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者网络理论及其在信息系统研究中的应用与展望

杨欣悦 袁勤俭

摘  要：[目的/意义]本文旨在帮助学界掌握行动者网络理论在信息系统研究中的应用现状，以期将国内研究引向深入。[方法/过程]系统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总结当前研究成果、局限和未来值得关注的研究方向。[结果/结论]行动者网络理论在信息系统研究中的应用主要包括信息技术创新与发展、信息技术采纳与使用、社交媒体信息交互行为以及信息系统领域知识构建4个方面。鉴于当前研究的局限性，未来研究可关注网络的宏观视角、行动者权力、方法论框架、中国情境下的理论应用和发展4个方向。

关键词：行动者网络理论;ANT;信息系统;社会技术

DOI：10.3969/j.issn.1008-0821.2020.10.015

〔中图分类号〕G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821（2020）10-0144-08

Actor-Network Theory and Its Application and Prospect in the

Field of Information System Research

Yang Xinyue  Yuan Qinjian*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46，China）

Abstract：[Purpose/Significance]This study aims to help the academic community fully understand actor-network theory and its application in information system research，so as to lead domestic research into depth.[Method/Process]After reviewing relevant literature at home and abroad，current research results，limitations，and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worthy of attention were summarized.[Result/Conclusion]The applications of actor-network theory in information system research mainly included four aspects：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information technology adoption and use，information interaction behavior in social media，and knowledge construction of information system domain.Given limitations of current research，future research could pay attention to four directions：macro perspective of the network，actor power，methodological framework，and theoretical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Chinese context.

Key words：actor-network theory;ANT;information system;socio-technology

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Latour B和Callon M为代表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巴黎学派提出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简称“ANT”）。该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在当代社会和技术密不可分、互相嵌入的现实情境中，社会技术活动不仅取决于人类行动者的作用，还受到自然、物质和技术等非人类行动者的影响，这些异质行动者地位平等、通过相互联结形成动态网络，发展各类社会技术活动。

作为解释社会技术活动的重要理论之一，ANT自提出以来就受到信息系统领域学者的关注，经常被用于分析信息技术及其对社会的影响。为帮助学界了解ANT在信息系统研究中的应用，相关学者主要从两个方面撰写了述评：1）ANT基本原理与发展。早在理论迁移之初，Walsham G就回顾了ANT的关键概念，指出ANT提供跨学科理论框架的方法论优势，并且提醒未来研究注意技术的道德立场等问题[1];Silvis E等则梳理了用图形表示ANT的信息系统文献，认为图形语法能为理论的核心概念和语用分配符号，可以提高ANT作为概念工具的效用[2]。2）ANT在领域内特定方向的应用。Luppicini R总结了ANT在网络犯罪方向的研究，发现应用领域主要包括网络欺凌、网络盗窃、网络恐怖主义和网络间谍活动等[3];Doolin B等回顾了应用ANT的批判性信息系统研究，认为使用ANT视角重新揭露和解读信息系统现象能够为学界提供新的洞察点和理解[4]。

近20年来，国内外信息系统领域积累了大量ANT应用文献，该理论的适用边界和应用情境发生了相应演化，但由前述可知已有综述多集中于对理论本身和特定研究方向的述评，目前未见有关ANT在信息系统领域整体应用进展的系统性评述。因此，为了帮助学界积极挖掘ANT的理论潜力，本文拟对ANT及其在信息系统研究中的应用现状进行梳理，总结现有成果、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研究方向。

1  ANT的源起和演化

11  ANT的源起

20世纪70年代中期，爱丁堡学派的社会建构观占据当时科学知识解释的主流，认为不同社会情境下，有不同社会利益和属性的科学家对知识的解释不同，所以应该主要从社会维度分析科学实践。但随着技术的进步及其对社会和日常生活的渗透，学界发现技术在科学实践中的作用也不容忽略，纯粹的社会建构观已难以充分解释现有的社会技术活动。

