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工业化发展之路

马青锋 吴胜利

【摘要】当前我国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后，国民经济告别了两位数增长，进入 “新常态”，面对各种压力，如何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 了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面临的重要命题，而制造业实际占比和全要素生产率同时下降，都显示出“过早去工业化”的倾向，加大了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在供给侧，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发展先进制造业，提升传统产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在需求侧，提升对高质量产品有效需求规模;供需两个方向同时发力是当前我国工业发展的现实选择。

【关键词】质量;效率;供给侧

一、理论综述

（一）工业部门高质量经济活动

保罗·罗森斯坦·罗丹 （Paul Rosenstein-Rodan）提出两种基本发展模式：引导剩余劳动力流向资本——移民模式，或促进资本流向剩余劳动力——工业化模式，工业化模式被认为更具经济可行性。其推崇工业化模式的主要理由是工业生产相比于传统农业，有更强的产业关联性和更高的分工水平，更容易发挥规模报酬递增经济和外部经济的效应。因此，他主张“统筹投资”，推进工业化，提高生产要素的动态配置效率，带动欠发达地区经济起飞。

在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动”思路的基础上，2O世纪 5O 一70年代产生了一批研究欠发达国家如何快速工业化的理论——经典工业化理论，认为某些经济活动有更高的生产率，更强的产业带动效应，更高的分工水平，更快的技术创新速度，将生产要素配置于这些活动，便可提高经济增长率。近年兴起的演化发展经济学，在经典工业化理论中加入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提出发展“高质量的经济活动”是经济发展的关键。 “高质量经济活动”的特点集中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规模经济，包括一个部门自身的规模报酬递增，以及通过前后向联系所产生的外部经济。二是效率经济，包括专业化和分工、技术创新、资本深化和人力资本等。

经典发展经济学强调工业“高质量经济活动”在经济增长中关键作用，研究如何提高欠发达地区的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提高中等收入经济体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以迈向高收入阶段;主张将生产要素转向高效率的工业部门，培育“高质量的经济活动”，打造新动能;强调政府通过实施发展战略，创造结构红利，创造迈向高收入阶段所需的制度变革释放改革红利。

（二）中等收入陷阱

根据世界银行的定义，“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是经济增长及动力转换。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现有的物质资源难以支撑经济的持续增长，经济增长动力必须从传统的要素和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国际经验来看，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是囿于对以要素投入为主的粗放式增长方式的依赖，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增长动力由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的转变。

日、韩等东亚工业化经济体在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发展更高水平的工业，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其经验尤其值得总结和理论剖析。

二、当前我国制造业工业现状

依据世界银行2015年定义的人均收入在1026-12475美元的，为中等收入水平，我国2007年国民人均收入为2360美元，中等收入偏下水平，以此为分界点。从2007-2018年，无论是制造业名义占比还是实际占比都下降了。

首先，我国制造业名义占比明显下降 （1） 2004年以来，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比总体呈现缓慢下降趋势，从2004-2007年的年平均值32.3%下降为2007—2016年的31.1%，下降1.2个百分点。（2）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2004—2007年的年平均值24.8%下降为2008-2015年的15.5%，下降9.3个百分点，低于同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3个百分点。

其次，我国制造业实际占比也出现下降趋势。从1992—2OO7年的年平均值44.2%下降为2008—2015年的 41.1%，下降3.1个百分点。同期的中国制造业实际平均增速也下了一个台阶，从15.9%下降为10.2%，表明制造业的实际规模增长也趋于放缓。

最后，我国进入中等收人阶段前后制造业TFP的变化，TFP累积指数平均增速有所下降，从2004—2007年的3.23%下降为2008—2010年的2.96%，下降0.27个百分点。

可以看出，我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制造业实际占比和生产效率增速都有下降趋势，出现了“过早去工业化"的嫌疑，制造业工业的规模经济和效率经济体现的的“高质量经济活动”都在下降，加大了中国因新旧动能转换失灵而陷人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三、日、韩两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历史经验

日本和韩国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步入中等收入阶段，八、九十年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经济体，与实施高水平的工业化发展战略，深度提升本国的规模经济和效率经济，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高新技术产业升级，即经济发展注重“高质量经济活动”领域。

1.日本实现跨越的经验：日本通产省每十年就推出一个产业结构升级方案。20世纪 70年代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日本提出“发展创造性知识密集型产业”的构想，通过公共投资、财政补贴、减免税额和低息贷款等优惠措施，扶植以电子业为主导的加工产业，通过微电子技术产业带动传统机械制造业的升级。70年代末，日本已形成数控机床、计算机耗材、家电制造、医疗器械等新兴产业为主导的新型产业结构。到上世纪8O年代，日本已在许多尖端领域超过美国，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尖端技术产品输出国，日本国民人均收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步入高收入经济体群体。

可以看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政府注重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效率经济，致力于“高质量经济活动”。

2.韩国实现跨越的经验：韩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与日本类似，其紧紧抓住市场需求的变化，主动调整产业政策，大力扶持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工程、航空航天等新兴产业。80年代提出“科技立国”发展战略，重点发展信息技术、自动化技术、新材料、航空航天技术等高新技术产业，韩国经济开始向技术密集、知 识密集型产业转型升级。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带动韩国跨越了中高收入阶段，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人均国民收入步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实现对“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

可以再次看到，韩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经济体国家，主要凭借的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其深层次含义是大力开展“高质量经济活动”，提升规模经济和效率经济。

四、对我国工业化发展道路的政策建议

进入21世纪前20年，从我国发展新型工业化所提出的各方针政策来看，无论在需求侧，还是在供给侧，以及制度层次都给出了相应的战略方向，本文结合这些方针政策，认为：今后30年我国工业化发展，一定要重视产业规模经济和效率经济的问题，特别是效率经济，高质量的经济活动对我们自身应是重中之重的内容，对当前我国工业化发展之路的发力关键节点，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需求侧：工业化发展之路，绝不仅仅是产业的问题，对高质量产品、高新技术所代表的知识密集型产品的需求，是传统产业升级和战略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壮大的强有力推手，如何能够提高人们对高质量产品的需求？有两点，一是减税，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或者是对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新兴战略高技术产业产生的高质量经济活动费用实施税收减免政策，使资源“就地”运用于新型工业化道路之上。二是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特别是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还是空白，中国有14亿人口，还有近一半是农村户口，社会保障制度并没有覆盖到他们。如果在社会保障制度上，使他们能够实现老有所养，使他们敢于消费，释放出来的需求潜力无限的。

2，供给侧：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发展新兴战略产业，抢占制造业工业战略高地，都离不开创新，特别是科技创新。科技创新，离不开人、人才、人力资本。如何提升人力资本？一是凭借本国的高等教育体系，提升高等教育水平，提高高校教师的待遇水平。二是放眼全球，招才引智，吸引全球人力资本扎根中国。人力资本强国，才能是科技创新强国，最终是工业强国。

3，制度侧：工业化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特别是要素市场，要素结构锁定，是我国创新驱动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要素的配置过程一定要坚持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地位;政府在制定各项政策之时，坚持是市场的“维护者”，尽量减少行政性的干预。

五、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当前我国工业，特别是制造工业的名义和实际占比，TFP都有下降的趋势，并增加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本文从微观层次出发，認为当前我国工业化发展，“量”——即规模经济已不是主要问题，关键是“质”——效率经济方面。今后三十年，我国工业化发展，必须重视高质量的经济活动，特别是科技创新，借此推动传统工业优化升级和占领新兴战略产业制高点。同时，我国应高度重视人力资本的积累，提升收入水平，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制度创新改革等方面发力，助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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