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宁波疫疾应对与公共卫生体系的构建

刘丹 陈君静

【摘要】疫疾防治是近代宁波公共卫生的中心事务。在疫疾的冲击下，政府与社会互动合作，建立了临时救治与常规预防相结合的时疫应对防控机制。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包括行政体系、服务体系和防疫体系三方面的公共卫生体系。宁波公共卫生事业实际是在国家与社会的冲突合作、传统与现代的激荡转化中曲折演进的。

【关键词】近代宁波;疫疾应对;公共卫生体系

宁波地处江南，气候湿热，中外交流频繁，疫疾屡有爆发。至近代，随着公共卫生观念及先进医学的传入，宁波地区开始采取近代意义上的疫疾应对措施，并逐渐形成了以时疫应对为首要目的的公共卫生体系。

一、近代宁波地区疫疾流行情况

宁波地区特别是春天的脑脊髓膜炎、天花与夏秋时期的霍乱最为严重，近代以来有多次重大疫疠的记载。据《申报》记载：1878年7月，“宁郡迩来时疫流行”。9 月，“宁郡吊脚痧症现闻更甚，患此者不过一二日即死”。进入民国以后，宁波地区依然多疫。民国七年（1918年），“宁波自入冬以来，久旱无雨，天气冷燥，以致时疫乘间而起”。民国十四年（1925年）八月，“宁波城厢近日时疫蔓延极速”。

除了疫疠频繁，还表现在重大疫疠较多。1918年10月，浙省宁绍等地疫疠严重，“一村之中，十室九空，一家之中，十人九死”，以致“棺木石板所售一空，枕尸待装，不知其数”。1919年宁波发生霍乱，死亡2000余人。1923年9月，“甬地疫病，今日流行甚剧，起初腹痛，继即手冷腹泻，移时毙命，治愈者十无一二”。 1932 年被称为“虎疫”的霍乱袭甬，患者达 9533 人， 其中死亡 268 人。这也是宁波地区进入民国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疫疠流行。由此可见，宁波地区不仅多疫病，而且其危害很大，对民众的生命带来很大的威胁。

二、宁波地方政府疫疾应对的措施

当时在宁波地区流行的传染病有：伤寒或类伤寒、斑疹伤寒、赤痢、天花、白喉、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猩红热、霍乱、鼠疫等。但危害比较大的是天花和霍乱，为此宁波政府的疫疾预防工作主要是围绕天花和霍乱而展开的。民国时政府采取的举措主要有：设立时疫医院，注射疫苗，举行夏季卫生运动会和卫生展览会，夏季时令病预防措施宣讲等。

1.设立时疫医院。

时疫医院在传染病防治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自民国二十一年起，每年夏季县政府设有临时时疫医院一所，如疫势猖獗，则酌设分院，并督促各区地方设立时疫医院。”据统计，1933年，鄞县临时时疫医院共诊治肠胃炎、伤寒、流行性感冒、恶性疟疾等传染病约156人。注射霍乱疫苗4253人，种牛痘者3288人。在此时期的医院里，仁济医院下属的治疫部门“治疫时长比别的任何时疫医院都好。每年都是疫病不再发生以后开始停診”。1937年霍乱流行，县政府“除在城区设立防疫医院外”，亦要求“全县各医院组织时疫巡回防治队，施行防疫注射”。

2.注射疫苗是预防疫疾的有效手段。

1920年，疫病渐盛，宁波红十字会会长唐沛然、医务主任杨槐堂“为先事预防起见，特就该院每日施送血清，药资、号金一概免收，每日百名为限。据云经此注射后确能免除传染之患。”1925年，红会杨槐堂等鉴于“近日时疫渐渐发生，遂施送防疫血清针，至今已达八百七十三人。”1929年，仅4月1日至5月10日，鄞县政府组织施种牛痘人数即达3849名。

3.加强环境、饮食卫生整治。

主要体现在开展清洁运动、加强粪便管理、加强饮食卫生等方面。1913年，宁波城区的环境卫生肇始，由城自治董事会负责清道工作，雇佣清道夫清扫马路和街道，但规模不大。后卫生事宜归警察厅主管，“巡长及卫生警于无岗警之冷静街道随时穿梭，督令清扫。清道夫扫地时，须带箩筐，俾可随时挑垃圾落船。”1929 年卫生部颁布《污物扫除条例宣传纲要》，要求县市遵照办理。宁波市政府设立办事机构，制定大扫除办法，自当年开始连续五年在辖区内举行大扫除运动，同时加大宣传力度，在公园、机关、学校、街市等人群密集区分发标语口号。

随着民众卫生意识的提高，城市环境卫生也得到了进步团体的大力呼吁。“鄞县自治等组织，就街道上垃圾成堆而言，成立宁波城市卫生促进会，再添加江北岸青年会，鼓励所有的卫生事项，排除清道夫，准时清理打扫，禁止偷懒，且在江北岸城里面等地方，在增加垃圾桶二百个，防止垃圾混乱不堪占住街道。目前早已让警察局立刻实施。”而且“成立巡游讲解队伍，在通衢顾客繁多的地方，讲解道路整洁、社会各界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这也是报效国家的方式之一”，来增强人民的卫生观念。

