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少数民族电影发展历程研究

2020-09-26 13:27袁源李虹玉
名家名作 2020年7期
关键词:侗族苗族少数民族

袁源 李虹玉

[摘要]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贵州少数民族电影历经七十余年的艰难探索,砥砺前行,以强烈的时代精神、浓郁的民族特色和独特的地方韵味成为中国少数民族电影乃至中国电影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回顾贵州少数民族电影的发展历程,可将其分为“十七年”发展时期、“七十年代”探索时期和“二十一世纪”繁盛时期。

[关  键  词]贵州;少数民族电影;发展概述

贵州少数民族电影,是贵州少数民族生活和文化的影像记录,是中国少数民族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贵州作为多民族省份,拥有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是少数民族电影创作的宝贵素材,贵州少数民族电影经历了三个重要发展阶段:“十七年”“七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纪”。

一、“十七年”(1949—1966)贵州少数民族电影

在国家政治话语的主导下,“十七年”贵州创作了两部少数民族电影,分别是《秦娘美》和《蔓萝花》,均由贵州电影制片厂与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这两部电影的播映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效应,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它们取材于民间传说,采用新颖别致的侗族戏曲和苗族音乐舞剧的艺术表达,结合当时的时代语境呈现复杂的民族斗争和多彩的民族生活。

《秦娘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部以戏曲样式探索贵州少数民族生活的影片。影片讲述的是一对侗族青年男女争取自由婚姻的故事。善良美丽的侗族姑娘秦娘美与勇敢坚毅的侗族青年珠郎相爱。可是侗族“姑舅表婚”的陋俗不允许他们在一起。迫于压力,他们逃离家乡来到七百贯洞。七百贯洞的地主银宜看中秦娘美的美貌,假意收留他们,暗中却勾结地痞流氓杀害了珠郎。侗寨乡亲们帮助悲痛的秦娘美设下美人计,引诱银宜上山为珠郎报了血仇,也为地方除了恶霸。导演孙瑜借助侗族民间传说,以戲曲的叙事手法,建构了一种简单模式:勇敢的侗族民众与残暴的侗族头目构成一对互相对立的戏剧矛盾,以前者战胜后者为结果。在此背景下,插入对侗族爱情、歌舞风光,侗寨、鼓楼等民族风情的渲染。

《蔓萝花》是“十七年”贵州少数民族电影的又一经典影片。电影取材于一个美丽的苗族民间传说。在创作成电影时,导演在原剧本以爱情为内容的基础上,加重了蔓萝与恋人阿倒约与当地恶霸黑大扬之间的激烈矛盾与斗争,表现了苗族青年们敢于反抗、敢于改变野蛮现状的英勇精神。影片以优美的苗族风光为背景,配上娓娓动听的民歌,使古老的民间传说焕发出全新的艺术魅力。

“十七年”时期的贵州少数民族电影以新颖别致的艺术形式、鲜明的地域色彩和浓郁的民族风情,带给大家赏心悦目的审美感受。这一时期的少数民族电影创作一方面依据“十七年”的文艺方针,不拘于当时一贯的革命历史题材和社会主义建设题材的窠穴,选取传奇性的少数民族民间传说为蓝本,改变原传说的神话爱情的叙事格局,将贫苦民众与土司恶霸之间的矛盾冲突,将抗争的时代主旋律纳入其中,使之成为符合现实需要的阶级斗争的故事。另一方面用独特的侗戏和苗族舞剧的叙事形式演绎古老的神话传说,在保留了原神话传说色彩的基础上,塑造了符合当时审美需求的、具有典型意义的秦娘美和蔓萝这两位忠于爱情、坚贞不屈、不畏强暴、敢于反抗、争取自由幸福生活的女性形象,突出了当时的时代理想。与此同时,又用大量的镜像语言,浓墨重彩地展现了苗族、侗族地区美丽的自然风光和多彩的民族生活,在那个时期可谓独出心裁,别树一帜,“从而使这两部电影没有像当时中国的许多电影作品一样,沦为图解‘时代精神或‘阶级斗争的影像辞典。”[1]

二、“七十年代”(1970—1977)贵州少数民族电影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少数民族电影开始复苏,贵州陆续创作了《苗岭风雷》(京剧)、《山寨火种》《火娃》等几部电影作品。这一时期的电影虽然也尽力通过人物形象塑造和故事情节设计丰富叙事,反映特定时期的社会生活。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或者是创作思维的路径依赖,这些影片较之“十七年”电影创作,艺术特色并不明显。[2]

