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大学为何开设“奇葩”专业

施越

博洛尼亚大学的开学仪式。博洛尼亚大学作为世界上第一所“大学”，也是全球最美大学之一。

五花八门的大学专业，不仅意味着未来4年能够给人带来什么样的知识，同时也与毕业生未来的工作领域有着密切的联系。正是因为它能够让人对自己的未来人生走向有着初步的勾勒，学生如何选择大学专业、大学如何安排专业和课程，成为了大学生活伊始举足轻重的一部分。为了让选择更多样化，一些学生会考虑去海外求学，体验不一样的大学生活。“大学”作为高等学府这一概念，自清末才随着科学技术从西方传入中国，但在欧洲，早在11世纪末，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就有了大学。

现代大学为了招收优质学生，会举办校园开放日、运营社交媒体账号、邀请知名客座教授等，总之会使出层出不穷的奇招来吸引优质生源。博罗尼亚大学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最初竟然是由一群学生自发组织集合、通过众筹的方式来资助教师，邀请教师授课，从而形成了世界上第一所“大学”。到了14世纪，博罗尼亚大学的授课内容已经丰富到堪比现代大学，拥有逻辑、天文、医学、哲学、算数、语法、神学、希腊语和希伯来语课程，甚至于16世纪还加入了“自然魔法”课。在同时期的明朝中后期，中国教育发达、学校兴盛，传统书院承担着培养科举人才的重任;还建立了培养翻译人才的四夷馆，相当于如今的外语院校;以及负责医学及科学研究的太医馆;等等。可以发现，自古以来，中国大学的目标是“培养专项人才”，为社会发展作出努力;而西方大学的理念是让学生可以自由地探求未知，正如德国哲学家康德所说：“大学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它的品性是独立追求真理和学术自由。”这或许就解释了为何东西方教育理念一直以来都有着巨大出入的原因之一，同时也为如今西方大学一些似乎“匪夷所思”的变革打下了基础。

博洛尼亚大学解剖剧场。解剖剧场是专为解剖教学而设计的特殊教室，形似现代的阶梯教室。尸体解剖通常是在小提琴手的伴奏下进行的，这样可以让学生们更容易接受整个过程。

“罪恶的源头”——大学成绩评分值

在欧盟一体化的背景下，欧盟已将教育视为促进各国坚持共同价值观和凝聚力的有效工具，来自欧盟各地的大学组成了跨国联盟，为了长期发展作出共同努力。但是，如果走访欧洲的各个大学，我们会发现，从暑假到家庭作业，许多日常生活中墨守成规的习惯，在不同国家的学校里都有着不同的改变。

大學用评分来模糊地概括学生长达几年的学习表现，成绩单更可以清晰地列出所有课程的成绩，然而，这些却无法佐证一个人真正的技能水平。它所透露的信息量就和食品包装袋背后的营养价值表一样，用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专业术语清晰地列举了所有的食品成分，人们却永远也想象不出它的口味。奇特的是，在欧洲大学，每个国家的成绩评分标准都有着自己的一套规矩，这常常给雇主在解读求职者的成绩单时造成了更多的困难。由英国剑桥大学的化学教授威廉·法里丝发明，首次用数字来标记学生的作业成绩，这种规则很快就从大学流传到了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中学，成绩评分被划分为9分（最高）到1分（最低），但当它在全欧洲盛行，流传到了德国的中学时，却被划分成了1分（最高）到6分（最低）。在考试有附加分的情况下，就意味着一个优秀学生很有可能会取得一张负分的成绩单，他会高兴得手舞足蹈。在意大利，大学成绩的满分是30分，18分是合格线;但是在法国，大学成绩的满分只有20分，那么18分就代表着一个不错的评价。

