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活动与语义演化

摘  要：修辞与语义的关系向来密不可分。修辞侧重形式，语义侧重内容。内容决定形式，因此，修辞是以语义为基础和导向的，其对形式的侧重是以对内容的关注为前提条件的。符合语义内容的修辞形式效果是显著而积极的，背离语义内容的修辞形式效果是被削减而消极的。离开了语义的修辞是空洞的，难以维系。反过来，修辞作为一种以语义内容为建构基础，以表达效果为测评标准的能动性的行为活动，其发展和变化也会对语义内容产生影响，从而推动语义的演变和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修辞实际上是一种以语义表达为终极目标的行为活动，修辞学实际就是一门“语义运动学”。

关键词：修辞活动;语义演化;对应关系

一、词与概念的对应关系

语言与客观世界的矛盾、与使用者的矛盾，最终集中体现在语言形式与语言内容这对矛盾上。语言形式包括语言的书写形式和口头表达形式。书写形式就是指语言符号，如汉字的字形、英文的26个字母。口头表达形式主要包括语音、语调等。这一对矛盾的辩证统一关系早在1932年出版的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中就有所论述：语言的形式和内容相互独立，辩证统一于语言这个整体当中，只讲究形式或只偏重内容都是偏颇的。语言学下属级学科可以单独研究形式，也可以单独研究内容，但研究的同时均无法忽视另一半在语言发展演变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和产生的重要影响（1）。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语言内容和形式之间并非平等关系。内容先于形式产生，内容的性质决定着形式的选择，内容的发展促进了形式的发展和变化。因此在语言内容和形式这对矛盾体中，内容处于主导地位，而形式处于从属地位（2）。

语言的内容就是人类赋予语言形式的意义和概念，是语言符号所指称的对象。换句话说，人类为了自我表达和沟通，在特定人群范围内设定了所有成员都须要遵守和维护的语言形式与内容的配对规则，即特定语言符号搭配指称固定的对象和概念。这种配对关系经过长时间、高频率使用，最终固定化，语言中的词汇就应运而生了。所以，詞语与其所指称的概念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即看到该单词就知道它所表达的概念，或想到该概念便自然而然要使用该单词来进行指称和表达。

然而我们发现，词与概念之间的这种对应关系并不是单纯的一对一关系，即一个单词只指称一个概念，一个概念也只对应一个单词。当我们翻开字典的时候，义项多于2-3个的单词比比皆是，除了部分名称词、外来词、专业术语之外，大部分单词都拥有2-3个以上的义项，不仅有本义，还有众多的引申义、比喻义、联想义、社会文化义等。这就是一词多义的现象。还有分两个词条来列的，这是同形异义现象，也就是写法和读法一样，但实际表达的却是两个没有任何瓜葛的概念系列。而同一个概念也可以用不同的词来指称，也即同样的概念内容可以匹配不同的语言表达形式，即同义异形现象。换句话说，词与概念之间不是简单的一对一关系，甚至也不是一对多关系可以概括的。

为了便利起见，我们此处暂时将这种复杂的对应关系称为多对多关系。我们上文所提到的一对多，指的是一个语言形式对应多个语义概念。这种提法立足于某一具体而特定的语言形式，目的是描述和分析这一语言形式的语义分布情况，因此是一种具有目标单一性的方便提法。如果我们把理解的立足点放在语义上，一对多现象同样存在，即同一个概念内容对应多个可选择的语言形式。因此，当我们站远一点、站高一点，我们看到的将是这样一个情景：一个语言形式A对应a、b、c、d等多个语义内容，而每个语义内容除了对应A之外，可能又同时对应另外的多个语言形式B、C、D等。B、C、D等各个语言形式可能又各自对应多个语义内容……这样无休无止，而最后A很可能又出现在与某一个语义内容相对应的语言形式组里。语言形式与概念内容之间的这种错综复杂、盘根错节的关系，似乎也只能用“多对多”的说法简单地一言蔽之了。

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是，到底是什么原因促成了词语与概念之间的这种盘根错节的对应关系呢？戴维森曾经说过，人类之所以无法使用类似于信息技术领域的形式方法来分析语言，原因在于自然语言“太混乱”“太无定形”（3）。社会变革、历史文化、交际场景、主体背景和心理、不同的词语组合，无论哪一个元素的介入，都有可能为语言带来新的解读，从而产生新的意义和用法。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词与概念间的这种盘根错节的关系是语言符号系统发展迟缓与语义系统高速发展演变同时发生、相互作用的结果。换句话说，语言想要从自身的根源出发，找到解决各种内部和外部矛盾的方法，首先要解决和完善的就是语言符号与概念内容的对应关系问题。也就是说，在可理解和可接受的范围内，以现有的语言符号资源为基础，同一个词所能指称的概念内容越丰富多样，语言系统所面临的由语言符号的有限性所导致的各种矛盾就能得到有效缓解。因此，语言的自救始于语义的演变和发展，始于词语与概念间新对应关系的建立。