《苗岭风雷》是贵州少数民族电影在七十年代初期的作品。该电影按照“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创作原则,试图以京剧现代戏的艺术形式为观众呈现一幅具有苗族生活风情的战争影片。影片讲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军解放大西南,进军苗岭地区。解放军团长龙岩洪受命率军前往家乡剿灭盘踞在苗岭地区四大寨的恶霸“苗王”龙乐山。面对复杂的斗争形势,他们不畏艰难,积极团结当地群众,粉碎了反动恶霸龙乐山和国民党的阴谋,赢得了最终的胜利。影片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解放战争时期少数民族地区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通过描写同一族群内部不同阶级面对历史大潮时截然不同的路径选择,突出演绎阶级斗争的主题。当地恶霸企图继续维持腐朽的统治格局,而龙岩洪则为西南地区的广大苗民指明了一条民族解放的必由之路。正反人物都给观众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

《山寨火种》讲述了红军北上抗日期间,深入贵州石门寨山区,与长期盘踞当地的布依恶霸土司白山魈之间的斗争。1938年,红军连长万刚奉命前往石门寨布依部落开展工作,营救了长期受恶霸迫害的布依姑娘刺梨并帮助她成长。在斗争期间,红军坚决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依靠布依群众,与土匪恶霸展开激烈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本片在叙事手法上更为真实、更加强调民族风情的渲染,较为翔实地展现了布依人民的革命斗争生活,具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

《火娃》是著名导演谢飞、郑洞天早期探索的儿童电影作品。影片讲述的是五十年代初解放军西南剿匪期间,一个叫火娃的奴隶娃子,如何帮助解放军消灭国民党土匪和反动苗王,成长为一个勇敢坚强的苗族少年英雄的故事。扎旺寨山区苗王石朝山秘密勾结国民党土匪司令杨神父围截解放军侦查员小孙,幸得火娃的帮助成功脱离危险。小孙和火娃相处过程中,不断向火娃及苗族乡亲们宣传解放军的性质和政策,帮助他们认清苗王和蒋余部的罪行,最终争取了苗族乡亲们的信任,发动他们起来斗争。火娃不惧危险和乡亲们机智地探清土匪司令的匪情并戳穿了敌人的阴谋,人民解放军成功进驻扎旺寨。这部儿童革命电影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存在歌功颂德的斧凿化痕迹,但依旧是一部相当精彩的电影。影片中有斗智斗勇、一波三折的民族对立,还有少数民族电影特有的地域文化和风情,让人耳目一新。

七十年代的贵州少数民族电影总的来说是记录少数民族人民在解放初期的激烈斗争史实,反映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不同遭遇,表现了少数民族人民在两个时代的两种不同命运。说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少数民族人民才能有幸福的生活。虽然整体政治化、革命化风格严重,但是不乏新奇、独特的元素。如在服饰、道具方面,富有浓厚的民族色彩和地方情趣;在声乐和器乐方面,也在吸收少数民族音乐营养上做了可喜的尝试。

三、“二十一世纪”(2000—)贵州少数民族电影

进入新世纪,贵州少数民族电影迎来了重大的战略发展机遇。一方面源于国家对文化建设的高度重视,使得贵州加强贵州民族文化建设,促进少数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另一方面源于电影的产业化改革,给贵州少数民族电影创作再次发轫奠定了基础。一些具有民族文化自觉意识的中青年电影工作者积极加入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的行业中,以贵州“原生态”文化及其文化自然为重要对象,拍摄出一批具有原生态审美特征的优秀少数民族电影,如:《扬起你的笑脸》《开水要烫,姑娘要壮》《鸟巢》《滚拉拉的枪》《阿娜依》《云上太阳》《侗族大歌》《行歌坐月》等。

《扬起你的笑脸》是由贵阳市委宣传部、天津电影制片厂联合出品,贵州有史以来第一部具有版权和出品权的电影。该片的故事背景设定在自然风光优美、民族风情多元的黔中贵阳花溪地区,讲述一对因父母离异失散的双胞胎兄妹重聚的故事。十年前,一对同胞兄妹因父母离异而天各一方,妹妹安妮随母亲去了美国,哥哥安小节随父亲留在贵阳,从此不再联络。十年后,两兄妹在贵阳花溪中外儿童夏令营活动邂逅成为搭档。由于彼此成长文化背景的差异,他们在夏令营里的经历生出种种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从误会到情同手足,不仅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还促成了父母的重归于好。影片展示了贵州高原奇异的风光和风土人情,揭示了贵州人纯真质朴的本性,对待自然、对待人乃至对待一切生命的积极真诚的态度,是一部洋溢着人性之美,具有独特风格的儿童影片。

