内涵在于对现实文化冲突的审视和描述。小说的命名就具有象征意义，或者说很有“文化”的象征义。“码头”的引申义可归纳为被占有的，有利益可图的，同时又是他人有求的公共资源。正因为如此，才会有了“打码头”的暴力行为——这是题外话。

小说中描写了“码头”的习俗规则文化经历了约定—动摇—放弃的三个历程。

（一）约定的习俗规则文化

作品中老麻的码头当然不是“打”下来的，而是祖传的，已历三世，他给民众摆渡方便了大伙，他自己也用这份职业挣钱养家。既是“码头”，自然就有了“码头”的习俗规则文化，这种规则文化有些并非社会共同制定，而大多为沿袭式的，以“礼”的形式维持下来的，或者是老麻单方面提出后被社会接受的，因此只能算是“约定”。

比如小说情节的一个重要节点，就是新任乡长不知就里地在对岸喊的一句“开船”——“犯了禁忌，或者坏了码头的规矩。在这个码头过渡的人是绝对不能喊‘开船的，本地话‘开船反过来讲，是叫他‘麻子，这就骂老麻他老人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