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与扬弃

车跃丽 王斌

摘要：伴随战争行为诞生的战略文化，是一个国家安全战略选择与运筹的底蕴，它从最深层次规范国家安全 战略的设计与筹划。中国传统文化追求以“礼”为核心的“天下秩序”，主张“耀德不观兵”的战略取向，在朝 贡体系的构建及维系中陶醉于“天朝上国”的自恋式战略虚像，固步自封，闭目塞听，自我满足以至在近代世界 发生巨变以及西方列强及东邻日本纷至沓来的欺凌面前束手无策，使中华民族遭受了空前的奇耻大辱和深重灾 难。历史告诉我们，要传承热爱和平、睦邻友好的优良传统，同时要时刻保持警惕，回击一切敢于来犯之敌，主动 抛弃历史文化中的愚昧自欺观念。

关键词：传统战略文化;对日安全战略思想;研究

中图分类号：D829.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6916（2020）16-0018-03

中国传统战略文化作为一种具有浓厚历史性格的文 化基因，是中华民族长期文化与历史积累的产物，是中华 民族文化心理与终极追求在战略领域中的反映，它从根 本上决定了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传统的基本特点与风格。 在中国传统战略文化浸润下衍生的传统对日安全战略， 曾成功地指导了中国对日的安全交往，但也曾使中国在 日本军国主义侵略面前处于被动，疏于防范，使国家民族 蒙受巨大安全灾难。对中国传统对日安全战略研究，具 有重要的理论与时代意义。

首先，“整体性的天下观”与以“礼”为核心的“天 下秩序”追求，使关注朝贡体系营建与维护，成为中国封 建社会近两千年历史中安全战略思想的核心内涵。在对 日本安全战略思考中，早期日本还进入不到中原朝廷安 全防范视线，中原朝廷更多是关注于其是否加入朝贡体 系，是否有破坏这种体系的意向与行为。

古代中国对疆域统治的主流观念基于中央权力的唯 一性，“也许从夏朝国家开始，华夏族王朝（在当时夏朝 是中国境内唯一的国家）的统治者就认为至少在理论上 他们是人们所能了解的整个世界的君主。在整个先秦时 期，中原王朝从未承认过在其统治范围之外还可能有与 之对等的政治实体。”[1]499 这一认知一直延续到中国后 来的政权，使得在中国很早就形成了“普遍王权”观念 以及“整体性的天下观”。这种观念不能容忍边缘区域 的政治游离，包括蛮夷戎狄在内的全部天下，都应该承认 天子的最高权威，接受天子的统治，以体现中原王朝的君 临天下，确立作为“天子”的合法性。更为重要的是，遥 远之地蛮夷戎狄的臣服可以保障王朝理想的“天下”秩 序，可以初步维系一个稳定、有序的周边安全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说，将边远民族和国家纳入中央王权统治体系 之中，不仅是政治统治的需要，更是国家安全的需要。所 以，如何整合边远民族与国家同中原王朝的关系就成为 中国早期国家政治与安全战略的核心内容。在这个探索 的过程中，儒家主张的“礼”，因其契合了中央王权的战 略需要而在诸子百家的各种学说流派中脱颖而出。“礼 者，天地之序也。”[2]134“礼”的基本精神是，重等级，重 秩序，重名分，重上下贵贱、亲疏远近。它对国家统治模 式的意义在于，提供了一种以天子为核心的、伦理等级式 的天下模式，为“王权天下”的具体运作提供一个适宜 的政治框架原则。“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 一国则受命于君”[3]135。这样，在“整体性的天下观”认 知指导下，中国传统安全战略形成了连续性的世界模式， 对外安全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被理解为“上”“下”的伦 理关系，“四夷来服”是国家政治秩序与安全态势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对朝贡体系的营建与维护，成为中国封建 社会近两千年历史中安全战略思想的核心内涵。朝贡关 系被视为中原王朝同周边民族与国家唯一的主导性关系 形式，尽管中原地区周期性战乱可能会暂时地削弱这一 体系，但从总体上说朝贡体系一直处于一个不断发展和 完善过程中，并最终形成了一个以“天朝”为中心的周 边国际体系。到明清时期，与这一体系有关的各种制度 日趋完备。

