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宗教观的发展演变

2020-10-20 22:24史星宇
青年生活 2020年25期
关键词:恩格斯列宁马克思

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发表过对宗教问题的精彩言论,但是他们都没有专门写过论述宗教的方面著作。通过对三人宗教观的发展演变作一个线性的梳理,可以呈现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从诞生到成熟的基本样貌。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宗教观

一、马克思的宗教观

(一)萌芽时期

1818年马克思出生于一个德国犹太人家庭,他的父亲从事着律师工作。在那时,普鲁士政府统治着德国。但是从法国大革命后期到1815年,马克思所在的莱茵省是处于法国的管辖之内的,所以这个地方一直漂浮着“自由、平等、博爱”的味道。马克思的父亲受启蒙思潮影响,脱离了犹太信仰,从犹太教转向了对信教的皈依,其也是卢梭和伏尔泰的追随者,所以马克思的家庭主导宗教是并不是犹太教。随着马克思到特利尔中学进行系统的学习,同时授课的老师以及学校的校长都推崇自由的精神,马克思正是因为受到所学知识以及学校环境的影响,促使马克思毅然决然地走向自由主义道路。在中学期间马克思完成了两篇有关宗教的命题作文,表明他在此期间还不是一个真正的无神论者,在这两篇文章当中,他表达了他全部的虔诚,但其中也透露出理性主义的光芒。在前一篇文章中他虽然承认了基督教的美德,但是他觉得:“人永远是力图用不断提高道德的办法使自己上升到神的地位。”[1]这句话就表明信仰基督教的意义在它对于人性的道德充分地发展是有必要的。在第二篇文章中,他认为神的作用范围是有限的,它不能代替人的选择,这体现了一种打破宿命论的思想。这两篇文章内容均是对宗教本质抒发自身见解,同时也奠定了他日后走向了无神论的道路的基础。

(二)转化时期

在1835年,马克思来到波恩大学进行学习,他学习的专业是法律,后来又去到了柏林大学继续接受学习。在校期间,马克思的兴趣逐渐转移到对哲学的研究上,黑格尔哲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宗教的态度逐渐转向了唯心主义的无神论。黑格尔的大批追随者在其逝世后划分为两组对立派,一组是仍然秉持保守思想的老年黑格尔派,另一组则是奉行激进思想的青年黑格尔派。在青年黑格尔派中,里面的主要成员如鲍威尔、斯特劳斯和费尔巴哈等,都展开了对宗教神学不同角度的批判。如斯特劳斯在《耶稣传》中认为福音书的故事是一种神话,鲍威尔认为福音书是作者的创造。1841年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深受鲍威尔的影响,他文章中提到两个人物,第一位是普罗米修斯,他在序言里写到“普罗米修斯的自白‘总而言之,我痛恨所有的神就是哲学自己的自白,是哲学自己的格言”。[2]第二位是伊壁鸠鲁,马克思认为他是“最伟大的希腊启蒙思想家”。整个希腊哲学对天体是具有宗教崇拜态度的,认为它们是受神的意识并支配人类的生活的。但是人类的自主性在伊壁鸠鲁这里得到重视,使人们不盲目迷信于超验对象。尽管整篇文章的基调还没有完全脱离黑格尔唯心主义,但已经摆脱了中学时期的自然神论,字里行间都流露出批判的精神,为他以后走向彻底的无神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畢业之后马克思本想去大学谋求一份教职,但是普鲁士盛行的保守气氛让马克思转向了新闻业,开始了他的反封建斗争。起初他想与鲍威尔一起编辑“无神论者档案”并抨击基督教艺术但都没能实现,后来1842年他与《莱茵报》合作,并很快成为了主编。进去之后他很快遇到了出版的问题,1841年普鲁士政府规定出版物不能有违背宗教的内容,马克思很快写下了《评普鲁士书报检查令》来控诉政府的行为,捍卫人民自由出版的权利,这表明了他的批判角度从宗教上转移到了时事政治。1842年,海尔梅斯在《科伦日报》上宣扬“基督教国家论”,与此同时,马克思发表了《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与海尔梅斯进行激烈的辩论。在文章中他批判了海尔梅斯以宗教为国家根源的唯心主义,并指出宗教和哲学是对立的不能相互调和,事实上马克思的这两篇文章仍处在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理论之中。直到1842年秋天,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评论》中马克思转变自己的思维方式,开始了唯物主义的研究。但是由于言论过激,普鲁士政府很快就把他的报纸停了,因此他把精力转向了更宽广的议题上,脱离了青年黑格尔派的理论体系,开始走向彻底的无神论。

