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限丰富的启示

2020-10-12 02:41:28 读者 2020年20期

蒋韵

几年前,我和丈夫李锐参加了一个名为“重述神话”的写作项目,并为此共同创作了长篇小说《人间——重述白蛇传》。

在“重述”这个中国人家喻户晓的民间故事的过程中,我们着重强调了一个有关“身份”的问题。小说中几乎所有的人物都陷入了一种“身份”的绝境:一半是人、一半是蛇的蛇孩儿,为了在人群中掩藏他天性中的蛇性而备受磨难;无论怎样悲伤,却都只会笑不会哭的笑人,命中注定只能被人群判定为白痴;被使命和良心所绞杀的神圣的除妖者,以及无论怎样选择都必将是叛徒的男人。当然,最重要的,还是那个选择放弃“灵异”的身份而自愿做一个凡人的白蛇白娘子。我们强调了她的自愿放弃以及九死不悔,但她最终也没有逃脱被当作一个“妖孽”而诛灭的悲剧性命运。

应该说,我们赋予了这个老故事一些新的东西,也颠覆了一些东西。后来,有一天,一位年轻的女作家突然问了我们一个问题,她说:“我一直想不通一件事,白蛇为什么非要做一个人呢?她为什么非要生活在这么丑恶的人间呢?”

我们的小说中有这样那样的追问:对人性、对众生、对悲悯、对善恶,等等。但我们就是没有追问过,白蛇为什么非要做一个人。那才是我们整个故事的基石,假如这块石头动摇了,我们的小说也将面临倾斜和坍塌。但我要承认,从此,这个追问,这个大大的问号,如同一只巨鸟的翅膀,在我心里投下了影子。

中国民间的许多传说中,不乏这样的情节:一个仙女,或者一个灵异的妖精,因为羡慕人间,或者是被一个人间的凡俗男人吸引,于是,毅然下凡,并由此演绎出一幕又一幕感天动地的故事。比如织女和牛郎,比如七仙女和董永,比如白蛇和许仙。她们无论是天神还是妖孽,无一例外,都渴望在尘世间,在茫茫人海中,拥有一个家,一个小小的家园。她们共同的理想朴素而简单,那就是在凡尘里,和爱人、孩子过男耕女织的家庭生活。为此,她们不惜触犯天规、天条,以及人间的律法,放弃她们神灵或妖孽的身份,融入人世间。

毋庸置疑,创造了她们,赋予她们理想的,当然是人自身。所以,与其说那是她们的理想,不如说是人的理想,民间的理想,草根大众的理想。

拥有一个家园,过男耕女织的生活,这理想诞生的前提,首先应该是对自己生存的这个世界的肯定、赞美,甚至是诗意化。但是,这强大的信心来自何处呢?这个现实的世界是可以寄托人的向往的吗?在千百年来几乎不曾间断的战乱、灾祸、饥荒、苦难的重重笼罩之下,是什么力量让人相信,这个世界的美好、现实生活的美好,足以吸引天上的仙女下凡、洞中的妖孽入世?

一个安宁的家和男耕女织的平凡人生,有什么样的魅力,可以使光辉的神仙岁月黯然失色?或许,它并不平凡,它是世世代代的苦难中,人对“此世”的顽强期许、诉求,是人们的心理寄托和希望,是人对自己柔情似水的缠绵安慰。那是人们用自己的方式对地上天国做出的描摹。

一个家:男耕女织,丰衣足食,相亲相爱。

如此简单,却如此意味深长。

在中国文学中永生的一个家庭,首先应该是《红楼梦》中的贾家:荣国府和宁国府。这是一个贵族之家,在这里,“男耕女织”被置换为“金紫万千谁治国,裙钗一二可齐家”的模式。只不过,作者曹雪芹借男主人公贾宝玉的眼睛,清晰而又开天辟地、无限伤痛地看出了,这个“诗书簪缨之族”“温柔富贵乡”的“他乡”本质。