中日早期即以朝贡方式交往，班固在《汉书》中曾 写到：“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4]6 由于两国实力相差悬殊，无论从安全环境分析、安全威胁 判断、安全战略目标确定哪个角度，日本都不曾也不可能 成为中国安全战略指向的重点对象，历代中国封建统治者更多关注于日本是否进入到朝贡秩序之中，是否有破 坏这一秩序的行为。唐高宗时期中日朝鲜白江口海战， 也仅是中原王朝对胆敢染指中原传统藩属国朝鲜、破坏 朝贡秩序的日本的惩戒。这一战争目的明确且克制，仅 在于制止和惩戒日本不當行为，而非占有和侵吞其领土， 所以大唐军队在达到战略目标后即凯旋回朝。但是这一 军事行为的战略效果却是显著的：战争严重打击了日本 群岛上的倭国，使其停止了对朝鲜半岛的扩张，大约在千 余年之内，未曾再向朝鲜半岛用兵;并且迫使其自朝鲜撤 军之后采取战略守势，着手加强本国的防务。中原王朝 赢得近千年理想的周边安全战略态势，总体保持了和平 安全稳定的东亚朝贡秩序。而元世祖忽必烈对日本两次 远征，也不是因为其对元帝国有实质性的安全威胁，而是 源于日本胆敢拒绝进入大元帝国朝贡体系，极大损害了 盛世中大元帝国“称雄两洲”的威仪与“四海一家”“无 外之名”[4]247 的雄心。当时，元世祖下国书给北条时宗 迫其加入朝贡体系，狂妄的北条时宗怒斩来使。而在获 知这一消息之前，忽必烈出于怀柔日本的考虑准许了日 商赴元贸易的要求 [4]266。可见，元世祖对日的武力胁迫 虽尚有彪悍的游牧文化痕迹，但其出发点也不过是诏日 本进入传统的朝贡体系，以体现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的正 统地位与完全的胜利。如果没有日本的拒绝行为，元对 日的两次战争是不会出现在历史上的，因为日本远远没 有资格成为大元帝国的战争对手。

其次，“耀德不观兵”的战略取向，“协和万邦”的 文化追求，使中国封建王朝的国家战略目标非常有限，在 没有极端不敬或侵略性挑衅的情况下，一般采取静态防 御的和平安全战略。这使得对日安全战略呈现出一种总 体和平友好的倾向。

中国传统安全战略文化崇尚“耀德不观兵”，在朝贡 体系营建与维护的实践中强调文化的吸引与认同，而不 是武力的征服与政治上的控制。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 中华文明一直保持着东亚文明的中心地位，具有极强的 优越性与自信品质，用美国学者马克·曼考尔的话说，“中 国的技术发明，包括从周代的弩到东汉的纸，加深了中国 与邻居们之间的差距，并因此而在所有层次上都增加了 国际关系增长的潜力”[5]152。中国传统战略文化运用的 正是这种文化的力量，“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德 化”成为具有巨大能量的战略手段。日本学者信夫清三 郎将之称为“慕化主义”：“从中国方面看，由于夷狄未 具有礼的文化，但它却仰慕具有礼的文化的中华（中夏） 而谋求化育，即‘慕化（慕夏）主义，因而就诞生了这 样一种特征，即（中国——作者注）与夷狄之间发生邦 交关系。”[6]7  中国在朝贡体系中对周边国家要求的，只是“如臣，奉表来庭;不臣，则修兵自固，永安境土”[7]163 而已;中国所希望的，则是在朝贡体系中，“与远迩相安 于无事，以共享太平之福”[8]163，突出表达了中国传统战 略文化中“协和万邦”的文化追求。这使得中国传统安 全战略目标非常有限，在没有极端不敬或周边国家侵略 性挑衅的情况下，主要采取静态防御和保持宗主——附 庸关系与贸易的方法来达到安全目的。对此，美国学者 迈克尔·斯温和阿什利·特利斯有过精彩的论述：“中国在 其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基本上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内 向型、容易陷于不稳定的国家，它在筹划外部安全时更关 注如何控制或制约广阔的周边地区对确立已久的中心地 区的直接威胁，而不是获取领土或将中国的权力和影响 扩大到离边界很远的地区。”[9]19

