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的红嫁衣

2020-09-22 01:33一心
伊犁河 2020年6期
关键词:燕儿绸缎母亲

1

我和燕儿,站在缝纫机旁,眼巴巴的看着陈姨忙乎。真希望那块红方格布料,立刻变成一件漂亮的衣裳。

我们在盼年衣。

陈姨是燕儿的母亲,手巧,矿区孩子们的年衣大多她做。女孩儿的衣服,她尤其用心,年年想着法子变样式。她做蝴蝶领,女孩儿们就成了一只只翩翩起飞的蝴蝶;她做灯笼袖,女孩儿们在风中奔跑时就会鼓起两个灯笼;她镶金银线,女孩儿们就把丝丝阳光穿在了身上。她还用碎布给我和燕儿拼成花手绢儿、花书包。在那个荒远的青藏高原戈壁矿区,陈姨引领着一种独特的時尚。后来很多年,我都有个做裁缝的梦想,可惜手笨心拙,最终不了了之。

陈姨嗓门大,性格急躁。我见过她跟别的女人吵架的场景,她头发蓬乱,圆脸涨红,唾沫飞溅,激动时要扑向对方。旁边的人多次劝阻,结果她还是趁人不备,冲上去一头把对方顶倒在地,像一只发怒的母羊。

做年衣的陈姨,面部柔和,神情专注,动作麻利。我和燕儿看累了,玩一会儿,再时不时地跑过来问年衣啥时候能做好。她伏在金边已经磨损的“飞人”牌缝纫机上,总说快了,快了。问急了,抬头看到我俩直勾勾的眼神,就嗔笑道:“咦,这俩小妮儿,咋恁想穿新衣裳哩!”她的河南口音,抑扬有致,好听得很!

“现在的孩子好幸福,我们那个时候莫得条件穿。”我母亲把头凑在煤油灯下,纳鞋底,粗声大气的川音,总是让火苗一蹿一蹿的,像我们急不可耐的心。

燕儿急切地问:“妈,我俩谁的衣服先做好?”

“你俩还分谁啊,那么好,每年的衣裳都做得一模一样。等到以后一起嫁人,我给你俩每人做一件同样的大红衣裳,中不?”

我俩互相对视了一下,齐声回答:“中!”嫁人,是个完全模糊的概念。脑子里跃然而出的是戏台上的新娘子,一定是那样的大红嫁衣,光彩夺目!

看看我们一脸认真的样子,陈姨笑道,小丫头,不害臊。说完,她和母亲哈哈大笑,然后边干活,边热聊起了各自结婚时的情景,都遗憾没有穿过红嫁衣。

“那会儿没饿死就不错了,谁还管穿啥。”陈姨脚不停地踏着缝纫机,手抹着布料上下滑动,机针“嗒嗒嗒”地轧出一条条整齐的线路。

“对头,我们结婚时,他家布票不够,啷个办嘛,东拼西凑总算给我做了一蓝底碎花棉袄。”母亲把锥子在头皮上刮了刮,然后左手抵着鞋底,右手把锥子用力往里攮。“后来又赶上了文革,不爱红装爱武装。不晓得小时候有没有穿过红衣服,哪个还记得!”

陈姨忽然站起身,拿起那块红方格布料走过来,披在母亲身上。后退几步看了看,笑道:“你别说,红色还真衬人!咱们才三十来岁,还能穿。”

母亲走到镜子前,朦胧的灯光下,眼睛闪烁着火花,亮亮的。她把布料取下来,又披在陈姨身上,歪头细视说:“好看!好看!”

陈姨拢了拢短发,对着镜子,像个娇羞的新娘子,红着脸笑言:“孩子都大了,人家穿的都是绿灰蓝,我如果穿恁红的衣裳出门,还不得让矿里的娘儿们骂成狐狸精啊!”两个人笑成一团,又贴着耳朵说起悄悄话。

屋里炉火正旺,热烘烘的。她们只穿了一件贴身內衣,身体饱满,脸颊绯红。身后的墙上挂着幅画,满树盛开的红腊梅,在摇曳的灯花里,像一个虚化却温暖的背景。

在矿区,燕儿是我最好的朋友。她圆脸、俏眼、单眼皮儿,大人们说她长得俊。她是个野丫头,我也是。我俩都是家里唯一的女孩儿,受宠,娇气,爱哭,臭美,而且玩游戏都喜欢耍赖皮。但是争完吵完,照样好得像一个人儿。

