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介图像叙事的意指机制

2020-10-14 13:57郑伟
视界观·下半月 2020年6期

郑伟

摘 要:在媒介化社会中的图像叙事机制是当下亟待阐明的问题视域,由符号学与叙事学理论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视觉叙事与姿态叙事这两种叙事范式,是图像叙事理论中两种极具可操作性的方法,前者长于叙事性图像的意义及意识形态话语的阐释;后者则是基于视觉性整体知觉的图像阐释范式,有助于解读更加抽象的或叙事性不明确的各种图像,尤其是新媒体时代的技术图像,也有助于从哲学与文化层面探究当下媒介化社会中海量图像背后内涵。

关键词:图像叙事;视觉叙事;姿态叙事

图像叙事理论是近年来文艺美学理论中的前沿话题,“图像转向”与新媒体时代日常生活中艺术符码的广泛运用,带来了当代文化景观中人类经验与意义的重构,促使文艺理论界更加关注如何建构图像叙事及其文化阐释的机制。在符号学与叙事学理论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视觉叙事与姿态叙事这两种叙事范式,是图像叙事理论中两种极具可操作性的方法,前者长于叙事性图像的意义及意识形态话语的阐释;后者则是基于视觉性整体知觉的图像阐释范式,有助于解读更加抽象的、叙事性不明显的各种图像,尤其是新媒体时代的技术图像,对探究各种图像背后的哲学与文化内涵非常有帮助。

一、新媒介图像叙事问题域的理论渊源

图像叙事理论的探索与符号学批评和文化研究联系紧密。国内学者在图像叙事研究领域的理论建构主要集中在语言学与叙事学领域,并与艺术符号学方法紧密结合,其对叙事问题的研究超越了文学和小说叙事通向了更广阔的视觉文化与图像景观的阐释领域。同时,在文艺批评理论领域中从形象思维到符号思维的转变也蕴含了图像叙事思维的变化。图像阐释理论和思维方法在中国与文学批评紧密联系在一起,研究图像的学者有很多是文艺学领域的。从20世纪中后期文艺批评界曾有关于“形象思维”问题的两次大讨论,就关注了“形象”与“思维”是如何关联并获得意义的问题。随着语言学和符号学的发展,人类依赖语言和符号进行思维的观点越来越为人所接受,“形象思维”变容为“符号思维”。

图像与视觉艺术在当代新媒体环境下的文化阐释,“视觉叙事”与“姿态叙事”是两种层次递进的图像阐释方法,而这两者在部分学者的研究中早有不同程度的范式化倾向。段炼在国内多家重要期刊上翻译了米克·巴尔提出的“视觉叙事”理论,并且在其专著《视觉文化与视觉艺术符号学(艺术史研究的新视角)》中将其归为重要的符号学批评范式,并结合符号学理论将之运用于解读古典和当代绘画艺术,显示出“视觉叙事”范式在叙事性较强的图像的阐释方面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而支运波在《作为一种后理论范式的姿态批评》一文中提出了“姿态批评作为一种新的批评范式”能够对中国文论建构提供值得借鉴和反思在国内较早地关注到了“姿态”作为一个文艺美学的范畴的可能性。与福柯同时代的另一位捷克裔哲学维兰·弗鲁瑟尔早在二十世纪80年代专门撰写了《Gesture》一书,已经旨在建构一种关于姿态的理论体系,并将之运用于绘画、摄影、写作、音乐等文艺形态的阐释中。

二、视觉叙事与姿态叙事批评范式的建构

符号学理论与方法是图像叙事理论的根基,艺术符号的科学化传统倾向于从图像中解读出具有相对稳定性的含义,由此形成的解读范式广泛运用于对艺术蕴含的意义的探索。经典符号学理论,如列维-斯特劳斯的不稳定能指、象征理论、巴特的神话学、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理论等都是当代西方图像阐释理论的重要来源。新艺术史的符号学研究则扩展了图像叙事理论的意义维度。新艺术史研究与视觉文化研究中的符号学派关注探究图像背后的深层话语及意识形态问题。迈耶·夏皮罗《视觉艺术符号学中的某些问题:图像符号的场域与载体》一文开启了艺术史符号学研究先河。米克·巴尔与诺曼·布列逊在1991年发表的《符号学与艺术史》中,将符号学方法在视觉艺术研究领域的重要性凸显出来。诺曼·布列逊将传统艺术作品引入符号学打开的扩展视域中,米克·巴尔以叙事学见长,并在对符号的研究中结合精神分析、女性主义等当代哲学思潮,从而在内涵上具有传统艺术分析难以到达的广度和深度。