“家”以及它所代表、所象征的一切,比如秩序,比如伦理,比如功名,比如富贵,不再是一个归宿、一个理想。它们只是肉身,只是皮囊的寄居地和驿站;而灵魂,终究会化成一缕轻烟,归于无迹,不知所往。生命悲情由此而生。中国主流文学诗歌中的一个重要母题,就这样被伟大的曹雪芹引入了小说。于是,我们看到,世间最珍贵的东西:灿如春花的生命,洁白的青春,珍贵鲜活的少女之美,心心相印的爱情,这一切在我们眼前,在这个被称为“家”的大观园里,凋零、毁灭。这里,“家”不再是一个理想、一个寄托,而是一个终结、一声叹惋,“忽喇喇如大廈倾”,还有,“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关于这个家庭、这部小说,两百多年来有太多的联想、猜测、评论、批评与赞美,由此而衍生的种种“红学”流派,无论持何种观点,其实都是想找到这部巨著和它诞生的那个社会以及时代的关系。时至今日,《红楼梦》仍旧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大的一个谜。法国当代女作家帕斯卡尔·罗斯曾经写过一篇小说《给托尔斯泰的一封信》,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她说:“谁能肯定托尔斯泰收不到我的这封信呢?”这句话让我震撼并让我深深感动。我也很想模仿她,给曹雪芹写一封信,我有太多的问题想问他、请教他,有太多的话想告诉他。但我知道,曹雪芹是肯定收不到我的信的。因为我想,就像他创造的贾宝玉一样,他愿意自己的灵魂也化为轻烟,归于无迹,他不会让这个世界的任何人找到他。

在中国的文学传统中,有一个重要的母题——乡愁。家和家乡,作为一个被想念、怀恋的对象,千百年来,被中国的文人墨客反复不绝地咏叹着,有多少千古名句活色生香地流传至今。诸如“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诸如“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再诸如,“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于是,中国的诗篇中,几乎处处留有“离人”的泪痕和感伤。它们穿越时空,历经一代又一代,濡湿了我们的心灵,牵动着我们的魂魄。那些春山、秋林,那些荒村、驿道,意味深长。“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千百年来,无数的离人,不绝地、坚韧而缠绵地咏叹着,怀想着,感念着。

于是,他们永恒地咏叹、怀想的那个“家”,那个“乡关”,就不再是一个天南地北具体的地方,不再是山东或是山西,不再是一个具体的张家庄或者李家店,而是成为一个我们中国人或者人类共同的故乡,成为一个可以永远让我们回望并寄托我们乡愁的地方。同时,我们也深知,那是一个我们这些“离人”,这些离家的孩子再也无法重归的故园,我们出来得太久,也走得太远,所以,那咏叹才如此震撼人心。

我生活的地方,黄土高原上的山西省,保留和开发了许多当年富商巨贾的“大院”:王家大院、曹家大院、渠家大院,等等。当然最为著名的当属“乔家大院”,它因为同名电视剧和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而闻名遐迩。这些大院,高墙深院,坚固、冷峻、端正、不露声色,和南方温婉而灵秀的建筑迥然不同。我想,这或许也是当年张艺谋把一个南方的故事移植到北方大院中的原因:他强调了那故事中的压抑、饥渴和封闭。一个大院就是一个家庭,一个家族。

在多年的湮灭和寂寂无闻之后,这些大院曾经有过的辉煌和荣耀、兴盛与衰亡,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或壮阔或卑微或成功或惨痛的人生,渐渐如同岛礁一般浮出历史的水面。

许多次,我跟在导游的身后,走过一幢又一幢的院落,感觉着从那仍旧坚固的青砖缝隙中渗出的森森凉意,似乎触到了一点历史神秘的肌肤。大院犹在,而家族不存。也许只有站在这重重院落的“内心”深处,才会更加清醒、清晰地意识到,“家”的模式,已经发生了怎样的改变。也可能才有更深刻或更困惑的追问:“家”到底是什么?

20世纪80年代,我和丈夫曾沿着山西省前人的脚步“走西口”,徒步穿越了晋蒙边界,曾经途经一处陌生人的坟茔。那是在内蒙古一个叫作“后大滩”的地方,坟茔里睡着的,是一个移民拓荒者家族几代的前辈先人。没有墓碑,没有任何标记,一片连天接地的空旷之中,几座坟墓组成沉寂的一小群。春天的阳光彻照着,有一种辉煌的凄清和灿烂的荒凉。我们静静坐在那几座不知名姓的坟茔前,乡愁和正午的阳光一齐涌上心头。

直到今天,我仍然记得那金子般的阳光和我的感动。我想,这些沉寂的、无名的坟墓应该是一座座生命的纪念碑,纪念所有那些为了寻找家园而倒在路上的人。

(邦 宁摘自河南文艺出版社《青梅》一书,王 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