朝贡体系的构建及维系，是中国传统对日安全战略 思想中的重要内容。为此，无论是其加入朝贡体系还是 暂时游离于体系之外，中国都积极地或平和地满足了日 本对中国的朝贡贸易需求。但在一些特殊时期，则以朝 贡贸易为手段迫使日本安守于朝贡体系的伦理秩序，或 惩戒其对中原朝廷的安全侵扰行为。从邪马台女王开始， 日本派往中国的朝贡使团都承担这一项重要的任务—— 为民间贸易活动的顺利开展开辟途径。对华贸易不仅补 充了日本狭小的国内市场，在经贸物资上互通有无，更重 要的是推动了日本社会生活、文明技术的进步，对日本社 会的历史发展意义巨大。这使得即使是在元朝两次入侵 日本的交战时期，元日贸易也从未中断过。至于明初朱 元璋下令海禁，也是出于深恶日本纵容倭寇扰边，以切断 贸易作为严厉的惩戒。朱元璋的判断是极其准确的，此 举对日本的打击是其难以承受的，很快使自幕府到各地 武士及私商感到极大的窘迫，同时产生了改变这种状态 的要求 [4]309。而日本在丰臣秀吉入侵朝鲜之后退出朝贡 体系的决策，也并不是当时的日本不需要这种朝贡贸易， 而是有着可以通过其控制的琉球王国继续维持与中国贸 易关系的背景。此外，日本在一些时期也通过与中原王 朝的朝贡体系维系自身的安全。日本最初朝贡中原，寻 求政治支持与军事上象征性援助是相当重要的内容。日 本列岛上早期的邪马台女王卑弥呼对强大的魏政权寻求 册封交聘关系的努力，不仅使女王获得了自己所需的各 种先进的生活与生产物品，而且增强了邪马台在日本岛 内诸国间的实力，保证了自己的王权地位。特别是在卑 弥呼女王末年，因日本群岛上百余国中之狗奴国与邪马 台国不和，欲乘邪马台国内乱之机，实行侵吞。在卑弥呼 女王的请求下，魏帝及时遣使授女王军官以黄幢，作出了 象征性的军事支援，从而成功地帮助邪马台国避免了狗 奴国的入侵。对于与中国朝贡关系建立而带来的安全庇护，日本学者信夫清三郎曾总结道：作为后进国而出现的 日本，正是因为曾作为朝贡国进入了朝贡体系，才“在中 华帝国的保护伞下实现了自立”[8]8。

最后，“德化远及”的理想主义色彩，使中国传统安 全战略思想天生缺乏现实的应对性;而“天朝中心主义” 衍生出的自信，则使中国传统安全战略逐渐丧失了对外 部世界的判断与反应能力。这反映在对日安全战略思想 中，表现为中国对日本近代以后的变化认知不够，对日安 全战略筹划与决策逐渐沦为被动。