在饮食卫生上，宁波市政府规定“凡屠宰场、小菜场、饮食之店铺摊贩及肉类食物、清洁饮料、饮用水料与牛乳”皆在管辖范围之内。1928年，宁波市成立第一屠宰场，同年8月成立第二屠宰场。规定对所屠宰的牲畜要经过严格检验，检验合格方可入市。“屠宰场检验......分为宰前检验、宰后检验......其兽体全部禁供食用者为法定兽疫、脓毒症、败血症、旋毛虫病等”。在饮食店铺摊贩的管理上，先后出台了《前宁波市政府卫生科取缔饮食物营业规则》（1927年）、《鄞县县政府取缔有害卫生饮食物品规则》（1929年）、《鄞县县政府取缔熟食摊贩规则》（1931年）等，规定腐烂变质、污秽不洁食物不得贩卖。在饮用水管理上，就“全部的日常用水基本上都是来自于江河湖泊，但是水质是不是洁净，事关健康卫生”的问题，当时的宁波政府专门颁布了《清洁河流以重卫生》的法令，且指明卫生警察与公安局“一定得严查禁止在河里清洗便器污垢，且禁止丢弃垃圾与病死家禽，目的是从根源上整洁卫生”。

4.加强卫生宣传教育。

从卫生宣传教育的主体来看，当时进行卫生宣传教育的主要是以宁波青年会为代表的社会团体和宁波政府。宁波青年会“为谋卫生计划，以广宣传起见”，特邀请宁波青年会留心卫生问题的会员，组织一个卫生事业委员会。该委员会组织分为：总务、设计、宣传等三股，主要讨论和安排卫生运动会的日期，制定卫生运动会的宣传大纲。该委员会还经常组织卫生周等宣传活动，开展以“防疫为主体”的卫生宣传。

卫生宣传的另一主体是宁波政府。由于这一主体是政府机关，这就决定了它所采取的方式与社会团体有些不同。宁波政府主要是通过发布公告、传达文件、行政命令的方式来开展宣传的。1930 年入春以来，“天气不正，时疫盛行”。鄞县县政府为了预防脑膜炎流行症，曾编印脑膜炎预防法数千份，分发各村里委员会、各公安局、各医院、各区卫生分会、各学校要求他们“广事宣传，妥为预防，以杜蔓延”。宁波政府还印制免费种痘券、天花图画宣传、连同种痘记录薄、布告等，令发各区公所，转令各乡镇公所尽量散贴宣传。鄞县政府为预防霍乱，制印简明布告分发各区公所尽量张贴宣传。浙江民政厅也转发了霍乱预防方法及标语等。宁波政府在遵守民政厅规定的同时，“印制施打预防针券等标语数万张，张贴各交通要道，俾民众一体知晓”。

在卫生宣传中，社会团体与宁波政府相互配合，扩大卫生宣传的力度，进一步推动卫生观念深入人心。

当时的一些药店也利用时尚的卫生观念，为其药品打起了广告。良丹的广告词是“防时疫，助消化，宜随时常服”。一则关于畸形脑炎膜的广告说：“急性脑膜炎，传染极速，传染此症，能在数小时毙命”，要应付这种疫症，“只要口中常含良丹一二粒。非但一切传染病不加于身。且有助消化，灭口臭，免船，醒酒醉”。该广告还自称“能战胜舶来品，在此急性脑膜炎流行时代，人人必需常备，不可忽略”。良丹广告的宣传，是药店老板利用当前民众对传染病的畏惧心理来推销其商品的，但它对时疫的宣传还是有一些作用。

总之，由宁波政府和社会团体开展的各种形式的卫生宣传和活动，为宁波地区公众了解防治疫疾有一定的作用。

三、近代宁波公共卫生体系的初步构建

在疫疾的冲击下，近代宁波公共卫生体系初步建立起来。

1.机构设施初备

宁波在医疗机构、垃圾箱、公厕、菜市场、屠宰场、自流井等方面均有成就。

在医疗机构建设方面，到 1935 年，鄞县政府允许开业的医院诊所助产所总数达到 56个，这其中还有普仁诊所等四家尚未注册。当时称为医院的只有 10 所，主要集中在一区、二区和五区。比较著名的医院有县立中心医院、华美医院、鄞奉公立医院、保黎医院等。 在药店方面，据宁波政府统计，1934 年宁波城乡有西药房 18 家、中药铺 41 家、专贩国内药材者 18 家、散处各乡镇之药铺有 147 家。药店分布的广泛，在一定程度上给民众取药提供了方便。