基于对社会建构观的批判，结合在非洲和美国对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多年民族志调查，Latour B在1987年发表的《行动中的科学》[5]一书中正式提出ANT。他认为，当今世界技术和社会呈现出相互交织又彼此影响的状态，因此不能简单地将其二分对立。相反，学者应该秉持“广义对称性原则”，即平等且统一地看待技术要素和社会要素对科学知识的解释功能，对称地对待自然、物质、技术等非人类力量和人类力量在科学实践中的作用[6]。据此，Latour B和Callon M认为人类和非人类等异质性力量都可以充当行动者且具有能动性，科学实践活动可以看作是异质行动者相互联结、彼此作用发展动态稳定网络的行动。网络形成过程被称为“转译”，Callon M通过对新型电动车开发[7]和扇贝养殖[8]的案例分析，进一步将其划分为行动者网络问题界定、行动者利益赋予、行动者角色注册以及行动者协调动员4个主要步骤。

12  ANT的演化

ANT的问世引发了学界的广泛讨论，认为其可能存在过分强调非人因素、网络本体定义模糊和适用情境仅局限于科学实践等问题。针对这些争议，Latour B和Callon M等主要从两个方面对ANT进行了相应的修正、完善和拓展。

一方面是广义对称性原则的修正。针对ANT过分强调非人因素的批评，Latour B在1999年答复爱丁堡学派的文章[9]中补充，正是为了不让社会要素享有特殊的解释权力、充分记录技术（或自然）和社会要素对科学知识的多样性解释，才必须平等对称地看待这些要素在科学实践中发挥的作用，实现科学研究“人的去中心化”[10]。具体而言，他修正了广义对称性原则的观点，不再强调“绝对”对称看待技术要素和社会要素，而是将两者的关系表述为一种杂交状态，认为它们相辅相成、水乳交融。

另一方面是“网络”内涵的拓展。Latour B最初将网络简单地认为是不同行动者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结关系，在吸收转译的观点后，他补充了网络的动态特征[11]：在静态的联结关系以外，网络还应包括各类行动者如何相互作用、积极构建联结的动态轨迹。此外，针对外界认为ANT只关注具体技术的当前行动者网络、忽略外部背景的批判，Law J和Callon M于1992年以在原点处相交的二维坐标轴为喻，论证了当前行动者网络及其外部背景如何通过相关行动者的重叠和交叉进行联结[12]。这一观点提高了在全球技术变革背景下使用ANT分析具体技术活动的适用性和解释力。

在理论发展以外，Latour B本人也拓展了ANT的适用情境，除了“跟随”科学事实发现（如巴斯德微生物实验）和科学技术创新（如法国地铁系统Aramis）过程，他在后续研究中使用ANT分析了市场经济、政治、环境等领域的一些问题[13]，并且在21世纪初的讲座中鼓励学界在ANT视角下积极探究新时代的各类社会技术现象。

2  ANT在信息系统研究中的应用进展

ANT发展至今，其异质行动者共同发展网络的观点开拓了学界理解社会和技术关系的视角，为研究信息系统领域问题的整体性和动态性提供了有效的分析框架[14]，产生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它们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类：一类关注如何解构科学技术的诞生和发展，传承了ANT蕴含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内核，具体表现为ANT在“信息技术创新与发展”和“信息技术采纳与使用”研究中的应用;第二类关注解释各种现象或已有陈述的本质，即打破理所当然的断言、拆解“黑箱”，表现为基于ANT视角的“社交媒体信息交互行为研究”和“信息系统领域知识构建研究”。

21  ANT在信息技术创新与发展研究中的应用

在ANT视角下，技术成果是特定情境中各类行动者相互作用的结果[6]，行动者网络被学界视为研究载体，用以解释信息技术的创新和发展。例如，Shim Y等以银联和支付宝两个技术创新为例，对我国金融技术产业进行了多层次的动态过程分析，探讨在行动者元素组装过程中如何有效调动技术和政策，形成促进产业发展的行动者联盟[15];张学义等关注物联网发展，认为技术之网、物和人联动之网、产业链之网和技术管理之网重叠并存且交叉作用，转译形成更大的物联网联盟，发展了多种技术实体结合、多个产业链条交织、政府引导、企业参与的行动者网络集合[6];Ranerup A则利用广义对称性原则解读电子政务实践，认为电子政务是在人类与技术行动者的密集互动网络中发展起来的，经过了多层复杂的行动者利益结合与转变的修补过程[16]。