二、修辞活动与新对应关系的建立

（一）修辞与修辞活动

修辞和与修辞相关的活动在中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从先秦诸子百家论著中的的修辞思想到两汉时期《论衡》、《春秋繁露》中的相关论述，从隋唐时期的《艺文类聚》《诗品》《文镜秘府论》到宋元时期的修辞学专著《文则》和《修辞鉴衡》，中国历史上涌现过数百名在修辞方面提出过真知灼见或有极深造诣的学者。到了近现代，西方修辞理论进入中国，影响了一代学者，也开启了中国的现代修辞学研究阶段，其中的代表人物是陈望道和他的《修辞学发凡》（4）。中国的修辞研究可大体划分为两派：一派属传统修辞研究，另一派属现代修辞研究。传统修辞研究侧重对语言表达形式的追求。其中对于辞格的研究占了整个传统修辞研究的绝大部分。其中以比喻、双关、借代、转类、仿拟、委婉等修辞的研究最为多见。各位修辞学家还不遗余力地对各种辞格进行分类。有按照辞格构建的基础来分类的：利用客观事项构建辞格，如比喻和借代;利用主观心理构建辞格，如讽喻和夸张;利用词语要素构建辞格，如析字、回文;利用章句结构构建辞格，如排比和对偶（5）。也有按照辞格构建机制来分类的：通过比较构建的辞格，如明喻和暗喻;通过联想建构的辞格，如类名和伴名;通过想象构建的辞格，如拟人和呼告;通过重复建构的辞格，如反复和排比;通过曲折建构的辞格，如委婉和诘问。也有根据修辞效果来分类的：强化心理印象的辞格、幽默诙谐的辞格、对称平衡的辞格、生动传神的辞格、委婉曲折的辞格（6）。也有按照辞格构建的目的来分类的，如张弓在《现代汉语修辞学》里将辞格分为描绘式、布置式、表达式三类。还有不太常见的分类法，如刘焕辉将辞格按照所利用的语言材料性质来分类，分为：一、利用语义特殊组合建构的辞格，如通过同义、反义、兼义、转义组合建构的辞格;二、利用语言形式特殊组合建构的辞格，如析字和非白是利用汉字形音义特殊组合建构的辞格，藏词和列锦是利用词语特殊组合建构的辞格，对偶和排比是利用句子特殊组合建构的辞格（7）。现代修辞研究是多元化的，所研究的范围较传统修辞研究要广得多，所涉足的领域也多得多。有研究语体学和风格学的，有研究社会学、语用学的，也有研究心理学、逻辑学和辩证法的。

那么，到底什么是修辞呢？

亚里士多德认为修辞是一种说服人的技能（8）。金兆梓认为修辞就是用有效而精简的话语来表想要表达的思想和情感（9）。陈望道指出，修辞有消极和积极之分，消极修辞以意义表达的明确精准为主要目标，而积极修辞则要求通过对一切可能要素加以利用，从而实现意义表达的体验性和形象性，所以修辞是一种为了传情达意而对语辞进行调整的手段（10）。王希杰将修辞定义为一种可能有助于提高表达效果也有可能损害表达效果的交际活动（11）。吴礼权认为修辞是一种密切配合题旨情景、合理调配各种语言资源以尽可能实现表达效果、达到既定交际目标的积极的能动性活动（12）。

集合各家对修辞的定义，我们发现，修辞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所要表达的内容、用于表达的语言材料、材料加工手段以及表达效果。用通俗易懂的话来说，修辞实际上就是处理“要表达什么、用什么来表达、怎么表达以及表达得如何”的问题。修辞成功与否，通过表达效果进行评测。对表达效果的测评标准很简单：修辞形式的建构是否与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和情感所匹配。表达效果有保值、增值和贬值三种情况。任何不相匹配的情况都有可能损害表达的效果。因为不匹配而损害表达效果的情况有两种：语言资源使用不当导致信息传递缺失，因而思想和情感未能表达到位;修辞过程未能充分考虑语言使用的情景语境等因素，因此产生了额外的含义，损害了交际双方的关系和交际的进程。

因此，修辞在事实上是一种有序的、能动的、可商榷的过程性活动。整个修辞活动的过程如下：首先，主体产生表达意图;然后，主体根据表达意图，选择合适的语言材料并对其进行组织和加工;最后，将加工好的语言材料呈现出来，同时根据表达效果及时调整表达形式以更好地表达主体意图。因此，修辞活动是一个主体充分发挥修辞能动性、根据表达效果随时调整表达形式以适应表达内容的过程。

（二）修辞活动与语义演变

以往的修辞研究更关注形式的问题而并非语言本身，或者说更关注语言本体以外的要素。词的形、音、义被视为一种工具和材料，为了达到让语辞光彩夺目的效果，它们被用来进行选择、调配和组合。换句话说，在旧的修辞研究中，词的形、音、义只是可以被利用来进行修辞活动的可能性存在，语言成为了修辞活动的輔助而非研究的主体。可以说，以往的修辞研究偏重对辞格的浅表层面的描写性研究，而忽略了修辞与其它语言现象尤其是与词汇现象之间互动关系的探查（13）。