“德化”所反映的毕竟只是一种价值合理性，是一种 理想主义价值追求，它的天然缺陷是缺少或没有探讨应 对现实多变世界工具的合理性。当遇到来自游牧民族的 桀骜不驯或科技军事实力远超于己的近代殖民主义者的 贪婪与挑衅时，它多少显得有些力不从心甚至无可奈何， 只能发出“犬羊之性”“叛服无常”“不可以化诲怀服” 的感慨。日本虽很早接受中国的传统儒家文化，但其海 洋文化的特质突出。一般来说，岛国生存环境大多土地 贫瘠、农耕文明发展余地不大，文明的发展与繁荣不可能 主要建立在本土的农业发展基础上，于是开阔的海洋便 成为文明的主要发展方向，海外扩张则成为获取财富的 主要途径。日本的历史便集中地体现了海洋文明的这一 特点。当文明的发展还没有超出其岛内农耕文明所保障 的限度时，其多少还是安于农耕文明，并不时地学习支撑 农耕文明的一切思想与技术。但当其农业文明无法完全 保障社会发展对财富的需求时，向海外扩张获取财富就 成为其必然的选择。而这种劫掠海外财富的断断续续的 成功，使日本一发不可收拾地依赖于倾心于这种财富的 获取方式，于是它的周边国家就永无安宁的海防态势了。 日本自唐朝开始的对大陆（首先是朝鲜）的渗透与骚扰 以及元明倭寇的难以禁绝就是例证。所以，日本在中国 的朝贡体系中，总是表现出不同于朝鲜、越南等国同宗主 国的交往特点，成为令中原王朝最为头痛的一个藩属国。 这是以农耕文明为朝贡体系基础的中国，希望“德化” 日本而又总是遭遇冒犯引起不快的深层原因，也是中国 传统战略文化中理想主义的“德化远及”实践，在遇到 现实挑战时进行应对的软肋。

此外，在对日安全战略思想中，“整体性的天下观” 衍生出的“天朝中心主义”影响，也是巨大的而且是悲 剧性的。“天朝中心主义”是典型的自恋型战略文化，不 断完善的朝贡体系一方面是这种文化心理的外化，另一 方面又反过来强化了这样的文化心理。这实际上是一种 充满着自我满足与优越意识的自我影像，而这种虚幻的 影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遇到任何真正的挑战，于是 就那样虚幻的保持着，成为中原王朝自恋的依据，乃至于这样一种既自负又自恋的心理被渐渐地推向了极其愚妄 荒诞的地步。它使得文化上的自信变成了文化上的自大 甚至是自欺，从而逐渐丧失了对外部世界的反应能力。 如果说在宋元之前这种文化心理还存在一定的合理性， 那么明清之后在与明显走在历史发展前列的西方资本主 义国家的交往中再表现出这样的自信，就完完全全变成 了一种愚昧、一种荒诞，对于国家安全战略的影响是负面 的，甚至是灾难的。中国步入近代以后严峻的安全战略 态势就难以避免了。中国的安全代价却唤醒了东瀛的日 本，不仅率先走上了资本主义，开启了近代化的进程，而 且毫无障碍地接受了殖民主义，迈向了侵略扩张之路。 对于东瀛的变化，沉浸在“天朝中心主义”的自负的大 清帝国是不可能感知的，或者感知到了却不屑一顾、不以 为然。所以当 1870 年日本向中国提出签订《中日通商 条约》，企图获得和西方国家一样特权时，清政府的吃惊 和震怒就可想而知了。此后，在日本以中国为侵略对象 的战争准备过程中，中国对日安全筹划与决策逐渐陷于 被动，直至在甲午战争的彻底失败。至此，包括对日在内 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已完全处于被动，无力回天了，中華 民族陷入长达百年的灾难。

进入 21 世纪，中日两国的安全交往处于了全新的历 史阶段，共同战略利益日益增多，两国正积极致力于互利 共赢的战略互惠关系。但是，历史的惯性是如此的巨大， 它总是在最深层次规范着一个民族的战略选择。我们要 在审视历史中传承优秀、抛弃糟粕。今天，强大起来的中 国坚决走和平发展道路，努力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体现的正是传统战略文化中“协和万邦”的价值追求; 今天的中国仍把积极防御作为自己的安全战略取向，充 分体现了崇尚和平的战略文化特征。中日两国同为东亚 大国，两国人民都应该珍惜来之不易的友好局面，共同推 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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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明太祖实录 （ 卷三四 ）[M]// 宫玉振 . 中国战略文化解析 . 北 京 ： 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2.

[9]（ 美 ） 迈克尔·斯温 ， 阿什利·特利斯 . 中国大战略 ? 中译本 [M].北京 ： 新华出版社 ，2001.

作者简介：车跃丽（1969—），女，汉族，辽宁大连人，博士，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政训部副教授，研究方向为 国际关系及国家安全战略。 王斌（1985—），男，汉族，辽宁锦州人，海军大 连舰艇学院政训部讲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 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责任编辑：李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