相比分数，成绩单展示的部分更为重要，那就是毕业学校的名字。在美国，优秀学生和普通学生的区别正是简单地通过大学名称来区分的。好大学的文凭意味着可以让学生找到一份好工作，因为在传统大学，往往都是通过招生考试来挑选最佳学生。这就是为什么对大家来说，“哈佛辍学生”和“哈佛毕业生”的名号一样具有吸引力，因为如果一个人能跨进哈佛的门槛，就说明他已经足够优秀了。但是在欧洲，让人迷信的“大学排名”并不存在，各地的学校都有各自的王牌专业和成熟的教学内容，学生们报考大学的考虑因素往往取决于他将所能学到的知识，而不是哪个学校的名声。欧洲一些著名的传统公立大学——通常也是重要的研究机构，侧重于学术研究，因此进入这些大学，并不意味着能够帮助学生在未来职场上找到一份铁饭碗。那些注重技术性和实用性技能培养、与商业衔接紧密的私立学校，或许在知名度上不如欧洲传统大学，却能帮助学生更快地找到工作。因此，在欧洲，如果一个优秀学生没有选择进入最知名的大学读书，很有可能仅仅是因为他不感兴趣。

大学里的“奇葩”专业

今年高考，湖南省文科成绩排名第四的学生钟芳蓉是一名来自农村的留守儿童，因为喜欢历史，选择了没有“钱途”的北大考古专业，被网友热议。钟芳蓉的回答是：“我个人喜欢，这就够了。”像钟芳蓉这样出于学术热情、不因仕途名利而选择大学专业的学生，并非在中国大学生中、倒是在外国大学生中非常多见，他们的选择印证了一句话：追求人生的热情无需被理解。也正因如此，海外大学催生出了不少别具一格的冷门专业，有些专业表面看起来“没有什么用”，实际上却可以把人带向一个更宽广的世界。

在荒野求生和殡葬师专业课上，各种奇葩工具和训练方式的出现，令大学生们被带入西方新鲜的教育语境里，同时自己也成为某种“试验品”。

在荒野求生和殡葬师专业课上，各种奇葩工具和训练方式的出现，令大学生们被带入西方新鲜的教育语境里，同时自己也成为某种“试验品”。

在南伊利诺伊斯大学，学习殡葬学的学生正在为将来的职业做准备，这个职业需要对他人有同情心，同时也需要心理学、解剖学、政策和管理方面的专业知识。

1976年，瑞士社会学家卢修斯·伯克哈特在德国卡塞尔大学为他的学生开展了一种名为“原始步行”的社会实验，与学生一起在户外散步，目的是让学生加强对于环境的感知，通过散步来进行空间、环境和文化历史的分析。经过教学积累，伯克哈特终于在80年代和他的妻子一起创办了“散步学”。在60年代到80年代期间，“技术官僚主义”非常普遍，许多政府高官都是根据他们的专业知识和表现来选拔的，而不是根据他们的政治背景和执政能力。这样的决策系统通常会造成“技术官僚主义”和民主的鸿沟，许多非技术背景的人才无法作为领袖参与到政府决策当中，相应地，大学资源也向技术专业倾斜，人文学科则受到了“冷落”。作为一个“技术官僚主义”的反对者，伯克哈特大力推广“毫无技术含量”的散步学，并且成功让散步学成为了卡塞尔大学的一个正式专业，将散步的研究化解为一种科学问题，使散步学被称为“行走的科学”。卡塞尔大学的变革不仅是对当时官僚主义的一种嘲讽，同时也是欧洲大学精神的一个缩影，即鼓励学生和教师放下功利性的態度，探索真理和未知。

一般情况下，人们对于大学生活的设想总是积极美好的，新英格兰林肯学院的“殡葬学”专业却能够打破人们对大学生活阳光向上的美梦。“殡葬学”有时也称“太平间学”，课程通常包括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防腐技术和尸体修复技术。学校同时还要求学生辅修公共演讲课程，因为在殡仪馆里工作时，对他们来说饱受折磨的往往不是成天和尸体呆在一起，而是面对那些情绪过激的客户。根据学生反馈，殡葬学专业的学生比其他专业更容易患病，因为他们不得不呆在充满甲醛味的工作间里，和一些有传染病的尸体打交道。殡葬学专业的学生近乎于“死神”一样，高频率地面对他者的死亡。在校园生活中，其他专业的学生也会因为迷信而尽量避免和他们接触，这使得殡葬学的学生常常成为校园中的边缘人物，承受的心理压力也比其他学生大得多。殡葬学也成为了新英格兰林肯学院中辍学率最高的一个专业。