新世纪贵州少数民族电影的经典之作是贵州导演胡庶拍摄的《开水要烫,姑娘要壮》,因为其新颖的题材涉及和别样的艺术表现,至今被人们推崇和欢迎。影片一开始,以一段欢快灵动的苗歌哼唱和苗家民谚电影片名,引入对故事主题和主人公的介绍,进而转入叙事,使影片立刻可见冲突性。开水本来就是烫的,姑娘要壮才是合乎常理的,这也是身居大山的苗族崇尚的身体审美观。而村里要选拔苗条少女参加舞蹈比赛,这与苗族传统价值观发生了悖离。故事的女主人公朱小片恰恰是一位壮实的苗家女孩,为了参加舞蹈比赛,她想方设法尝试各种方法来减肥,节食、锻炼、干重活、读书朗诵等疯狂的行为,闹出了一系列啼笑皆非的事情。小片的人物刻画非常鲜活,融入了浓郁的民族色彩和抒情调子,运用镜头画面和音乐渲染,不仅再现了苗族文化的厚重性,还强调了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的碰撞与冲突。正如著名学者胡谱忠所说:“‘母语电影较多采用影视人类学的影像风格和叙事条理,旨在表现某一个少数民族的‘精神生活。”在表层的意义上,影片意欲抒发反现代性的“家园意识”,建构传统生活的乌托邦,而在深层的意义上,某种“民族文化主体性”的表述已经清晰可辨。

著名導演宁敬武创作的姐妹篇《鸟巢》《滚拉拉的枪》,从民族文化视角准确地反映了当代苗族地区的真实生活,它们的出现给贵州少数民族电影创作带来了崭新气象。

《鸟巢》作为宁敬武的代表电影作品,采用苗族人出演、方言对白、实景拍摄,形象地再现了贵州黔东南神秘远古的岜沙苗族部落,使得这部影片独树一帜。电影讲述了居住在大山里的响马得到外出打工父亲正在建造鸟巢体育馆的信息。围绕鸟巢究竟是鸟儿居住的窝还是人运动的场所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猜想和争执。无法得到答案的响马和小伙伴赌上15担柴后决定亲自去北京看看。电影通过响马的视角让观众领略了岜沙苗族的独特,这里有依山而建的吊脚楼,有树木幽深的村寨环境,有留有发髻、穿着黑衣、扛着猎枪,保持古风古俗的苗民。随后又跟着响马乘火车来到北京,看到了由钢筋水泥搭建而成的鸟巢状建筑物,终于知道此鸟巢非彼鸟巢。随之而来的还有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五光十色的北京都市景观。《鸟巢》以电影的方式呈现苗族的文化价值和风土人情,将不同的两种文化作了对比,让观众获得了一种新的审美体验。正如导演所说,把岜沙文明和现代文明交叉呈现会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

如果说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是少数民族电影的一个精彩点,那么文化的寻根则是另一个有意味的看点。宁敬武导演的《滚拉拉的枪》就属于这种类型。故事以寻找为主题贯穿影片始终。无父无母的滚拉拉与奶奶相依为命地生活在一起。为了找外出多年的父亲回来参加自己的成人礼。滚拉拉踏上了寻父的历程。影片以公路片的风格移步换景,浓郁地展示了少数民族地区绚丽而多样的地域风情。“更为引人入胜地生动地记录了至今鲜为人知、仍处于原生态的少数民族独特的成人仪式;并且采用了与成人仪式同构的巧妙的叙事结构,引人入胜,让人印象深刻。因而不仅具有很强的观赏性,更发人深思:在传统与现代抗争的当下,青少年如何传承保护民族文化。”[3]原生态少数民族电影中,有一种全景式的表述类型。其主题在于呈现还未被全球化侵蚀到的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文生活现状。学者范可说道:“全球化会反射性地带来地方化或者在地方化,以及地方文化认同的张扬。”[4]这类影片可以说是这种张扬的典型表现形式,导演旨在用诗化的镜头语言向观众展示未受世俗污染的世外桃源景象。绝美的风景、多彩的文化和淳朴善良的人民共同构成这片远离城市喧嚣的净土。不可否认这类影片在宣传少数民族文化、推广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事业方面起到积极作用,但由于这类影片大多脱离社会现实,同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风土人情过于美化,因此往往显得不真实,其艺术价值尚待商榷。侗族导演丑丑的作品“贵州三部曲”系列是这类影片的典型。