部分学者也研究了信息技术创新和发展中的标准化问题。一些研究关注标准化进程中的行动者，如Troshani I等讨论了焦点行动者在标准化XBRL中的关键作用，认为是他们有效地界定了标准化问题，使技术标准化工作适应社会和战略导向，更易获得社会和政治支持[17];Gao P则分析了中国WAPI标准化进程中的两个对抗性行动者网络（以我國为主要行动者的防御网络和以美国为主要行动者的挑战网络），指出围绕标准实施的谈判是利益问题，而利益平衡点是双方行动者在转译对抗中通过试验市场、技术和贸易力量决定的[18]。另一些研究关注标准化进程中的转译和联盟活动，如王能能等探讨了我国自主通信标准TD-SCDMA的技术创新动力机制，指出技术形成和演化过程与技术产生的社会环境紧密相连，成功的技术创新要通过构建强大的异质性行动者网络来实现[19];詹爱岚等同样在标准化战略研究中指出，技术创新和变革的成功在于通过稳定发展的转译，打造囊括各主要利益相关者的支撑性联盟网络[20]。这两方面的研究都表明，技术标准化的进步，主要在于调动一切可用资源吸引有益行动者，在联盟基础上逐步扩大网络的规模，扩散技术影响力。

部分国内学者尤为关注技术发展后期、较为成型的信息系统项目机制。徐孝娟等将ANT引入CALIS运行机制，指出管理中心等人类行动者和数字资源等非人类行动者存在经费不足、忽略以用戶为中心的资源建设及技术支撑不足等7个层面的障碍，在共建、共享及共知等维度上有共同利益，并基于这两方面分析了发展CALIS行动者网络的转译过程[21]。类似地，刘咏梅等对嵌入式信息素养教育运行机制进行了行动者识别和转译分析，认为高校行政管理部门充当了核心行动者，行动者网络的运行关键是开设嵌入式教学课程，在教学中完成知识与技能的融合[22]。

综上，现有研究基于ANT分析了多种信息技术的创新和发展模式，但还存在两方面不足：1）尽管ANT的广义对称性原则提倡平等看待各类行动者及其权力，但是在技术实践的现实情境中，科技巨头或政府等核心行动者可能比网络内其他行动者享有更多技术和社会资源、拥有较多联结路径，甚至可以控制网络的规模和稳定性[19]。然而多数研究回避了此类差异、缺乏对权力型行动者的充分讨论，可能影响行动者关系分析结果的可靠性。2）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当代，技术的创新和壮大、技术标准化等问题往往也涉及政治经济局势、国际竞争等外部背景，可能对行动者网络的发展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但是现有研究较多关注技术创新和发展过程本身涉及的行动者及其网络，少见对此类背景的涉及和讨论，部分行动者网络的外部效度有待进一步论证。

22  ANT在信息技术采纳与使用研究中的应用

信息和通信技术促进发展（简称“ICT4D”，强调使用ICT技术帮助贫困和边缘化的人民和地区）作为信息技术采纳与使用方向的重要国际性议题，吸引了相关学者的研究兴趣。Luo M M等以柬埔寨农村的互联网Motoman项目为例，借助ANT分析农村接受新技术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指出用户使用互联网的行为不仅由其认知决策决定，还受社会互动网络的影响，而后者可以更好地解释用户需求动机和项目的非预期效果[23]。Andrade A D等则分析了秘鲁某些农村的计算机和网络接入项目，认为当行动者利益不一致，即当用户不熟悉ICT4D倡议发起者所定义的技术目标和使用程序时，当地人通常不愿采用新技术，因此对技术方和管理方而言，ICT4D项目的实施过程需要关注并协调不同参与者目标的一致性、关心目标用户的利益诉求[24]。

部分学者关注具体组织采用信息技术或信息系统的项目实例。Eze S C等利用ANT揭示中小企业采用新兴ICT过程的递归性和动态性，发现采纳已从简单的目标用户参与转变为不断参与并同时与各类行动者交互，尤其是与新兴ICT技术等非人类力量交互[25]。也有学者进一步考虑采用过程中的行动者权力问题。Shoib G等回顾了大型运输公司实施计算机化预订系统的案例，在权力循环理论和ANT结合视角下，指出不同行动者对软件概念和应用上存在社会和技术视角的差异，导致其在网络中权力关系的变化和矛盾冲突[26]。类似地，Macome E以某发票信息系统在一电力公司内被采用的实践为例，认为管理人员虽然拥有引入新ICT计划的权力，但不足以让信息系统按照其意愿顺利实施，还需要说服技术培训、组织权力、组织文化、组织结构方面行动者的转变，从组织内部开始实践，因此权力型行动者也需要培养管理整个实施过程的能力[27]。