在垃圾箱方面，到 1936 年，宁波城区共有垃圾箱 595 个，其中水泥垃圾箱 360个、木质垃圾箱 235 个。在公厕方面，截止 1933 年宁波城区共有公坑（包含正式公坑和临时公坑）61 个，尿槽168 个。宁波在对粪溺处理方面，得到了一定的改观。在菜市场方面，到 1935 年时，宁波建有菜市场 8 处，分别为李家后门菜市场、大校场菜市场、灵桥门菜市场、西门菜市场、新河头菜市场、咸宁桥菜市场、提署前菜市场、开明桥菜市场。其中县立菜市场有七所，区立菜市场有一所，基本上建立了一套菜市场管理体系。在屠宰场方面，已经建立了第一屠宰场和第二屠宰场。第一屠宰场设在江北岸西河边，专宰牛;第二屠宰场设在和义门外渡口。在公墓建设方面，到了 1934 年，旧监梅乡及塘南乡、石契乡等始先后成立了建筑公墓委员会。同时宁波已建成了 6 个公墓，分别是应氏公墓、同仁堂公墓、吴氏公墓、永安公墓、姜陇公墓。

这些构成了近代宁波公共卫生体系的基础条件。

2.管理制度略成

民国时期宁波在公共卫生各个领域大体形成相应的管理规范，其中虽有颁自中央和省厅奉遵执行的规则条例，更有宁波当局参照奉行章程建构的地方性制度。如同前述，它们涉及环境卫生和公共场所卫生领域，如取缔居户倾倒垃圾规则、清道夫服务规则、清洁队组织简章、规程和实施办法，取缔倒尿夫及运尿船规则、取缔居户洗涤便溺器规则、取缔厕所暂行规则、取缔厕所清洁规则、取缔私厕暂行规则、取缔粪夫运粪暂行规则、夏令公井公厕消毒办法，管理理发业规则、管理茶馆业规则、管理旅社业规则、管理浴室暂行规则、管理剧场规则等;涉及饮食卫生领域，如管理水炉业规则、管理茶馆业规则、管理公私水井暂行规则、管理宰作业规则、管理酒楼菜饭馆规则、管理清凉饮料暂行规则、管理水果业规则等;涉及疫病防治领域，如城厢防疫委员会章程、防疫医院组织章程及辦事细则、取缔停棺暂行章程、灭蝇运动简章、管理娼妓暂行办法等。这些章则条例基本由卫生行政部门拟定并经县府正式颁行，极少数未经县（市）府正式通过而由卫政部门订定施行，从理论上来说，它们共同搭建起了民国时期甬城公共卫生运行的制度框架，基本保障了公共卫生行政的办理和推进。

3.业务体系粗具

清末民国特别是南京政府时期，宁波当局在社会力量的协助之下，以疫病防治和环境卫生、饮食卫生为重心，兼及市容市貌各个方面，粗略构筑了一个防疫（核心事务，以防遏疫疠、降低死亡率）、清洁（基础工作，以保障日常清洁、预防疾病、促进健康）、教育（长效追求，以提高民众卫生智识使公共卫生工作事半功倍）齐头并进，较为全面的公共卫生业务体系：第一，初步建构了一个临时应对与常规预防相结合的急性传染病（以“虎疫”为代表）防控机制，并对狂犬病、肺痨、花柳病等急慢性传染病亦有所着力。第二，基本确立了一套以垃圾、粪秽清除，厕所、饮水改良，各种饮食品及其制造经营场所卫生监管为主要内容，渐趋常态化的环境卫生、饮食卫生管理模式。此间，宁波政府当局还积极致力于新式公共厕所、自流井、自来水、公共屠宰场、现代菜场、公墓等的规划筹建。

近代宁波在疫疾应对过程中，逐渐建立起公共卫生行政体系;在疫疾救治过程中，增设、常设各种医疗机构，由此，以医院为核心，为民众提供医疗和卫生服务的服务体系逐渐建立起来;在疫疾预防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由防疫机构建设、检疫防疫体制和医学教育体系构成的防疫体系。由此，由行政体系、服务体系和防疫体系三方面构成的宁波公共卫生体系逐渐建立起来。其建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在国家与社会的冲突合作、传统与现代的激荡转化中曲折演进的。

参考文献：

[1]罗芙芸，作舟.卫生与城市现代性：1900-1928 年的天津[J].城市史研究，1998（Z1）.

[2]胡成.中日对抗与公共卫生事业领导权的较量：对“南满洲”铁路、港口中心城市的观察（1901—1911）[J].近代史研究，2011（01）.

[3]余新忠.真实与建构：20世纪中国的疫病与公共卫生鸟瞰[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05）.

[4]姚帆.近代公共卫生体系中的国家与社会——以1918年鼠疫为中心的考察[J].社会科学动态，2017（04）.

[5]彭海雄.路径依赖、关键节点与近代广州公共卫生制度变迁——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07）.

注：本文是2020年度宁波市社科规划课题成果，项目编号G20-ZX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