《阿娜依》是贵州本土侗族导演“丑丑”拍摄的第一部苗族侗族原生态电影故事片。电影描写了一个美丽善良的侗族女孩动人的爱情故事和积极向上的生活。从小与婆婆相依为命的阿娜依,受苗族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从小便咿咿呀呀地跟着阿婆学唱苗歌、学做刺绣。常常与侗家姐妹们在池塘边、田坎上、小河边一边唱着动听的苗族山歌,一边绣花鸟纳鞋垫。一针一线中都流露着苗家女子对美好爱情和幸福生活的向往。美丽、善良、多才的阿娜依赢得了大家的喜爱和侗族年轻歌师阿宝的爱情。两人对真挚爱情的执着追求使他们厮守终老,相依相伴走遍苗乡侗寨,教孩子们绣花、唱歌、吹木叶,侗寨的人们都像兄弟姐妹一样快乐地生活。影片浓墨重彩地呈现苗族厚重的传统文化,还彰显了苗族与大自然和谐共处、诗意栖居的审美生活。

2012年丑丑执导的另一部作品《云上太阳》也是这种全景式的少数民族电影典型,出色地展现了一个绝美的少数民族地区形象。电影从一开始就在景观上铺陈了黔东南苗寨纤尘未染的民族传统村落形象。苗歌吟唱缓缓流出,两个小孩子身穿苗衣、肩扛柴木,颇有古风地一前一后在大山中行走,青山绿水环绕的梯田、飞瀑、鸟语花香、吊脚楼,仿佛晋人误入过的桃花源,构造出一个与现代社会完全不同、大多数观众从未体验过的世界。随后影片主人公出场,身患怪病的法国女画家波琳来到丹寨游玩突发晕厥倒在水田中,耳环一家将其救回。波琳在疗养的过程中,不仅受到了耳环和丹寨苗民的细心照顾,还感受到丹寨苗族的诗意美好的生活。这正是现代文明社会渐渐失落的。苗族部落简单纯粹的田园牧歌,苗族社会的生动鲜活,那种可以走进去生活和劳作,可以慰藉人的生老病死的圆融世界,荡涤了被现代文明碾压了的波琳的身体和灵魂。这种文化自信的表达方式,不仅实现了苗族人对自我民族文化身份的表达,更重要的是带来了一个异族人对少数民族文化身份的转化和认同,从而最终不是作为奇观,而是作为鸟图腾信仰崇拜的一分子留在了丹寨苗家,使她找到了灵魂的归宿,安放了身心。影片以这样一个美好的结尾,不仅表达了导演对人物的期待,也体现了少数民族文化自身的持续力和生命力,并有效传达了苗族文化的主体地位。

《侗族大歌》继《云上太阳》之后继续采用侗语对白,在描写爱情故事的同时,也直观呈现了苗族和侗族与大自然天人合一式的和谐诗意生活。电影中所展现的侗族大歌、侗族琵琶歌、侗族鼓楼、苗族刺绣、反排木鼓舞、姊妹节、吊脚楼、银饰等多项传统文化,都是基于民族性之上对民族身份建构的促进和努力,深深体现出丑丑导演对本民族文化的自觉表达意识。但是这类影片脱离社会现实,回避深层次的思考,完全凭主观臆想塑造一个又一个完美的乌托邦社区景象,难免给人留下假大空的印象。

总而言之,回眸贵州少数民族电影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发展演变历程,我们能真切地感受到时代的发展和演进是贵州少数民族电影跳动的脉搏,它随着不同时期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改变而改变。从“十七年”民族团结的政治主题到改革开放后全方位的探索,再到新世纪的艺术诉求。大体而言,在电影的体制和资金投入方面,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重大转变;在表现的主题和题材方面,经历了主流意识形态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即一切服从于政治、服务于政治的年代;经历了既弘扬主旋律,又不排除商业片、艺术片多元发展的创作时期。必须指出的是,我们不能苛责历史和时代存在的某些局限,事实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阶段,贵州少数民族电影都呈现出不同的繁荣态势,都有代表那个时代的优秀影片,有的甚至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贵州少数民族电影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发展和进步,既是中国社会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的产物,也是几代从事少数民族影片创作的电影人辛勤努力的结果。客观而论,贵州少数民族电影至今仍独树一帜,以自我鲜明的民族特色和表现形式,在中国少数民族电影中,乃至在中国电影的创作中拥有一席之地并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一地位和影响,除上述所说的历史和时代的因素外,与国家大力倡导传承传统文化和保护民族文化的政策分不开,也与贵州少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丰富性分不开。贵州少数民族电影作为中国电影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和发展,对弘扬中華文化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饶曙光.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史[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1:114.

[2]胡谱忠.强劲复苏中的新契机: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文化生态与发展之路[N].文艺报,2010-01-13.

[3]袁源.滚拉拉的枪:别样的青春叙事[J].当代电影,2017(1):165.

[4]范可.再地方化与象征资本:一个闽南回民社区近年来的若干建筑表现[J].开放时代,2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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