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去哪儿了

2020-09-28 07:10沈洋
读者 2020年19期
关键词:育儿家务生育

沈洋

“母職惩罚”与“父职红利”

虹和丈夫同龄,读硕士时是同班同学。

2004年硕士毕业后,虹开始在上海某三甲医院工作,2006年生了孩子,母亲帮忙带小孩。医院的工作强度大,需要三班倒,于是她在2014年去了外企工作。两年之后,她又怀了二胎,由公公、婆婆和钟点工帮忙照顾家里。她发现外企的工作需要出差,工作时间长,压力也不小,于是,她在2018年辞职,去某地段医院工作。她的每次跳槽都伴随着工资下降。

而虹的丈夫在硕博连读之后,在某三甲医院工作,至今没有换过工作。在第一个孩子3岁时,虹的丈夫出国访学,目前已经是事业小有成就的教授。

当我们问虹,职业道路是否完全为生育让路,她做出肯定的回答。她也提到,地段医院的收入比在公司工作时少一半。

虹和她丈夫的经历反映了社会学研究中“母职惩罚”与“父职红利”的概念。

学术界对“母职惩罚”的定义是:由于生育导致女性职业中断或者工作时间减少,母亲的收入降低。即使她们继续做全职工作,雇主可能会认为母亲能力更弱,投入工作的精力更少,使得女性的晋升机会相对较少。

而相对的,“父职红利”指的是男性在成为父亲之后通常会更努力地投入工作,获取更多人力资本与收入,减少家务劳动。这在虹的丈夫身上也得到了体现。

我们为了进行二胎妈妈研究,一共访谈了26位已经生育二孩的职业女性。她们的年纪在30岁到46岁之间,其中25位有上海户口,12位出生在上海,其余的属于“新上海人”;其中5位本科毕业,14位硕士毕业,7位博士毕业。

我们把已生育二胎的职业女性分为4种类型:事业上升型、事业中断—上升型、事业中断型和事业停滞型。我们发现,有3/4的被访者生二胎后经历了事业中断、中断—上升或者事业停滞。在26位被访者中,只有2人表示丈夫能平分育儿劳动,其余表示丈夫的参与度从0到1/3不等。

按照常理,工作年限增长、人力资本增加会使得工资上涨,毕竟这在高学历男性当中很常见。但为什么像虹这样的高学历女性会经历职业中断,“选择”收入更低的工作?

这与性别化的无偿劳动有关。女性在婚育后承担了家庭生活中更多的无偿劳动,而这很可能影响个人事业的发展。

得不到认可的无偿劳动

从19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把劳动分为有偿劳动和无偿劳动。从事无偿劳动的以女性为主,家务和生育是被所谓“爱”与“母性”掩盖的无偿劳动。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认为,无偿的家务与生育活动对于正常维持有偿劳动不可或缺。但正因为无偿,这些活动的价值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

无偿劳动包括与繁衍后代有关的一系列劳动,可以分为体力劳动、情感劳动和认知劳动,其中认知劳动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劳动之一。

我们有一位被访者提到,成为母亲就好比开始读一个新的博士学位,需要花大量时间学习新的知识。

通常是母亲,而不是父亲,首先想到要给孩子买尿不湿,要从市面上的几十种尿不湿中挑选一两款,放到购物车,购买之后还会时不时跟踪一下物流情况。

这一系列过程都属于认知劳动。哈佛大学的艾莉森·达明格把认知劳动分为需求生成、找出不同选项、做决定以及过程管理4个步骤。

产生买尿不湿的需求是第一步,在一些网络购物平台搜出不同的备选项是第二步,从不同尿不湿品牌中做出购买决定属于第三步,而在网购平台上跟踪物流、投诉、退货等属于第四步。这四个步骤同样适用于挑选婴儿车、给孩子择校等。

认知劳动通常是隐性的。如果你在拖地板,别人都能看到你在干具体的体力活儿,但如果你用手机或者电脑给孩子购物,别人很难察觉到你在做什么,也可能不认为这是一项劳动。

了解尿不湿有哪些品牌,该如何挑选都是认知劳动,在这些劳动上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无法转化成收益或者职场的人力资本,反而会影响工作,可能使得自己与拥有同等资历的男性以及未生育女性的职业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就像文章开头提到的二胎妈妈虹,她的事业发展完全为生育让路,这与她承担了大量育儿工作有关。

无偿劳动中不仅有性别差异,也有年龄差异。在我国,祖辈参与孙辈照料的比例在70%左右。祖辈参与育儿弥补了丈夫在育儿与家务中参与度不足的问题,使得职业女性可以少受母职惩罚。尤其是有自己原生家庭支持的独生女,很少会因为家务与育儿的责任而不得不当全职妈妈。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上一代中,很可能也是女性承担了更多的育儿责任。

