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赶上了“好”时代

雷墨

上期的纵论里，我分析了特朗普的胜算可能会在哪里。简单地说，美国大选中的选举人制度，天然有利于那些没有绝对优势，但擅长于通过非常规手段险中求胜的候选人。

自从拜登宣布参选以来，他的全国民调几乎从来没有落后于特朗普。离大选投票仅30多天，虽然拜登的领先幅度在收窄，但领先的态势没有改变。拜登的这种优势，不会自然转换成选举的胜算，除了选举制度的因素，还有时代因素。如今美国所处的时代，明显对特朗普有利。

选举政治属于竞争政治，其正常运作离不开妥协与宽容。但美国的现状却是在滑向敌意政治。2016年的大选结果，至少部分说明了，傲慢的华盛顿政治精英猝发了愤怒的草根革命。特朗普就是那个把选民内心抽象的愤怒具体化的化身。

在宽容的政治氛围下，现实中遭遇的痛苦并不必然导向愤怒。熟悉美国历史的人都知道，上个世纪大萧条期间，罗斯福总统对美国民众的广播讲话，传递的是这样的信息：我对你们的痛苦感同身受，让我们一起负重前行。这背后是同理心。一个同理心不稀奇的社会，宽容也不会缺位。

特朗普在2016年竞选期间，传递的信息是：我们不能再忍受痛苦。这背后是愤怒。那次大选，特朗普的竞争对手是希拉里，但他的整个选战，可以说都建立在对奥巴马的敌意之上。毫不夸张地说，他俩是美国历史上最有敌意的前任与后任。特朗普并没有创造时代，他只是摸准了时代的脉搏。

对于美国的政治现状，美国著名作家弗朗辛·珀丝曾说，最让人感到恐怖的是，缺乏同理心、希望别人比自己遭受更多痛苦，本身就是一种病毒，它具有传染性、危险，甚至致命。这种病毒在敌意政治的土壤里快速繁殖，造就了一个属于特朗普的时代。

特朗普的执政之所以能反逻辑，是因为如今美国这个时代的另一个特点：反智。

因为敌意，所以愤怒比宽容更好“卖”。建国之初美国宪法里不乏虚伪，比如条文中的“自由、平等”就名不副实。但虚伪论述后面，紧跟的是包容性与排他性政治之间的斗争，而且包容性政治总体上一直在取胜。

因为敌意，所以任何不同的观点都不可信。不仅是观点，肉眼可见的事实也没有信任的价值。作为医疗技术和实力熊冠全球的国家，美国新冠病例的确诊数、死亡数双双高居世界榜首，但特朗普的“我们做得很好”，依然还有市场。

特朗普的执政之所以能反逻辑，是因为如今美国这个时代的另一个特点：反智。

理查德·霍夫斯塔特在他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中写道：“以往自由社会中的主要美德之一，是能够让智识生活以各种各样的风格存在。”他这本书成稿于1963年，但灵感来源主要是美国历史上的麦卡锡主义盛行的时期（1940年代末、1950年代初）。众所周知，那是一个敌意盛行、寬容缺位的时代，是一个常识被压抑、理性遭鄙视的时代。

半个世纪后，美国作家苏珊·雅各比也写了一本剖析美国反智主义的书《反智时代：谎言中的美国文化》。在她看来，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的反智主义开始回潮，经历了奥巴马政府时期的短暂纠偏后，特朗普时代的美国，被打了一针反智主义的兴奋剂。

如果今年的大选特朗普能险中求胜，那么毫无疑问会与他操弄敌意政治、利用反智回潮直接相关。他的确一直在这么做。但是，特朗普的“好”时代，对美国意味着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