翅膀、绶带和角，丝路文明的三大“异相”

无眼者

翅膀，源于萨珊波斯的神秘羽人

1959年夏，考古学者们在呼和浩特市以西的水磨沟口挖到了一位可怜商人的骨架，他的墓中没有棺椁，陪葬却并不贫瘠，其中一枚金戒指（图1）引人注意。从工艺上来看，它应出自古罗马，而这枚金戒指在戒面上还雕刻了一位裸身的羽人。从体型来看更像是个大腹便便的顽童，手持一物前行，翅膀耷拉在背后。

带有翅膀的羽人，便是我们要说的第一个异相。和魏晋画像石上仙风道骨的羽人相比，这位小羽人更多一分稚拙和俏皮，充满了青春活力，而绝非阅尽千帆、看破沧桑的淡泊。如果这件戒面出现在西方，它一定会被当作某个罗马贵族的所有物，那么其上描绘的小羽人不正是那位不看场合对象激起人们爱欲的淘气天使丘比特吗？不过很遗憾，现在它带着一堆谜题出现在中国的内蒙古。

更有趣的是，同在1959年，千里之外的新疆巴楚也出土了一件雕刻有小羽人的印章（图2）。出土地是脱库孜萨来遗址，这枚小印章使用洁白的玉髓雕刻而成，呈半椭球形，背部做出眼状纹饰，底面的羽人和内蒙古那件相比，体态、姿势、朝向都一模一样，但是雕刻手法上的区别还是挺明显的——一件姿态灵动而略显瘦削简略，另一件形象饱满却风格不羁。

当年的发掘和研究或许并没有注意到两者间的关联，也或许因为域外研究资料的匮乏而暂时无法得出进一步的结论。直到近年来丝路热兴起，巴楚的羽人早已成了丝路文物和历史爱好者眼中的“网红”，而在内蒙古出现的羽人。他们来自哪里？为何会被雕刻在戒指和印章上？又为何会出现在相隔千里的两地？

丝路研究学者乐仲迪女士曾讨论过此类半人半鸟形象，她指出了其主要产地——萨珊波斯。萨珊波斯帝国约当三国至唐初，横亘中、西亚，曾和中国、罗马同为丝路上的一“极”，带有类似羽人形象或更为奇特的半人鸟形象的印章在那里屡见不鲜，然其源头照旧成谜。乐仲迪曾将它们和诸多欧亚大陆古代艺术中的半人半鸟形象对比，诸如希腊神话中的赛壬鸟、哈皮鸟、赫尔墨斯化身的公鸡、爱神丘比特、胜利女神维多利亚，印度艺术中的迦楼罗、迦陵频伽等;她认为这些形象融合了希腊、罗马和印度等不同文化的图像元素，并且有着对应的内涵和神格。这一研究是具有指导性的，可以帮助对小羽人的图像来源与内涵作进一步探索。

线索首先来自萨珊波斯的银器，在只有贵族王室可以拥有的此类奢侈品中，这位小羽人的“出镜率”依然不减，并且往往出现在萨珊国王的身边（通常是头顶，图3）。银器上的小羽人手持的多为系着绶带的首饰如头冠等，在银盘上使用小羽人形象最多的是两位库思老皇帝（即一世约六6世纪中期在位，二世则是7世纪初期在位），这似乎暗示这一形象或与王族的身份有关，或与萨珊波斯的主流信仰有关。然而考虑到这一形象竟然又可以出现在平民化的印章上，并且能随着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商人跨越千山来到中原北方，似乎它又不是那么遥不可及。