父母参与包括两个方面:对家庭的经济贡献与育儿或做家务的劳动贡献。前者属于有偿劳动带来的收入,后者是无偿劳动。

根据全国妇联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虽然已婚女性的收入占家庭收入的40%,但是她们包揽了70%的家务劳动。女性对家庭的经济贡献几乎能顶半边天,但还是承担了大部分家务,或者说无偿劳动。

从劳动时间来看,有偿劳动、无偿劳动和休闲时间方面都呈现出性别差异。根据全国妇联与国家统计局2010年的调查数据,女性平均每天工作9.6小时,男性工作9小时。女性平均每日的休闲时间为4小时,男性为5小时。这里的工作时间包括有偿和无偿劳动。

女性的总劳动时间比男性多,这一差距在休息日更为明显。2010年的数据显示,在工作日,城市女性比城市男性多劳动29分钟;在休息日,这一差距扩大到79分钟。

未婚女性的总劳动时间比未婚男性少13分钟,但已婚女性的总劳动时间比已婚男性要多39分钟。这反映了已婚女性由于结婚与生育,在家庭中承担了更多的无偿劳动。

父亲在无偿劳动中的参与程度偏少是个全球现象。在美国,已婚女性花在家务和育儿上的时间比已婚男性多两倍。即使在性别相对平等的北欧国家,女性仍然包揽了2/3的无偿劳动。

为什么丈夫育儿参与率低

丈夫的育儿参与率普遍较低,原因可以从不同角度来解释。

第一,如果丈夫有偿劳动的收入比妻子高,工作时间更长,那么育儿的参与度通常更低。在我们的研究中,有几位父亲收入颇丰,但常年在国外或者外地工作,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很难参与到育儿中。

第二,“掌控型”祖父母阻碍父亲参与。一方面,大多数祖父母乐于为养育孙辈提供物质和时间上的支持;另一方面,许多年轻的父母习惯或不得不接受这些帮助,尤其是“妈宝男”,自己的生活还需要父母打点,更何况孩子。还有些年轻的父亲,在经历与祖辈的育儿冲突后,最终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退居二线。

第三,传统的性別分工模式仍然深入人心。调查数据显示,无论在城镇还是农村,相较于2000年,2010年认同“男主外、女主内”等传统性别分工的男女都有所增加。性别分工的观念会影响行动,传统观念是导致父亲育儿参与率低的原因之一。

那么丈夫为什么应该参与育儿?是不是祖辈在育儿方面给力,父亲的参与度高低就无所谓了?我觉得并不是。

第一,通过陪伴孩子,家长也可以获得乐趣,获得成长的可能性。

第二,丈夫参与育儿可以减少对职业女性的母职惩罚。目前,国内有30%左右的年轻父母没有上一代帮忙,其中不少母亲不得不牺牲工作。丈夫增加育儿时间,那些想工作、想有自己事业的女性就可以不用无奈地中断工作。

第三,目前的性别分工对丈夫来说也“有毒”。社会或者家庭对父亲赚钱能力的期待过高,对于父亲的育儿参与程度期待过低,会造成父亲的经济压力和职业压力过大。如果达不到社会、家庭或者自身的期待,丈夫可能会有内疚、焦虑等负面情绪。

第四,目前的性别分工对祖辈而言也“有毒”。有部分祖辈并不愿意带孩子,尤其是二胎。上一代理应有自己的生活,不能强迫他们参与育儿。

如何提高父亲育儿参与率

如何解决父亲育儿参与不足,改善性别不平等的状况?光靠家庭内部协商,要求丈夫参与育儿,效果不一定明显,这需要多方共同协调行动。

第一,政府动员,宣传育儿不只是母亲和上一代的责任。

第二,政府需要出台相关政策。建议政府延长父亲的陪产假,增加父母的育儿假。在上海,目前父亲的陪产假是10天,如果把陪产假延长到3至4个月,可能会减少求职时对于女性的性别歧视。此外,工作单位和社区可以进一步覆盖普惠型托育园,满足有0至3岁婴幼儿的家庭的托育需求,使母亲生育之后的母职惩罚降到最低。

第三,对于新手父母,在其生育之后的一年内进行婴幼儿养育方面的专业指导,以避免再次出现“3个月婴儿训练趴睡身亡”这样的悲剧。

最后,我想重申,并不是所有已婚已育的女性都会受到母职惩罚。基于我们对二胎妈妈的研究,有1/4的被访者在生育二胎后的3年内经历了事业上升。

各位职场妈妈或许可以对丈夫提出更高的要求,各位单身女性在择偶时可以考虑加上“愿意参与家务和育儿”这一条。

(远 流摘自微信公众号“造就”,李 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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