当代艺术哲学中的图像叙事机制更关注政治化和技術化的姿态与倾向,这与新媒体时代的图像景观不谋而合。当代欧陆思想大家的文艺理论中都渗透并兼容着福柯的生命政治和本雅明的批评理论,深层地指向人类自身的政治化生存与生命姿态。阿甘本在本雅明思想的线索中发展了一套关于姿态的理论,他在《关于姿态的笔记》和《作为姿态的作者》等文中提出“纯粹姿态的领域”是文艺批评的的最终指向,“姿态”是一种存在于语言之中但未得到表达的在场。让-吕克·南希也在《无用的共同体》中提出文艺本质上是一种姿态,并且主要是政治的姿态。这种批评方式超越了具体艺术符号的意识形态阐释而走向了一种整体性的感知,立足于人作为符号的动物及其政治性和社会性的生命特质。这一“姿态”范畴的理解在克里斯蒂娃的文本理论和莫斯科-塔尔图学派的文化符号符号学中都能找到相应的理论支撑。此外,捷克裔哲学家维兰·弗鲁瑟尔在其专著《姿态》中已经尝试建立一种关于姿态的理论批评范式,对绘画、摄影、写作、音乐等艺术形式的姿态作了精当并富有前瞻性的阐释,结合了电子媒体与技术传播的理解,已经具有范式批评的特点。

三、新媒介图像叙事的意指机制

视觉叙事理论在经典叙事学理论基础上生成,其基本立场是将作品看作是艺术和观者相遇的事件,观看艺术是一种生产,艺术的意义不是被给予的,而是各种话语交流碰撞之后生成的。符号的解释项,不仅是意义的内容也可看作是更新的意义生成的起点。视觉叙事过程的事件性特征由观者主导,在符号的意指过程促使话语间性的生成。视觉叙事的方法具有很好的可操作性,结合具体案例分析在图像和观者相遇的事件中,观者首先要穿透符号滤屏,聚焦于文本框架中的细节符号,找出那些被整体性遮蔽的不和谐因素,通过装框与换框的操作实现话语间的吸收、转换与整合选择一种区别于传统因果关系的解释,挑战作品所属的文化陈规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观者在不同的话语之间切换意义,使文本在动态的吸收和转换之间生成与主体密切相关的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视觉叙事方法整体上是从细节出发,充分挖掘艺术与文化的多样性和异质性,使那些曾经看似不和谐的、边缘性的细节也能够被阐释,从而使艺术作品的意义不断绵延下去。但其本质上还是一种叙事学文学化的探讨路径,面对那些缺乏可供细读的细节和可以挖掘的象征与暗示的图像时,视觉叙事就为姿态叙事留下了大量空间,使姿态叙事作为一种批评范式的建构成为可能。

首先,批评中的姿态作为文本意義的一部分可供阐释,新媒体时代图像阐释范式的建立可以从符号的概念入手。从“符号是一种携带着意义的感知”出发,姿态可以体现为主体对意义的感知,但是姿态不是一种简单的可见的物质符号,从文化符号学中关于符号域和环境界的生态美学立场出发,把姿态看作是一种对意义的整体的感知,文化是一种活的有机体,其中人的生命与技术、设备、社会和自然等构成一个动态的生成意义的机制。而这种整体的感知可以打破理性的语音中心主义的权威,回归一种身体视觉和心灵对图像的整体感知,也能够对接当代认知神经科学的前沿研究,是一种更具当代价值的意义维度。

其次,姿态叙事作为一种批评范式的深层旨趣,意在打破符号确定性意义阐释的权威,回到一种对艺术作品意义在主体与客体之间平衡的、整体的感知。关于姿态作为一种意义的面向可以追溯至柏拉图曾在《蒂迈欧篇》中谈到语言的先于词语的一种特殊状态,克里斯蒂娃从精神分析的角度也分析了这种状态能够使身体处在形成符号的过程之中。在文本分析过程中需要考虑意指过程中涉及的诸多因素,语境中的技术、话语、符号、修辞、文化、政治、身体、潜意识等等,在使用符号学分析方法时要避免陷入符号分析复杂的陷阱中远离了图像与艺术的诗性本质,因此对“姿态”的分析将是一个有效的分析路径。

新媒体时代的艺术与图像景观的阐释需要一套更具可操作性的图像叙事机制,而视觉叙事与姿态叙事两种图像阐释的范式在实践方面也可以提升人们的视觉文化素养和图像反思能力,前者适用于叙事性与文学性图像的解读分析,而后者适用于叙事性因素较少、更多融入新媒体技术因素及更加抽象的图像意义的生成。图像阐释的最终含义不再局限于语言文字的描述,而是意在打破符号确定性意义阐释的权威,进入艺术语言的言说并代入主体性视角和具身性体验,从而获得一种整体上的意义感知和艺术认识,这一整体感知不是被动的,而是在社会、文化与人的联系中生成的。面对当下视觉艺术与图像实践的复杂性,研究各类艺术形态和意识形态等外部因素批评者居多,而历史上对于艺术意义的阐释,从贡布里希知觉主义到诺曼·布列逊和米克·巴尔的艺术符号学,再到当代美学中新感性的回归,艺术的意义总是在个体性与社会性因素之间往返,而姿态叙事的目标就是揭示文本意义中蕴含着人类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并最终指向人在社会中的自由与创造性。

参考文献:

[1] 高建平. "形象思维"的发展、终结与变容[J]. 新华文摘, 2010(9):93.]

[2] 支运波. 作为一种"后理论"范式的姿态批评[J]. 汉语言文学研究, 2017(1).

[3] 赵毅衡.符号学[C].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2页.

基金项目:本文为黑龙江省社科规划项目 “新媒体时代的图像叙事机制研究”(No: 18ZWB199),“现代性视域中的文化转型”(17ZXD258)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