我俩经常干些不同寻常的事儿,比如把家里的红缎子被面儿偷偷地剪一绺,绑在麻花辫梢;伙同小伙伴,黑夜提着马灯去戈壁滩追野骆驼;十岁那年的离家出走,让大人们半夜分头寻找……

我和燕儿几乎形影不离,扔沙包,跳皮筋儿,到学校后面的沙地里挖地道,最爱到鱼卡河滩去疯玩儿。鱼卡河滩夏天最美。清晨,东方莹白的雪山顶上先射出几缕阳光,不久,鱼卡河便铺满了金色的光亮。河滩上深褐的淤泥,幽绿的地耳,明黄的铃铛花,鲜红的枸杞果,绛紫的沙柳树,都裹上了一层暖。

那天中午,我们一帮女孩儿照例先洗手绢儿,晾晒在沙柳枝上,然后卷起裤腿,蹚水。鱼卡河是雪山融水,水沁凉,我们把脚探进去准会发出尖叫。接着便玩过家家,燕儿当妈妈,旁边一个黑乎乎的男孩儿跑过来要当爸爸。

燕儿一把推开他:“不行,你不能当!”

“为啥我不能,你想让谁当?”男孩儿瞪着眼不解地问。

“甭管是谁,反正不是你。”

男孩儿气呼呼地踢了燕儿一脚,转身就跑,待我们追上去,只剩一路灰尘。

我和燕儿跑累了,趴在河滩上,托着腮,对着西边重峦叠嶂的大山发呆。好一会儿,燕儿突然问:“你说山那边是什么地方?”

我思考了一下,以自己那点可怜的见识判断,可能是上海吧!

“真的,俺家提包上印着上海呢,还有很高的楼,真想去看看啊!”燕儿激动得一骨碌爬起来,坐在那儿,痴痴地望着大山。

也许不是上海呢,再说去那干啥呀?我有些惴惴不安。

“不管是哪儿,肯定比这里好玩。三毛可以流浪,我俩也可以啊!等长大了,咱们再回来。”

那我们长大还嫁人吗?

“嫁,嫁个跟《上甘岭》里面一样厉害的英雄。”燕儿一双俏眼儿里全是坚定。

这个大胆的想法,终于在初秋时节成为现实。我们放学后没有回家,而是向西边的大山跑去。穿过大片的戈壁滩,到达山脚下。抬头看,夕阳欲坠,晚霞像一大块儿色彩艳丽的花布,挂在大山上。我们兴奋地往上爬,猜测山后不是上海,一定有个美丽的王国,说不准有个英俊的王子,长大了可以嫁给他呢!

我们最终没有抵达王国,几年后相继离开了鱼卡石棉矿区。此后,我辗转各地,从西北到东南,到更远的海外。山外的世界之大,全然超出了我当年的想象。面对喧闹的俗世烟火,王国像个美丽的幻梦,永远停留在了大山彼端。

燕儿十五岁随同父母回到内地,大学没考上,二十岁出嫁。她没有嫁给英雄,也没有嫁给王子,而是死活要嫁给一个肉联厂的工人。陈姨拗不过她,只能答应。她寄来了照片,白色的婚纱,长长地拖在地上;黑色的卷发,洋气十足;眼睛上涂了青色的眼影,少了灵俏,多了妩媚。

她没有穿大红嫁衣,我也没有。我坚持结婚是两个人的事,不需要用大众注目的传统出嫁形式。父母说我读书读傻了,在他们不解和无奈的目光里,我素面朝天,跟着他上了长途客车。完全不像是出嫁,更像是一场义无反顾地私奔。那决绝的背影,在父母心中划过一道经久不愈的伤。

不知何时,燕儿和我失去了联系。再联系上燕儿是二十年后,得知她早巳离开了原来的居住地,在另一个中原小城生活。

我急切地问,燕儿,这些年过得好吗?电话里一时无声,莫名的空白,让我怀疑不小心碰到了挂机键。正准备仔细查看,话筒里忽地传来低低的抽泣声,带着努力压制后的颤抖。隔着遥远的距离,我却瞬时感受到一种切身的寒冷。