(三)深化时期

1843年马克思受卢格邀请准备合作出版《德法年鉴》,但在1844年就停刊了,这个时期的文章包含了很多马克思对于宗教的著名论断。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公开与鲍威尔展开激烈的辩论,鲍威尔认为一切犹太人的解放都归属宗教神学范畴,而马克思主张“从现实的物质生活中揭露宗教的世俗内核”,[3]解决宗教信仰的唯一方法就是摆脱社会的矛盾性,要想使宗教解放,必须要处理世俗的矛盾。之后马克思又在《德国年鉴》上发表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其揭露宗教是人民大众的虚幻的反映,“宗教是人民的鸦片”,[4]它的根源是劳动异化。这篇文章揭露了宗教的本质、根源和社会作用等多个方面的问题,并将知识与实践相结合,就如何发展德国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综上所述,上面两篇文章都集中体现了马克思的宗教观,表明其唯物主义的立场,但是还是带有人本主义的影子,并没有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境界。

马克思在随后的日子里开始了对政治经济学的探究,并在1844期间书写了很多这方面的笔记,后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题集结发表,《手稿》是他对历史唯物主义阐述之前最为重要的作品。马克思运用类比的方法,把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理论运用到政治经济学上,他在谈及工人和他们的劳动产品、劳动本身反复与宗教异化相类比。马克思认为私有制是异化劳动的原因,但同时也是它的结果,是一种相互的作用。所以必须进行社会变革消灭私有制,这样才能克服宗教异化。这里面所体现的思想虽然还是停留在人本学的范式,但却为之后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845年春,马克思完成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在文章中彰显了马克思对于费尔巴哈的态度扭转,他揭示了人本主义宗教观的局限性。在第四条中,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只是对于“世界被二重化”的结果做出了阐释,但对于它的根源和宗教消亡的途径并没有涉及。在第六条和第七条中,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理论进行激烈地探讨,最后得出他的有关人本质的理论是不充足的。第一,费尔巴哈脱离历史来谈“宗教情感”。第二,他对于人的理解仅停留在自然属性层面而忽视了社会属性层面,所以马克思对他的内容进行了丰富和完善,提出了他非常有名的一句论断“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虽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对于诸多问题的讨论并不充足,但它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确定有着深远的影响。

在写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联手探讨改善,并发表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在这部作品中,马克思不仅对唯物主义进行更为详细的诠释,还指出青年黑格尔派存在众多问题。马克思认为仅仅在意识领域对神学进行批判是不够的,必须要强调了物质对意识的决定性作用。另外他还提到了宗教的社会功能、产生原因和消亡问题,认为要通过革命消除私有制,这样宗教才能消亡。虽然说这部作品论述的主题并不是宗教,但是他对宗教的阐述是具有纲领性的,并且认为研究宗教的唯一方式是研究现实生活关系,不过有点遗憾的是马克思对此并没有给出具体的研究方法,只是给出了粗略的想法。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同加入共产主义联盟,并一起起草了著名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认为宗教是上层建筑,物质社会才是它的基础,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另外宗教可以为特定阶级服务,正如在马克思了解了反动才是基督教的基本特点,是一个封建王朝反抗新型资产阶级崛起的工具。他觉得共产主义革命要同宗教彻底决裂,把宗教和共产主义结合是忽视历史发展规律。但是他也提到宗教信仰是个人的自由不能剥夺公民信仰的权利,这为以后无产阶级政党对待宗教的态度上提供了指导性的意见。《共产党宣言》的出现着代表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已经产生,宗教的问题得到科学解答,使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步入新的台阶。后来马克思对于宗教的评论逐渐减少,其重心转移到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但他并没有抛弃他之前的宗教观,例如后期在《资本论》中把商品拜物教与宗教进行对比等等。