另一方面，一个更为关键的线索则来自萨珊波斯古城比沙普尔，这里的摩崖石刻记录着这个帝国最辉煌时代，在其中一幅上，沙普尔一世的头顶飞舞着一位小羽人（图4），他手中也拿着扎了绶带的首饰。沙普尔一世是萨珊波斯的第二任皇帝，因此，这可能是小羽人形象的“诞生之所”。特殊的不仅仅是时间，在沙普尔一世率军俘虏了罗马军团并劫掠了一系列城市后，沙普尔将大批罗马人迁入了帝国境内，其中一个重要的安置地正是当时的大都会比沙普尔，而浮雕则位于比沙普尔前往首都泰西封的路上。裸体的小羽人对罗马人再熟悉不过的神祇形象，如带翼的胜利女神为英雄或国王戴上桂冠之类的场景常见于罗马的公共艺术中（图5）。而当英雄被替换为萨珊皇帝，就无疑成为了一种政治和心理攻势。

然而，波斯人不会创造一个人物，而只可能为人物创造一个形象。那位持首饰的小羽人自然不是奈基或丘比特，也不是赫瓦宁达，他或许为罗马人所熟悉，但更应该是波斯人能够一眼辨识的神祇或英雄，他究竟是谁呢？

伊朗学家阿博拉拉（AbolalaSoudavar）提出过一个有趣的观点。即萨珊波斯摩崖石刻的羽人是拜火教神话中的阿帕姆·纳帕特（ApamNapat）。后者源自雅利安人古老信仰中的一位“阿胡拉（Ahura=Asura，诸神中的王者，而在印度教中则指阿修罗）”名曰瓦鲁纳（Varuna，印度教中为水神）。在拜火教中，这位大神的地位一落千丈，主要作为“赫瓦雷纳”（xvarenah，带来幸运的“灵光”，其作用随着个人的身份和使命有所不同，于王者甚至可影响权势国祚）的守护者存在，同时也和水、黑夜有关。此说确有可取之处，由此可推断羽人手持的那件扎有绶带的首饰正是“赫瓦雷纳”的象征。阿博拉拉注意到了萨珊波斯的所谓“神授徽”看上去和印章上小羽人手持的东西很接近。它出现在萨珊钱币背面的火坛上方，阿达希尔一世的马饰上（图6），他将这个徽记也解读为阿帕姆·纳帕特，不过那看起来更像是“赫瓦雷纳”本身。

绶带，象征权力授予

另一方面，扎着绶带的首饰同样有着非常深厚的含义。这又使人联想起另一件出自华夏中原的宝石戒面。

1983年，河西郡公李贤的墓葬出土于宁夏固原，其陪葬的大量精美的玻璃、金银器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其中的凸眼纹萨珊玻璃碗、鎏金银胡瓶等均被列为一级文物禁止出境。而其中戒指式样和上文内蒙古所出那件颇为相似，戒面材质也是一类，甚至纹饰风格的瘦削和灵动感都暗示它们出自同一作坊。这件戒面上雕刻的是一位裸身女子，双手持一丝带甩过头顶。乐仲迪将其解读为“围巾”，实际上它也很像一条解下的绶带。在伊朗的银器上同样可以看到揮举着丝带的少男少女，比如在一件据说是描绘了赫拉克勒斯的银盘左下方（图7）。这件银盘可能来自帕提亚时期，并且暗示此类动作或许有着更西方的渊源。另一件名为“阿纳希塔银盘”的银器（图8）上则描绘着和宝石戒面上几乎一样姿态的曼妙女子，她手中的丝带短而紧凑，却从手掌下缘变化为缠绕的华丽藤蔓。学者们认为这里描绘的是拜火教中重要的女神阿纳希塔，她掌管水和丰饶，这一观点或许会进一步让人联想到古典世界中的酒神信仰——同样掌管丰收的狄奥尼索斯总是和葡萄藤联系在一起。

甩起丝带（或绶带）这个动作可能有着独特的意义，伊朗人的艺术中有不少带有绶带的形象。如由少女或神祇举过头顶的绶带，以及扎在首饰（尤其是头环）上的绶带前面已有提及。后者的表现更为丰富，比如在粟特织物上往往可以看到衔着扎有绶帶的首饰的鸟儿（图9），包括后来在吐蕃墓葬中出土的那些，也被称为“含绶鸟”。