一些学者也分析了技术采用情境中创新扩散理论与ANT的适用性。Wu F等基于ANT阐述了MRI技术如何一步步吸引患者、政府、企业、基金和社会群体等行动者向食品科学领域转化和扩散，指出技术知识扩散到不同领域，不仅是科学家努力的结果，还是技术与社会多种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28]。Tatnall A等则以老年人采用电子商务技术为例，比较了创新扩散理论和ANT，认为后者的转译说法更适合该研究情境，因为实体把角色和功能赋予其他实体的方式，符合老年人在采用时需要考虑自己与其他人的关系以及其他技术产物的实际情况[29]。Carroll N更进一步地比较了创新扩散理论和ANT的关键概念的重叠性，认为前者的获知、说服、决定和确认等过程同ANT的问题化、利益赋予、注册和不可逆转等概念或属性相对应[30]。这些研究表明，相比创新扩散理论关注技术本身的特性，ANT更倾向于通过分析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网络的形成过程，帮助回答人们可能对技术进行怎样的使用以及如何实现这些使用等问题。

综上，ANT在信息技术采纳与使用方面的应用成果大致具有两类特征：1）偏重定性研究，多采用案例分析法结合参与式观察、访谈等民族志方法，极少利用问卷调查法收集目标用户评价或纳入信息系统数据，ANT分析结果的客观性有待提高。2）研究内容主要局限于特定主体对单一信息技术的采用，多主体和多技术情境也值得探讨，如对比分析同一主体对不同信息技术、不同主体对同一信息技术的采用情况可能为分析行动者网络转译过程带来新的启发。

23  ANT在社交媒体信息交互行为研究中的应用

社交媒体是典型的社会技术环境，许多学者基于ANT研究了大量的社交媒体信息交互行为。用户的各类信息活动首先受到学界关注，如Hung A C Y从单一行动者网络集合、网络内和网络间的转译过程以及其他影响网络这3个维度，分析青少年的网络游戏行为，认为不同游戏通过不同的行动者网络适应玩家的现实生活，从而影响了青少年选择网络游戏的决定[31];Duguay S关注在线交友行为，研究了用户对在线交友应用程序Tinder的功能使用，认为Tinder利用其技术架构、宣传材料和相关媒体构建了以自身为核心的行动者网络，将其应用程序定位为关注用户真实性的解决方案，成功动员用户开启软件的真实性功能[32];Hondros J J则将网络视频发布实践定义为人类与技术“纠缠”的过程，认为在线视频发布过程受托管平台或各种社会动态的影响，发布者使用的多种相关技术不是没有思想和行动的工具，而是在线视频时代强有力的创造者，不稳定的技术甚至有时会阻碍视频发布[33]。

部分学者关注社交媒体用户的政治性行为。Jrgensen A M使用ANT分析格陵兰人在脸书上的政治动员和公众示威行为，指出社交媒体是在线政治建设过程中的重要行动者，在与公民、议会之间的利益賦予和动员程序中既建设了政治民主，也反对了传统殖民思想[34]。Pantumsinchai P则研究了社会危机事件后社交媒体人肉搜索这一“暴民司法行为”是如何发生的，指出黑箱和集体情报反馈两种类型的网络互相交叉，使虚假新闻和“事实”不断扩散，提出社交媒体没有客观事实的观点[35]。此外，Marres N关注网络民主实践，认为ANT能提供在议题形成过程中解释民主的方法论，围绕特定问题进行配置的分布式行动者网络可以看作是民主程序的载体，超越了社交网络（即建立伙伴关系）和信息网络（即知识和意见的交流）的界限[36]。然而，在网络民主实践中过于强大的行动者也会控制行动者网络的走向，如Shirazi F对伊朗的国家互联网公共云服务的分析指出，拥有更强和更多互联网资源的军政代理人、部分权力精英和数字社区将公共云作为操纵权力的手段，限制了公民对网络信息的获取权[37]。