同样关乎于死亡，密歇根州立大学的“僵尸逃生课”却火热得多。这是一门由密歇根州立大学社会工作学院开设的网络在线课程，课程全称为“僵尸幸存启示录——灾难与人类行为”，学生将会被导师安排在幸存者小组中，要求所有幸存者相互合作，开发出应对僵尸暴发的方法。随着课程的进行，灾难模拟将被增开难度，学生们还会面临诸如“黑死病”“流星撞击地球”等灭顶之灾，在灾难中学习这些事件对于地球的影响。在招生网站首页，导师格伦·斯图兹基写道：“在灾难时期，有些人找到了人性，而另一些人则失去了人性。”这或许也解读了这门包装在猎奇噱头下的社会学课程的真正用意——引导学生学习世界末日的现实意义，吸引那些对社会学、人类学和地质学并不感兴趣的学生们进行严肃的学术研究。

“僵尸逃生课”屡获殊荣，因为在许多比赛的评委看来，它不仅是一门优质的课程，也可以被视作为一场沉浸式的“剧作”和“艺术”。当代大学的学术性学科不再拘泥于寂静的图书馆和枯燥的历史书本，文化包容大大拓宽了许多学术性学科的研究范畴。许多人批判流行文化太过肤浅、善于操控人心——或许正因为它具备极其广阔的受众群体，才与那座只有少数人能步入的学术殿堂产生了长远的距离。在电影里，学术型人物的形象常常也和流行文化有所脱节，不是他们永远跟不上时髦，就是他们不乐意和时髦打交道。如今许多大学却开始打破这样的刻板印象，将“流行文化”和“学术研究”这两个看似“几竿子都打不着”的东西放在一起研究。在著名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英国格拉斯哥大学，都开设了“《辛普森一家》和哲学”的课程。《辛普森一家》是一部著名的美国卡通片，自1989年开播以来连播至今，对美国流行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美国高达96.7%的电视机普及率下，人们对《辛普森一家》的熟知度甚至超过了《圣经》，剧中的经典台词还被收入到了《牛津英语词典》当中。《辛普森一家》的光怪陆离的剧情也曾多次预言了真实事件，最著名的例子是它曾在2000年预言了亿万富翁唐纳德·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在1998年预言美国电影公司20世纪福克斯被迪士尼收购，包括智能手表、视频聊天服务等过去天马行空的想象，一一成为了现实。而这部动画的幕后制作人马特·格罗宁恰好是哲学系出身，他成功地打破了“卡通只是给孩子们看的”的市场规则，让《辛普森一家》成为了一部全年龄都能接受的动画。在成年人眼中，它有着独具吸引力的黑色幽默，该剧的主角，一个中年秃顶的已婚男性，会看着窗外的孩子说：“婚姻就像棺材，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钉子。”也会在电视机里对着观众说：“卡通没有什么深层含义，它们只是愚蠢的图画，给你带来廉价的笑声。”它让观众反思生活中微小却又至关重要的事情，通过一部动画来描绘了人类生活状况的荒谬之处，并且通过嘲笑自己来帮助我们接受它。导师认为，流行文化会成为哲学理想的艺术载体，为学生带来一些哲学上最具启发性的想法。

英国杜伦大学开设了“ 《哈利·波特》和视觉时代”课程。

在英国摇滚乐队披头士的所在地利物浦，学生可以在利物浦希望大学就读“披头士、流行音乐与社会学”专业。

来自华威大学、杜伦大学和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的研究人员通过研究猿类的运动，发现了人类舞蹈进化的奥秘。

在英国杜伦大学，为了响应不断演变的学生群体的需求，教育系主任开设了“《哈利·波特》和视觉时代”课程，将这本魔幻儿童读物置于广泛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之中，探讨现代社会中的偏见、公民身份和霸凌行为，学生的必读书目是《哈利·波特》全8册。《哈利·波特》系列作为长篇儿童读物，作品情节中探讨了许多关于死亡、种族包容性、政治宽容和平等的内容，根据美国一项针对1000多名大学生的调查显示，读过《哈利·波特》的人似乎更宽容、也更反对暴力。