二、恩格斯的宗教观

(一)虔诚主义时期

恩格斯对于宗教的阐述是比马克思多许多的,但目前学界对于恩格斯在宗教上的论述的关注度显然是比马克思低不少的。恩格斯作为无神论者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其宗教观也是经历了多年的批判与发展过程得以形成。

与马克思不同,馬克思是出生在一个具有自由主义的家庭,而恩格斯出生在乌培河谷的巴门,那个地方是极端福音派基督教的中心,福音派直接以《圣经》为依据,他们强调个体与上帝之间的联系和必要的禁欲主义。恩格斯的父亲是福音派正统的追随者,他向他的家庭成员灌输着虔诚主义,教授他们基督教的美德。甚至在恩格斯十六岁的时候还写了一首诗来表达他对耶稣的信仰之情,并在1837年受洗。

(二)超自然主义时期

之后恩格斯来到不来梅跟着他父亲的朋友做生意学徒,在这里他接触到了更多自由和民主思想,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原有的信仰,促使他变为青年黑格尔运动的其中一员。对虔诚主义的批判最早始于他的《乌培河谷来信》,其主体内容是从社会和教义两个不同角度来批判虔诚主义。在社会方面,他揭露了虔诚主义的伪善,认为他们剥削工人,克扣工资还有雇佣童工,对劳动者们造成了无情的伤害。在教义方面,他主要批判了宗教先定论的教义,认为此教义“与理性、圣经根本矛盾”。[6]这个时期恩格斯的思想还没有完全成熟,他对虔诚主义的批判并没有让他抛弃宗教信仰,只是为了用他自己的方式解释基督教,想让它更加的完善和理性。后来他陷入了唯理论和超自然主义的纠缠当中,在他写给两位格雷培兄弟的信中提到他自己从来不是虔诚主义的教徒,而是一个神秘主义者,而今又是一个诚实的超自然主义者,尽管有时候或多或少也倾向于理性主义。之后他将超自然主义与虔诚主义对《圣经》的解释进行对比,发现二者大体一致,这促使他转向对唯理论的关注。他在1839年写道:“现在我已得出这样的结论:神的学说必须是能够经受理性检验的学说。”[7]

但是唯理论也没有帮助恩格斯解决理性与信仰之间的问题,例如基督教对科学、教育等这些的态度。后来在施莱尔马赫那里恩格斯有了新发现,找到了临时的避风港,从唯理论转向宗教人本主义。但是施莱尔马赫认为宗教是对无限者的爱好与喜欢,所以他的观点具有浓厚的护教色彩。之后恩格斯的怀疑又达到了一个顶点,这使他迅速放弃了施莱尔马赫的思想。

(三)无神论时期

几个月后,恩格斯在斯特劳斯的《耶稣传》里找到了答案,在其影响下,恩格斯开始转向黑格尔学派。《耶稣传》以一种历史批判的方法认为福音书是民族集体意识的产物,它的神话都是编纂的,否认了它的超自然性,这从根本上打击了宗教的天启性,从此恩格斯打开了无神论的大门。此外,斯特劳斯还使恩格斯对黑格尔产生了兴趣,并且说出:“由于斯特劳斯的指引,我现在走上了通向黑格尔主义的大道。”[8]后来他成为青年黑格尔运动的成员,并学习了鲍威尔的思想,参加《新约》讨论会。当谢林来到柏林大学进行关于“天启哲学”的讲授,其本意是为基督教实施辩护,于是恩格斯写下《谢林和启示》来抨击他。此时的恩格斯并没有达到彻底的无神论的境界,还处于唯心主义的无神论,所以这使得他对宗教的批判并不彻底。他自己也慢慢意识到了这一点,当他逐渐想明白后,迅速从宗教批判转向政治批判,进而转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