虚拟社区作为典型的知识共享性社交媒体平台，孕育了大量ANT应用成果。Conole G等明确指出ANT的基本思想适用于虚拟社区等技术交流和交互环境，将其评为四种适用于研究在线学术社交实践的理论框架之一，可用于分析和理解不断发展的用户行为和互动[38]。周桂林等关注电子商务虚拟社区的社会构建活动，识别出消费者、电子商务企业、政府、第三方和电子商务信任等行动者，认为信息技术和虚拟社区的“去蔽”作用赋予消费者更大的话语权，使电子商务信任这一抽象行动者在社区的社会建构中发挥核心作用[39]。Godbold N则关注在线的肾脏支持小组的话题讨论活动，利用ANT来寻找意想不到的信息来源，如从肾衰竭患者的生活经历、身体或用于维持健康的机器中获得的信息，认为这些信息来源被嵌入到患者所关联的元素网络中，使得患者成为潜在的信息确认中心[40]。

部分学者还关注虚拟社区技术产物的信息交互活动和影响。Bozkurt A等关注MOOC社区的机器人教师增强学习活动和辅助教学过程的有限功能，评价其虽然不能直接教学和设计课程，但仍是改变和塑造MOOC学习网络结构的重要实体[41]。类似地，Ackland A等通过对谷歌+在线社区中专业学习项目的案例研究，使用ANT刻画社交学习网络的异质性组成和发展动态、探讨在线学习平台的设计，指出数据和学习材料等物质因素为用户创建了方便，但也提升了在线学习体验的技术门槛[42]。更进一步地，还有学者讨论了技术产物对社区运营的影响。Massanari A认为Reddit新闻社区提供的karma积分系统、看板间的信息聚类算法，便捷创建看板和用户账户的功能，管理结构和有关攻击性内容的政策为该社区盛行的反女权主义活动提供了肥沃的土壤[43]。Beekhuyzen J等使用ANT探索地下音乐社区的会员制度和运营规则，指出这一亚文化社区发展和稳定其成员的行动者网络主要源于音乐文件共享非法性与否的争议，结构、技术和规则等非人类行动者则为支持社区内的文件共享活动提供了良好的工具[44]。此外，将ANT与连接主义结合，能够有效分析社区形成过程中（数字身份和主题标签等）内在驱动力和（学习空间的系统功能和界面设计等）外在驱动力的持续构建作用[45]。

文献梳理发现，该主题的研究多以用户信息活动为出发点，借助用户串联社交媒体相关的社会要素和技术要素。然而现有研究还存在3方面问题：1）外部性因素关注不足。社交媒体不仅是个体交流活动的公共空间，而且用户本身也有线上和线下两类信息交互行为，这些外部环境因素可能会为行动者网络的发展提供另外的解释，未来研究可能需要扩大相关有效行动者的识别范围，或增加对外部环境的补充讨论。2）对权力型行动者的分析欠缺。虽然社交媒体空间相对开放和平等，但是部分核心行动者也可能因为种种原因拥有更高的权力或地位[37，39]，未来研究可以结合权力相关理论和社会学理论进行深入探讨。3）研究主题有待丰富。现有成果多为社交媒体在线参与行为的探讨和分析，未来可以进一步探索多样性信息交互行为，如从行动者地位角度理解当代青年的社交媒体依赖，从行动者网络扩散角度理解社交媒体舆情传播，或从网络建构失败的角度理解社交媒体倦怠现象。

24  ANT在信息系统领域知识构建研究中的应用

在ANT视角下，技术产物等非人类行动者会根据其固有身份和功能影响人类行动者甚至社会，对当今信息系统研究构建信息技术的知识领域有着致命的吸引力[14]，已有学者利用ANT解开信息安全、信息技术能力、信息技术本体论等抽象信息系统概念的黑箱。Tsohou A等使用ANT检验组织环境中信息安全意识的内涵，认为意识涉及不同的且彼此利益冲突的利益相关者，计划实践者除了技术技能外，还必须掌握沟通、谈判和管理等技能，以便积极影响组织过程[46]。Pieters W则将转译的概念框架应用于计算科学背景下证明和信任的关系研究，指出技术产物会通过程序解释、信心解释和信任解释三种机制的联合转译，对自身意图和可能性进行解释，从而获得用户信任[47]。此外，Berg M关注信息技术的生成能力，以医院和实验室中的电子病历实践为例探究嵌入在工作实践中的信息技术发挥的作用，认为其能够在此过程中积累并协调其他行动者的活动，在ANT视角下讨论了信息技术支持工作的能力和技术透明度的概念[48]。类似地，Quattrone P等反思信息技术的本体论，认为ANT有助于说明像信息技术这样看起来同质的、可操作性的技术对象为何拥有多样性和异质性、如何通过动员和吸引其他行动者和技术在组织中寻求发挥其可见性和存在性[49]。