我无言以复,此刻,等待和倾听或许是最好的安抚。她渐渐平静下来,告诉我,那个肉联厂的工人——第一任丈夫,好赌成性,两人离婚,儿子判给他。第二任丈夫,老实没本事,两人的儿子尚幼。平时经营了家小饭馆,生意一般,比较劳累。

她缓缓地讲述着,语气中有种说不出的悲凉。那个午后,像一场欲下未下的雨,让人沉闷。

其后,我打过几次电话,燕儿都在饭馆忙碌,匆匆说几句便挂了。最后一次通话,她说因拆迁,饭馆要关门了,准备到别处去看看。

翌年,春日花開,我想去看看燕儿。不知何故,电话号码成了空号,这根努力接上的线又断了。我放下电话,茫然地望着窗外的天空。燕儿是一朵漂泊的流云,我再也抓不住她,就像我们无法掌控未知的命运。

2

母亲打开旧木箱,轻轻地托出一方红绸缎,小心地拎起两角,抖开,铺在床上。

红绸缎色泽温润,上面有淡淡的银色暗花,如疏影,横斜在清浅的月光里。我趴在床边,手按捺不住,想去摸。母亲不许!她说我每天在戈壁滩上玩儿,手毛糙糙的,会刮花绸缎。

母亲斜坐在床沿,目光像绸缎一样柔和。她的手平日忙个不停,此刻,除了手指偶而挑起滑落脸庞的短发,拢于耳后,多半安静地放在腿上。面对光滑细腻的红绸缎,这双手甚至有些羞涩。许久,她用手背轻轻地抚熨折痕,折痕很快又恢复如初。她叹了口气,拎起两角,又折回原样,放回箱子里,锁上。

锁上箱子的母亲,转身之间,就仿佛从理想回到了现实。目光黯然,神情寡淡,眼角细纹里有几分难以言表的沧桑。似乎箱子里锁进的不是红绸缎,而是她曾经同样光鲜亮丽的年华。那双手也不再小心翼翼,继续麻利地洗衣,做饭,织毛衣,戴着顶针用力纳鞋底,生气时,依然屈起中指敲我们的脑壳。

从有记忆开始,这样的场景出现过两三回。其余时间,那块红绸缎压在箱底,像一个沉睡多年的秘密。有一次,母亲从箱子里拿东西,忘了上锁。我待她上班后,急忙掀开箱盖,里面放的都是家里的贵重物品。箱子挺大,十岁的我不得不把上半身栽进去,从角落里的一堆布料中找到它,拿出来,兴奋地蒙在头上,模仿戏台上新娘的红盖头。红绸缎水一样滑过脸颊,微凉。我还不尽兴,把它摊在床上,偷偷地顺着边儿剪了一溜儿,再对折剪开,分别绑在麻花辫梢,然后对着镜子臭美了半天。黑辫梢,红花结,最初的审美恐怕是从这儿开始的,以至于现在对黑红搭配都情有独钟!疯完,想想后怕,赶紧像母亲一样折好,放回原处。至于母亲什么时候发现了红绸缎的残缺,已全然没有印象。

红绸缎,是父亲当兵时回家探亲,从重庆买来的,打算送给母亲做嫁衣。那个年月,买这个东西相当于奢侈品。按父亲的说法,他从商店进进出出两次,才最终下定决心买了它。倒不是小气,是因为穷,他当初入伍就是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每月的津贴,他存一小部分,其余的几乎都寄回家。尽管钱寄到爷爷手里,就像长了翅膀,飞到茶馆、饭馆、戏院里。

父亲本来没啥文化(入学不到一年就辍学了),家里一贫如洗,按常理配不上母亲。母亲家住在县城边,外公做点小生意,家境尚可。母亲读过书,且读到高小。有一定的学识,心性就有点高,别人介绍的对象一概看不上。她与父亲的相遇纯属偶然,或者说是上天安排的缘分。

父亲在东北当兵的第四年,回家探亲。这时的他,已经在部队完成了人生巨大的蜕变:努力学习文化,从文盲成为学习标兵,身高增加了近十公分,面黄肌瘦的农家孩子逆袭为挺拔帅气的军人。某个普通的冬日,他戴着军帽,披着军大衣,浓眉朗目,身材高挑,赫然出现在川东这个小县城的街道上,英气十足。简直像提前安排好的一折戏,母亲和她的婶子正好从对面走来,不早不晚,恰好看见了父亲。用现在流行的说法,父亲像一道光,霎时照亮了母亲十八岁的世界。