1841年,在《基督教的本质》中费尔巴哈阐释了人本学唯物主义思想,他把宗教归为人的本质和世俗基础,促使唯物主义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费尔巴哈的理论给了恩格斯极大的触动,恩格斯认为他是“黑格尔哲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中间环节。恩格斯一开始觉得费尔巴哈的思想只是对黑格尔的补充,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与黑格尔区别开来。诚然,费尔巴哈对恩格斯产生的巨大的影响,但其局限性也显现出来,一个最大的缺陷就是费尔巴哈是没有政治和历史视角的,他只是从人的本身来理解宗教,而忽略了人的历史根源。随着恩格斯批判的深化,历史唯物主义的雏形已经慢慢形成。

1842年末,恩格斯离开了柏林,去英国曼彻斯特帮助他父亲经营生意。当时曼彻斯特在英国是继伦敦之后最大的城市,那里蒸汽技术发达、分工明确,与之相对的是工人阶级和资本主义阶级对抗激烈,而且在这里爆发了宪章运动。在这里恩格斯充分了解到了工人阶级的状况,并且意识到了他们的历史作用,至此他的政治和哲学思想都发生了转变。他注意到经济和物质利益是人们行动的根源,在社会当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恩格斯新的世界观得以确立。1843年到1844年期间,恩格斯的作品并不太成熟,但在其中已经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子。恩格斯曾发表了《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与现在”》,在文章中他用社会批判的方法指出了宗教的本质,并说明了社会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进步意义。对于其中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的彰显,表现与马克思思想的一致性,为两人共建历史唯物史观大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两人于1844年共同创作出了他们的第一部作品《神圣家族》,其中大部分篇幅都是对青年黑格尔派的反讽。文章主要批判了他们的唯心主义的“自我意识”哲学,认为其理论是一种新的神学,但并没有否定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宗教观。1845年到1846年,二人再次共同发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作品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其中对青年黑格尔派进行了彻底的清算,指出宗教问题并不是单独的现象,它是由社会的生产关系决定的,这部著作是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形成的标志。1847年恩格斯和马克思为国际共产主义起草的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正确使用,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式问世。虽然《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这两部作品的主旋律并不是讨论宗教问题,但其中展现的历史唯物主义宗教观,标志了恩格斯科学无神论思想的形成,从此这种科学的宗教观就一直指导着他思考宗教问题。

恩格斯在1850年之后又陆续创作了很多有关于宗教的作品,主要有《德国农民战争》、《反杜林论》、《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启示录》等等。这些作品对众多宗教问题均有所讨论,完善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其中包括对宗教的本质、社会功能、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论述,还有对基督教历史的研究等等。晚年的恩格斯对于宗教的批判温和了许多,在其对于原始基督教的研究中,他甚至发现基督教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连续性和间断性,使其晚年观点与他早期的那些观点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张力。

三、列宁的宗教观

(一)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理论背景

列宁的宗教观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它在19世纪初末20世纪初这段国际国内环境非常复杂的背景下逐步从早期的构想走向成熟。要充分了解列宁的宗教观,就要先了解当时俄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大背景。在政治上,帝国主义的危机不断深化,共产主义的热情不断高漲;在经济上,工人与资本家的矛盾不断加深,饱受垄断资本主义之痛;在思想文化上,东正教对绝对的唯灵论情有独钟,这种思想必然导致对现实的社会缺乏思考。

列宁的宗教理论除了受马、恩影响之外,享有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的赞誉的普列汉诺夫的宗教观对列宁也是起到了直接的影响。他是一个非常有哲学素养的人,深受恩格斯的影响。普列汉诺夫同恩格斯一样,直接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二分的角度去看待宗教问题,他认为宗教起源于万物有灵论,这也是基本上引用了泰勒的观点。但他唯物主义的思想确是具有非辩证性质的,他对宗教持全盘否定的态度,在学习后来的实证主义之后,他认为宗教必会随着科学的逐步发展而消亡,宗教情感可以用其他方面的意识情感作出替代。总之,关于对宗教的批判,普列汉诺夫从神学的历史、近代德国的宗教批判等角度作了大量的研究,他认为光从历史的角度看宗教和社会主义之间的问题是不全面的,它也是一个哲学问题。普列汉诺夫的宗教思想对后来包括列宁在内的社会民主党人有着深刻的影响。