除了解构概念的内涵，ANT也为学者接近知识活动的本质行动者和知识网络的运作方式提供了思路，甚至孕育了共词分析这一信息系统领域科学计量方向的关键技术思想。在共词分析中，行动者表现为词，通常是关键词，行动者网络的联结方式是共现。共词分析生成了包容性极高的广泛文本词对，通过赋予所有文章相同的权重，根据关键词及其频率建构出来的交叉网络描绘文献关系[50]。在ANT视角下，共词网络的中心度和密度是成功构建的知识网络属性的结果，成功的知识建设是超越早期学者直觉的社会技术过程;同一关键词可能在不同网络中充当行动者并联结这些大大小小的共现词网络。更进一步地，通过词行动者网络形成的聚类与层次结构，可以在考虑时间因素的情况下分析某主题的演化过程，从而达到对领域知识和发展情况的认识与总结[51]。

上述成果展示了ANT在发展概念和技术思想过程中重新认识知识、解构未知属性的作用，然而与Latour B和Callon M等人包含行动者识别、转译分析和网络运作讨论等完整环节的经典ANT研究相比，部分知识构建研究仅仅借鉴了ANT的异质行动者概念且没有进行转译分析。ANT应用环节的不完整性可能削弱此类研究的解释力，因此ANT应用环节的部分使用及其有效性问题应该引起相关学者重视，可以考虑使用元分析和扎根理论方法论进一步探讨。除此之外，未来研究可以多关注5G、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和区块链等领域前沿方向，充分发挥ANT的知识建构作用。

3  结论与展望

文献综述发现，ANT目前在国内外信息系统研究中的应用成果主要集中在信息技术创新与发展、信息技术采纳与使用、社交媒体信息交互行为、信息系统领域知识构建4个方面。

综合ANT的上述进展和应用思路，使用ANT进行信息系统相关研究的局限性以及未来值得关注的研究方向可归纳为以下4个方面：

1）网络的宏观视角有待拓展。信息技术的创新和发展、采纳和使用多发生在国际局势和全球化背景下，社交媒体的信息交互也发生在开放动态的网络环境中，外部背景涉及的相关因素可能会为行动者网络分析提供另外的解释。未来研究可以以Law J和Callon M兼顾当前行动者网络和外部背景的观点为起点[11]，在局部行动者网络以外纳入对宏观背景的讨论，如考虑国家政治经济需求对特定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的影响、全球化和国际竞争对某一信息技术标准化进程的影响，或在社交媒体情境中考虑网络生态环境和线下活动对某类信息交互行为的影响，从而加强ANT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力。

2）行动者权力有待辩证讨论。ANT的广义对称性原则可能与实际情境中某些行动者拥有较多权力或资源的情况有出入，对行动者的权力分析还需深入。未来研究应该秉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基本理念，在现实权力相对差异较小的行动者网络中，重点识别各类行动者角色和先后顺序之分，充分讨论核心行动者发展网络、其他参与者积极参与的作用;当行动者现实权力差异较大时，可以将ANT与相关权力理论或社会理论结合，充分讨论权力型行动者作用，辩证分析行动者权力关系。

3）方法论框架有待丰富。现有ANT应用多为使用案例分析和民族志方法的定性研究，未来可以尝试增加定量方法，如以问卷调查法收集某类行动者群体的看法，或使用客观数据（如行业报告、业绩报表或系统数据等）刻画技术等非人类行动者、在社交媒体情境中使用在线行为数据（如点击量和点赞数等）分析用户与技术产物的交互活动等，通过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提高ANT分析结果的客观性和可靠性。

4）中国情境下的理论应用和发展有待深化。目前国内研究多为ANT分析框架的直接应用，分析行动者明显、网络较成熟的社会技术活动，较少涉及理论思考和改进，在广度和深度上与国际研究仍有差距，可能是理论引入较晚，相关研究开展较少导致的。对国内学者而言，未来的ANT实证研究不仅需要进一步丰富应用情境，如新兴的5G和区块链技术、大热的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领域，而且应该根据中国情境因地制宜发展理论，充分发挥ANT对中国社会技术活动的解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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