有“英国常春藤”之称的女王大学，背靠电影《星球大战》中绝地武士的情节，开设了“绝地武士思维技巧背后的现实心理战术”，研究现实社会中的平衡、命运、二元论、父权和法西斯主义。政治科学一直是《星球大战》的重要元素，主要表现在民主和专制之间的斗争。在招生简章里，导师标注：“不会提供轻武器。”将大众文化和学术研究相结合，并不意味着人们必须相信电影情节是真实会发生的，大众文化为哲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平台，并且让更多的人对终身学习产生兴趣。我们会发现，一旦某种流行文化对现代社会的一些方面产生了不可思议的影响时，它必定蕴含着足以探讨的社会学和哲学真理，而哲学本身就是研究普遍性的问题的。

除了影视和文学作品，流行音乐也同样被高等学府作为人文研究的载体带入课堂之中。在英国摇滚乐队披头士的所在地利物浦，学生可以在利物浦希望大學就读“披头士、流行音乐与社会学”专业。披头士常被认为是流行音乐史上最重要的乐队，他们有着可敬的音乐造诣，用创新的方式结合传统流行音乐和古典元素，大量尝试先锋的音乐风格，在整个1960年代占据了流行音乐的主导地位，单曲《昨日》是音乐史上被翻唱次数最多的歌曲之一。作为英国乐队，披头士的商业影响力遍布全球，引发了英国对于国际文化影响的领导，影响了大量美国乐队的音乐风格，甚至被美国视为“英国的文化入侵”。披头士音乐、艺术和人文态度的影响还在1960年代引发了一场社会运动的革命，他们被视为青年文化的领导者，激发了年轻人自我表达的欲望，助长了妇女解放、同性恋解放和环保主义等运动。利物浦希望大学的“披头士、流行音乐和社会学”专业通过研究披头士的社会影响，探讨流行音乐的重要性以及它如何帮助人类定义身份、文化和社会。流行文化能够给人带来简单的快乐，表达普通人的心声，并不代表它就只能站在冰冷的学术研究的对立面，相反，流行文化给人带来的即刻快乐而引发深刻且长远的社会变革，恰恰是现代社会学不可忽视的研究对象，而将其作为大学专业和课程的研究载体，也正是高等学府包容力的一种体现。

许多学生在报考时，大学的地理位置也是重要考虑因素之一。对于美国学生来说，报考大学离自己家乡距离越远，越能表现出他的个性，因为18岁之后背井离乡的经历是大学生活的重要体验。但是对于和家庭联系更为紧密的中国学生来说，大学地理位置的选择一般和大学资质、未来的工作条件等实际问题挂钩。然而，在中国留学生看来，海外差强人意的治安问题也让“治安环境”纳入了大学地理位置的选择条件。美国许多地区有着相当严重的枪支泛滥问题，在欧洲一些国家则有屡禁不止的抢劫、偷盗问题。有的大学读了会让人成长，但有的大学读了却会让人送命——尤其是在意大利，一个以黑手党著称的国家。

英国杜伦大学研究者试图通过对婴儿脑部发育的研究来了解自闭症的发生原理。

英国杜伦大学校园。

黑手党是意大利最大的犯罪集团，最早出现在1920年代的西西里岛，是意大利许多恶性犯罪事件的罪魁祸首，他们既残暴又团结，和意大利警方纠缠不清，成为了许多意大利文学和美国黑帮电影的灵感来源。米兰大学为打击黑手党，开设了一门“黑帮学”的博士学位课程，是意大利首个专门针对犯罪组织的博士学位，也是一门跨文化学科。学生不仅需要学习社会学、历史、法律、经济等知识，也需要接触私人机构、政府机构及监视组织等国家敏感部门，从专业角度打击犯罪组织。大学的地理位置往往和地域历史相牵连，特殊的历史背景让许多学校拥有独一无二的招牌专业。意大利作为文明古国，艺术的发展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从古至今出现了源源不断的艺术大师和历史名作，意大利人尤为珍视他们的艺术财富，每年都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和人力修复各地的历史建筑和艺术作品，因此也催生了世界领先的文物修复专业。直到今天，作为意大利首都的罗马依然无法像其他国家的大城市一样拥有四通八达的交通，因为工人每在地下多挖一部分就会挖到新的遗迹，历史、传奇、时代的变革和陨落都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和现代社会一起共生。意大利身兼美食大国，同样也开创了许多关于美食发明的专业。例如“食品设计”专业，和普通营养学专业不同，意大利的食品设计专业是食品与设计的跨学科专业，既研究如何“吃”，又研究食物视觉上的“美感”，探索如何切割、设计食物的造型，来让食物更容易保存，口感更好。比如形状千奇百怪的意大利面，正是食物设计专业的研究成果，不同形状、不同切割工艺的意大利面可以配上不同的酱汁，讲究面食和佐料的完美搭配，营造最佳口感，在美食的追求上达到了一种极致的境界。除此之外，意大利还有校龄超过20年的“咖啡大学”，专门提供研究咖啡的硕士学位;也有“帕尼尼三明治大学”，培养制作完美的意大利传统帕尼尼三明治的学生;对于嗜酒者来说，意大利的“葡萄栽培与酿酒学”或许是梦寐以求的理想专业，不仅可以正大光明地醉醺醺地上课，还能培养专业的品酒、酿酒技术，理直气壮地和酒精永生作伴，一种寓教于乐的大学生活;当然，还有遍布全国的意大利“披萨大学”，坚持延续意大利传统披萨的历史，绝不容忍任何一个像美国人那样把菠萝片放在披萨上的厨子。