萨珊波斯的摩崖石刻中反复表现的“授勋”场景，即是由神祇将扎有绶带的环传递给一位国王，象征王权的授予。显然，这个扎有绶带的环和小羽人手中所持之物是一样的。这从某个方面支持了“赫瓦雷纳”说的可信度，因为如果要在萨珊波斯人的信仰中找一个从帝王到平民都普适的概念的话，代表“幸运之力”的“赫瓦雷纳”是再合适不过的。

另一些绶带是直接扎在鸟兽脖颈上的，这在萨珊和粟特艺术中都有表现。如青州北齐傅家画像石上就有扎着绶带的小鸟（图10），而萨珊印章上此类形象更是屡见不鲜。不过这可能只是扎有绶带的首饰的“简化版”，因为一些织物上描绘的野兽脖颈中确实带着扎有绶带的项圈，而不是直接扎着绶带。

当然不仅是鸟兽可以扎绶带，印章上的官员贵族和祭司，钱币上的国王和火坛，都可以扎上绶带。地中海沿岸直到中亚东部，绶带对伊朗人和其他很多印欧民族都有着特别的意义，无论是宗教仪式抑或是贵族礼节的层面上来说都是如此。

所以，至少在波斯人那里它们有着双重的含义：宗教的和王家的。即象征着神所赐予的恩惠，和与之相应的权力。而当绶带图像扩散到更广阔的地理范围，其象征意义或更多转向世俗的一面，和“赫瓦雷纳”一样，为不同的宗教文化所吸纳为己用。因此，针对那些无所不在的小羽人和他们手上的绶带环，或许其含义可以是更为一般的“神赐的恩惠”，或更直截了当的“幸运”。

角，超自然力量的神兽

此外，还有一种“异相”——角。和翅膀一样，角作为一种“异相”源自古老的两河流域和伊朗地方信仰。两河流域在长达2000多年的时间里以头戴角盔为神祇的标志，而最初利用这些“异相”的可能是伊朗土著的埃兰人，他们的文明在波斯人入侵之前已经延续了近3000年。美秀博物馆收藏的一对来自伊朗东部的金银神像上恰好体现了这两种“异相”（图11）分别作为“超自然力量”的象征是如何融入崇拜仪轨的。不过两河流域的王朝似乎并不喜欢这种“超人化”的神像，而是更多将其用于恶魔和异兽身上，其中最强大的一类异兽即是有着狮子的前半身和鹰的后半身，长着驴耳朵和独角，现在多被称为“狮龙”或“狮一格列芬”，但一些学者认为它源自苏美尔神话中强大的风暴恶魔伊姆毒古德（Imdugud），又叫安祖（Anzu）鸟或祖鸟。在某些地方信仰中它也是战神的象征，并且后来成为了亚述帝国主神的坐骑和标志。在波斯波利斯的宫墙浮雕上它则是波斯国王的对手。

当然，人们或许会发现“狮龙”和中国的辟邪在外形上有诸多相似之处。李零先生曾论述辟邪源自“狮子崇拜”，而角和翅膀的混入，如果不是直接从西方“打包”而来，其目的也和上述的那些形象相通。这种隐隐的关联甚至可以追溯到中山国的错金怪兽。当然，另一种流行后世的神兽麒麟也被认为对应独角羊的形象（或许只是某种大角羊在古人眼中的误解），在海昏侯墓所出的银当卢上即有描绘（图12），诺彦乌拉的匈奴墓葬中也有发现。这种天然具雄伟的角、又敏捷好斗的生物或许在一开始就被赋予了不同寻常的象征意义。

羽人、绶带和角，三个来自西亚的古老“异相”，或许已无法将其原初的信仰内涵带传达给后世的人们，但是经由那些极富魅力的造型，和诸多不同宗教、民族的“接力式”传播，终竟触及了旧大陆许多深远之处，并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和缤纷的艺术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