我在懵懂的青春期,常对母亲一见钟情的爱情展开联想,并不断美化成了动态的电影画面:灰色的街道,黑瓦的房屋,穿梭的行人,随着父亲的出现,渐渐虚化成背景。父亲左手插在裤袋里,长长的军大衣右摆被风掀起,步伐矫健地走过来。距离越来越近,每一步都成了慢镜头,沉实有力地落在母亲心上。她不由地停下脚步,将风筝般飘飞的视线慌乱地收回来,面色绯红,心乱神迷。

母亲的婶子颇有经验,一定从她的眼神中看到了异样的光亮。也是巧了,父亲身旁跟着他的表哥,与母亲的婶子正好相识。于是,两入跨步上前,聊着聊着,就有意撮合这桩婚姻。

父亲和母亲隔着二十多米的距离,尴尬地等着,但从两人热聊时瞟向他们的眼神中已察觉出端倪。父亲这才认真地打量了一下母亲,中等个,微胖,圆脸,长相平常。父亲后来评价道:“城边住的人,跟山里人还是有点不一样。”这个不一样,大概是指气质端庄大方。

这句评价成为母亲一生最骄傲的资本,并由此延伸出对父亲家境的屡次描述:“我第一次去你家,爬山累得脚杆酸。家里那个穷啊,被子都是借来的,后来才知道,连张完整的棉花絮都莫得!”母亲的语气里说不出是嘲弄还是同情,言外之意,下嫁给父亲,是她作为城边人的不凡之举。

母亲的这种优越感,造成她后来常常保持家里的强势地位。我很为父亲抱不平,觉得他当年若不是家徒四壁,人穷志短,绝不会看上母亲。后来,父亲告诉我,奶奶病重时想喝口糖水,家里一分钱都没有。母亲那时还没过门,却毫不犹豫拿出仅有的钱买来蔗糖,再化成糖水,一口一口地喂奶奶。父亲还在部队,回来后听说此事,就下定决心非母亲不娶。

两年后,父母结婚。刚经历过大饥荒,自然一切从简。婚期到了,又赶上奶奶病危。父亲在部队攒的钱不多,外婆明事理,只让母亲买了几尺布,做了一身衣裤,就算数了。结果奶奶头天去世,父母第二天结婚,红白喜事一起办,是不能穿大红大绿的。母亲身着蓝底碎花棉袄,父亲穿着绿色军大衣,在一种悲喜交织的心情里完婚。那块红绸缎自然没用上,母亲想必无数次畅想过身穿红嫁衣的喜庆场面,可惜不能如愿。我上高中时,她亲手给我缝制过一件杏色缎子罩衣,立领、盘扣,很是精致!想来,这也是她一个未了的情结吧!

婚后,父亲继续回到部队,希望母亲能照顾好家,尤其是他的弟弟妹妹。易家腊肉饭一样肥滋滋的生活只属于曾经,现在的家,瘦得像个空荡荡的骨头架子。母亲一心想改变贫穷的状况,而且把这个当成了一个不小的事业。她操持家务,养猪养鸡,精管农田,把父亲寄来的钱妥帖安排。

家里慢慢有了起色,好不容易日子能熬出了二两油。但她忽视了一个问题,父亲每月寄来的钱,原本一直由爷爷领取。母亲知道他不顾家,就主动要求管理,并把每分钱的出入都記帐,让爷爷过目。原以为爷爷理解她的做法,然后同心协力为易家的繁荣发展而奋斗。刚开始还相安无事,时间一长,爷爷到县城泡茶馆逛戏院的瘾又犯了,半辈子的习惯咋可能说丢就丢呢!可他手头没钱,又不好意思问儿媳妇要,就只能又偷偷地卖粮食。

母亲不能容忍爷爷的做法,也绝不像奶奶那样忍气吞声。先是好言相劝,然后写信向父亲告状。爷爷好歹也是一家之主,哪受过这种管制,结果可想而知,两人虽不明吵,但暗战不断。母亲付出的努力,没有得到认可,反而有欺老霸权之嫌。她气性大,索性消极怠工,没事去打牌,聊天,和爷爷的关系也更为紧张。父亲回来做过调解,效果甚微。之后,母亲有了身孕,就隔三岔五地回娘家住。至此,她对易家激情满怀的理想主义拯救彻底破灭。