海外大学的文化差异

从17世纪开始，意大利的古典文化和文艺复兴时期遗留下来的文化底蕴，吸引了大量欧洲其他国家的贵族士绅前往研究，这些贵族年轻人们从其他国家巡游至意大利罗马，一边旅行一边学习途径国家的文化特色，这场巡游可能会持续数月甚至数年，在当时被称之为“壮游（Grand Tour）”。壮游影响了许多欧洲名流的文学和艺术作品，在无形中引发了一场欧洲文化的相互交融和影响。

大学之间的国际交流也正如同浪漫主义时期的壮游一样，正引发着不同文化的激烈碰撞。尤其是当亚洲学生远渡重洋来到西方求学时，东西方文化的冲撞远远比大学课程更为精彩，也更令人难忘。

2017年，英国广播公司（BBC）曾经制作了一部名为《中国老师来了》的纪录片，邀请5名中国老师到英国的一所初中进行中式教学。在这部纪录片里，为了带来“原汁原味”的中国课堂体验，除了传统的英语、数学、科学课，中国老师们教英国学生羽毛球、扇子舞、课间操、眼保健操、剪纸和中文。首先出现的矛盾不是英国学生对于教学内容的适应性，而是英国学生无法接受中国老师在课堂上严格的纪律管理，在课堂上聊天、化妆、吃东西，不愿意服从老师的管教。学校课堂讲究记录，师生关系讲究“尊师重道”，是中国自古传统的文化背景。因此当中国留学生初次在国外大学上课的时候，反而在松散的教学环境中会感到浑身不自在。有的外国学生在上课期间早退，不用和老師打招呼就可以直接离开教室，而中国学生在上课期间想上厕所，都会自觉向教授举手示意;在中国学生眼里，下课以后找老师提问解惑，是好学的表现，但是在一些外国老师眼里，下课就意味着他们工作的结束，学生不能够占用他们的私人时间;在中国，老师是教学权威的象征，但是在外国学生眼里，老师不是全知全能的人，只是一个在这个行业工作的实践者。相同的文化背景，让外国学生和老师的关系更加亲密、平等，他们在课堂上会直呼老师的名字，并不会像中国学生一样必称为“老师”。由于文化习惯不同，中国学生很难像外国学生那样与老师进行放松的交流。

松散的课堂环境同样也发生在老师身上。有的美国学校车位紧张，导致老师经常上课上到一半，需要暂停教学，出去支付他的停车费;意大利老师上课的时候喜欢时不时出去喝杯咖啡，美其名曰“给学生课间休息”，一堂课可以休息四五次;还有的老师烟不离手，电子烟流行以后，更是为烟民老师们提供了一个在课堂上吞云吐雾的绝佳方式。

文化差异在教育过程中看似有着难以打破的壁垒，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同样也是由于不同文化，倒是产生了交流的良好契机。大学加强国际交流，并不是单纯为了体现大学教育的“包容性”和“国际化”，它能够借由多方位视角的眼睛来拓宽我们看待这个世界的广度，防止我们在这个世界迷路。

（责编：常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