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宁
进入2020年,西风东渐的监管沙盒在中国步入落地的快车道。首先是中央金融监管层面,1月14日,距离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即中国版“监管沙盒”)工作启动不足1个月,第一批项目在北京正式公示;3个月后的4月27日,人民银行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到上海、深圳等六市(区);紧接着,6月2日,北京正式公布第二批试点,节奏紧锣密鼓,令人目不暇接。
不仅如此,3天之后的6月5日,监管沙盒在地方金融项目的实施也取得突破,第一家试点单位花落广州。事实上,这不仅是监管沙盒机制从中央监管到地方监管的扩大,更是从科技领域向业务领域的突破,同时有利于监管沙盒作为一种方法论而被普遍接受,成为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的新型工具。
然而,伴随着实践的热火朝天,认知中的困惑议论也悄然滋生。一方面,有别于英国等原生土壤,中国的金融业态、市场规模、法制環境、技术应用都独具特色,监管沙盒显然不能照抄照搬、邯郸学步;另一方面,实施速度快、领域广也带来了些许的水土不服,其相对于中国原有试点机制的比较优势还未完全发挥出来。因此,面向未来,我们有必要仔细审视、认真谋划监管沙盒相关工作。
看项目:关键在于创新性
基于流量、“吸睛”视角,进入沙盒的项目自然越“创新”越好,然而站在 监管工作层面和行业公益立场,沙盒项目则需要平衡创新与风控,需要识别和区别对待“真创新”和“假创新”以及“好创新”与“坏创新”。
从业务角度看,一方面,监管沙盒肯定不能包括P2P网络借贷、区块链数字货币等已经投向市场且存在合规风险的项目,这不仅有违于监管沙盒面向未来的机制定位,即使从其他国家的实践对比分析,也很难看到风险业务回炉再造的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