父亲结束了七年的当兵生涯,本来可以回到县城当武装部长,可他不愿拘泥于小地方,在母亲的鼓励下,选择到青藏高原工作。母亲也要跟随,可各方面条件不允许。一次与爷爷矛盾激化后,她毅然决定抱着还没满月的大哥,千里寻夫。所有的亲戚朋友劝阻,都无法改变母亲的执念。这次绝决地离开,简直有几分悲壮的意味。

母亲舟车劳顿,一路辗转,途经浩淼的长江、平坦的中原、雄浑的黄河、广袤的草原、无垠的戈壁,离故乡越来越远,如同到了天边。当她抱着孩子伫立在最后的目的地——柴达木,冰冷的雪山,静默的戈壁,干黄的灌木,缓缓行走的骆驼和午后阳光下寂寞的影子,酝酿出某些不可言说的感伤情绪。一阵风吹来,沙粒入了眼,也入了心,把母亲的后半生时常硌得生痛。

她从家乡随身携带来的物品不多,竟然有那块红绸缎。不过,当时流行的是绿、灰、蓝,它只能又被压在箱底。

其后,随着父母工作调动,家里多次搬迁,红绸缎始终都在,当然还有父亲的军大衣。从实用价值看,军大衣是家里必不可少的一件物品。它不再专属于父亲,而是与我们的童年有着温暖的情感联系。西北风呼啸的冬天,我们兄妹几个在外面玩耍,冻得手脚发麻。带着一身寒气冲回家,先钻进军大衣,裹住全身,快速取暖。争抢是常有的事儿,哥哥基本相让,主要发生在我和弟弟之间。有时拽过来,扯过去,大声争吵。父亲烦了,拿过大衣,把我俩套进去,一人一半。我俩分别将一只手伸进衣袖,另一只手继续打来闹去。生病时最开心,三分病装成八分,故作痛苦状,然后裹着厚实的军大衣坐在床上,心花怒放地吃母亲煮的红糖鸡蛋。

随着我们渐渐长大,军大衣也渐渐褪了颜色,残破不堪。总有一些东西会遗失在成长的路上,但军大衣上淡淡的烟草味和那些遥远的时光,却历久弥新!

母亲再次从箱底托出那块红绸缎时,我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她说洗一下,给我做件中式婚服。我那时满脑子新思想,崇尚没有仪式的婚礼,又觉得这花色太俗艳,断然拒绝。母亲叹了口气,拎起红绸缎的两角,折回原样,放回箱子里。

后来我调到南方工作,父母退休后也跟随而来。离开时,他们把家里的许多东西或卖或送,重要的打包邮寄。我整理邮寄过来的物品时,蓦然发现那块红绸缎,叠得方方正正,外面包着一块柔软的棉布。我笑着说,这东西还留着啊,老古董了!母亲拢拢花白的头发,幽幽地说道:“几十年了,舍不得!”

我只好将它束之高阁,一晃又是二十年。于母亲而言,这期间发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事。她的小妹、大哥、母亲、小弟先后去世,大儿子下岗,二儿子离婚。生活像是遭遇了一场场泥石流,她不得不继续用那双衰老的手收拾残局,打理日子。直到疾病缠身,倒在病榻,失去语言和行动能力。这双手照顾过孙儿,搬过货物,端过餐盘,记过一笔一笔的帐。那块红绸缎,却再也没有触碰过,俨然被遗忘在时间的角落。

今年房屋重新装修,我处理物品,又看到那块红绸缎,皱皱巴巴地挤在一堆旧衣物间。打开来,柔和的灯光下,它依然有着光滑而温润的质感。

忽然,眼一热,心一暖。我轻轻地抚摸着红绸缎,羽毛一样轻柔的声音,仿佛那些飘然而来又飘然而去的光阴。

·作者简介·一心,原名易新琴,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人民日报》《散文选刊》《美文》等报刊,现有《人民日报》海外版欧洲刊“一心散文”专栏。曾获中国年度“十佳散文奖”,著有《一心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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