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理想主义者与孩子气的混合

文/罗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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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文学大师都是耐心的，在读书的道路上，他会静静候着你的拜访和邂逅。如果机缘不到，与之擦肩而过，那也不要紧，或许在人生的下一站，他会以更加热情的笑容迎接你到来。

阿尔贝·加缪于我而言，其意义正是如此。他曾在诞辰90 周年（2003 年）的那个夏秋之交，透过横亘数月的SARS 流疫所造成的恐慌，冥冥中直指我当时充斥心头的荒诞情绪，以谋杀（《局外人》）和瘟疫（《鼠疫》）的老套故事，向我残酷展示了世界存在的本来面目。他把个人的命运同人类的命运，以一种奇妙的反宗教和非意识形态化的方式联系在一起，更让我惊愕地发觉自由选择背后的陷阱，留意存在主义的两难困境：人们既不相信上帝，又不相信理性的时候，应当如何生活？

而今天——他逝世50 周年之际——我打开新版的《加缪全集》，面对那些名篇字里行间对虚伪和无情的有力反抗，重逢的喜悦和对自己灵魂的审视相互交织，曾经的少年意气又一次袭上心头。在我的阅读履历中，这样的大师不止加缪一个，某种程度上他也不是最热情的一个。这位20 世纪最年轻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并没有留下太多的鸿篇巨制和文坛轶事。就前者而言，他的作品结集不过是四卷本全集而已；而后者，尽管他与萨特、雷蒙·阿隆形成了20 世纪中叶法国知识界最重要的一组“铁三角”，但比起另外二位，加缪的知识分子姿态多少有点暧昧。他的过早去世同过早获得诺贝尔奖，使得后人有机会不断将其道德和哲学意味拔高，却越来越远离乃至忽视他作品价值背后的文学天分。在没有炒作和吹捧的“待遇”下，他反而被大众读者视为道德偶像，留给历史的只剩下一个游离于文学和哲学之间的淡淡背影。

然而诚如苏珊·桑塔格所言：“卡夫卡唤起的是怜悯和恐惧，乔伊斯唤起的是钦佩，普鲁斯特和纪德唤起的是敬意，但除了加缪以外，我想不起还有其他现代作家能唤起爱。他死于1960 年，他的死让整个文学界感到是一种个人损失。”

在她看来，加缪是20 世纪文学具有“理想丈夫”般形象的作家，“带着一种如此理智、适度、自如、和蔼而不失冷静的气质，以至使他与其他人迥然有别。”的确，加缪的文风与他照片上展现的气度并无二致，那是一张“理想的脸”：随和、冷静、深邃，却“显出一种随意的美”，绝不失一丝理想主义者必有的孩子气。他将反抗者的精神境界与人格力量、行动者的价值取向和人道关怀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奠定了真正意义上荒诞文学的坐标。它的横轴是自由，纵轴是爱。基于这样的原因，也就不难理解，1957 年将文学奖颁给加缪，是诺贝尔奖评委会极少引起争议的一项决定。

据说，在阿尔及利亚的世界文化遗产蒂巴萨，有一块友人为加缪竖立的纪念碑。那里有一片古罗马的遗迹，满坡因海风倒伏的柏树，面向地中海。纪念碑上镌着加缪的一句话：“在这儿我领悟了人们所说的荣光，就是无拘无束地爱的权利。”

无拘无束地爱的权利，难道不是一种最高意义上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