修辞活动离不开对词汇意义及意义变化的考察和分析，对意义内容的定性和定位，决定着语言表达形式即修辞文本的构建方向（14）。同时，修辞也是影响和促进词汇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很多词汇的产生、词义的发展和演化都离不开主体的修辞活动。修辞现象和语义现象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相互转化。例如，常规语义在一定的语言组合中会转化为比喻、借代或其它的辞格文本，而某种特定的修辞用法如果经过长期使用、高频使用，也会转化为固定的词语（15）。因此，通过修辞研究语言，以语言的基本单位“词”作为研究的主体，详细分析修辞活动对词义发展演变的影响，深入剖析影响产生的过程和机制，这对于研究语言的发展历程意义重大（16）。

语言形式和语义内容之间的一对多、多对一、多对多现象反映了词语和概念间关系的任意性和人为性（17）。既然词语和概念之间的关系可以人为设定，那我们就可以通过某种途径来建立词语和概念之间新的对应关系，从而以有限的语言符号表达无限的思想内容，最终从根源上解决语言所面临的困境。而修辞活动就是其中最常见、最有效的途径之一。通过修辞手段产生的新的语义现象在开始阶段有一定的偶然性和语境相关性（18）。换句话说，处于某一特殊语境中的修辞主体顺应自己所处的语境，从自己熟悉的语辞中随意挑取一二，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意图。这些语辞在使用的当时并没有表达这一特殊思想内容的语义用法，只是即兴而为，但在这一特殊的语境中，结合各种语境和非语境因素，竟然真的准确表达了主体的思想和意图，并且这一意图也被交际对象准确接收了。这说明这一临时起意式的修辞活动是富有成效的。

现在，以修辞活动为主要手段和途径的临时性语义用法产生了，但这距离词汇创新还很远。临时产生的语义用法想要成为永久的固定化的词汇义项，还需要满足几个条件：长期使用、高频使用、脱离语境独立使用（19）。也即这一临时的语义现象必须有很多人长时间反复使用，并且这一新用法在脱离其生成语境的情况下也能成立。这个时候，这一最初临时起意的用法才算真正脱离了修辞的范畴，固化成为这一个词的新义项了。这也就是语言学家们常说的词汇化。词汇化的完成意味着以修辞活动为途径的词汇创新的完成。

当然，也有很多通过修辞活动产生的语义现象最终并没有能够词汇化，而只成为了众多历史语料中的惊鸿一瞥。究其原因，大概是因为这个用法脱离语境后无法独立存在，因而不能被更广泛的人们效仿使用，亦或有相关替代用词的出现，所以导致这一用法逐渐湮灭。

注释：

（1）参见：胡裕树，宗廷虎.用辩证法指导修辞学研究[C]//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编.《修辞学发凡》与中国修辞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王希杰.修辞学和辩证法[C]//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编.《修辞学发凡》与中国修辞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

（2）参见：曹德和.内容与形式关系的修辞学思考[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3）参见：戴维森.真理和意义[C]//涂纪亮，主编.语言哲学名著选辑（英美部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4）参见：周振甫.中国修辞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郑子瑜.中国修辞学史稿[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

（5）参见：陈望道.修辞学发凡[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6）参见：吴礼权.现代汉语修辞学（第三版）[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

（7）参见：倪宝元，主编.大学修辞[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

（8）参见：亚里士多德.修辞学[M].罗念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

（9）参见：金兆梓.实用国文修辞学[M].北京：中华书局，1932.

（10）参见：陈望道.修辞学发凡[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11）参见：王希杰.修辞学通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

（12）参见：吴礼权.现代汉语修辞学（第三版）[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

（13）参见：陆俭明.关于汉语修辞研究的一点想法[J].修辞学习，2008（2）：1-5.

（14）参见：宗廷虎.边缘学科的特殊理论营养——论修辞学的哲学基础及其他理论来源[C]//中国华东修辞学会编.修辞学研究.北京：语文出版社，1987.

（15）参见：濮侃，蔚群.语义学和修辞学[C]//中国华东修辞学会编.修辞学研究.北京：语文出版社，1987.

（16）参见：程邦雄.移就与词义演变----从“美轮美奂”谈起[J].修辞学习，1996（4）：44-45;程邦雄.释“美轮美奂”[J].古汉语研究，1997（1）：50+80.许红菊.汉语修辞与词汇发展[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12.

（17）参见：张炼强.修辞理据探索[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18）参见：亚里士多德.修辞学[M].罗念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濮侃，蔚群.语义学和修辞学[C]//中国华东修辞学会编.修辞学研究.北京：语文出版社，1987.

（19）参见：许红菊.汉语修辞与词汇发展[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12.

作者简介：韩芸，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