(二)早期的宗教观

在1888年列宁流放结束之后,他开始专心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再加上上一年他的哥哥因得罪神职人员被沙皇扣上刺杀的帽子判以死刑,这些都成了他转向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的推动力,一定要推翻沙皇统治。在当时的俄国,教会变成统治阶级谋取自身利益的工具,宗教问题纷繁复杂。因为其政教合一的特点,宗教在社会的各个领域都产生影响,因此在论述社会政治问题的时候必然要联系到宗教的问题。1894年,他发表了《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在文章中他批判了当时社会信仰的唯心论,并指出“不分别说各自的心理过程,就不能谈论灵魂”,[9]这里他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此时他的宗教观已经萌芽。在1898年的《俄国社会党人的任务》中,他提到“支持一切被压迫的民族去争取平等权利”,[10]指出人生来平等,要为平等权利而反抗,这也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价值追求。1903年在《告贫苦农民》一文中,他揭露了东正教的经济恶行,他们的做法是与对民众的教化自相矛盾的。总之,这些文章都从各个方面对当时俄国的宗教现象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后来经过不断地探索,列宁的研究重点逐渐向社会主义民主宗教转变。在1905年正值革命高潮的时候,列宁完成了《社会主义与宗教》,在这篇文章中列宁的认为宗教的基本特点是“一种精神上的烈酒”,[11]必须要大力宣扬科学和社会主义,用无神论来使宗教的迷雾散去,从而解放自己的思想。另外还提出要让政府承认宗教信仰是私人的事情,但在党内是不行的。总的来说,列宁早期作品的宗教观基本是为他的政治目的服务的,总是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待宗教,认为宗教对于他的政治斗争是一种阻碍,所以有的时候他的宗教观会比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要更为激进,是反教权主义的。

(三)中后期的宗教观

在1905年革命失败之后,这促使列宁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去重新思考宗教的问题。那时候在组织上上出现了一种唯心主义的转向,而且许多知识分子逐渐对东正教产生兴趣,组织内开始滋生“寻神说”和“造神说”的思想。所以这就致使列宁参与哲学上的讨论,在思想上粉碎了唯心主义、修正主义以及机会主义,促使了列宁宗教观的改变,在这之前他是认为“党的路线”不应该建构在哲学基础上。在他1908年的著作《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他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与马赫主义进行激烈战斗,并最终战胜了它,在思想上给了布尔什维克党很大的信心。在这段时期内,列宁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在哲学的上面,也写了很多关于费尔巴哈的笔记,为的就是从根本上解释宗教的本质,另外在《致阿·马·高尔基》中,也不断纠正高尔基的错误思想。这一时期的思考和沉淀,不断丰富着列宁的宗教思想。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在列宁的领导下布尔什维克党完成了社会主义的革命,面对新形式新问题,列宁开始了对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和建设的思考。对于革命的胜利,东正教感到非常惶恐,并对社会主义进行破坏行为,于是新政府对宗教反动人士进行打击。在1922年的《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中他还加强了无神论的宣传,但他并没有对宗教进行全面的打压,也十分保护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例如在《致维·米·莫洛托夫》中,他提到“一定要避免对宗教的任何侮辱”。[12]因为此时的国情并不同与革命时期,他对资本主义宗教是采取扬弃的态度,以便保证本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这段时间,列宁的宗教观与新形势下社会主义发展相适应,为以后的工作提供了思想理论,此时列宁的宗教观已经走向完善。

四、总结与反思

想要对马克思的宗教观做一个全面思考的最大障碍就是在于他的宗教观很多情况下是在其对政治经济或者社会阶级批判的同时顺道的呈现出来的。他对宗教最为详尽的观点就是他的“异化论”和“反映论”,这种简单的化约论和还原论的思想对于宗教的解释力度还有待进一步考察,例如他的观点并不能很合理地解释原始宗教。尽管恩格斯对于宗教的阐述比马克思多不少,但是他的研究内容并没有因此比马克思丰富多少,因为他的主要身份还是作为一个革命家,所以有时他对于宗教的的研究是不够透彻的。如他并没有关注到宗教文化功能,只是在不断地重申宗教是一种幻想,经济对宗教起决定作用。另外在他对宗教进行研究时,对各个权威的观点也是不加批判的直接引用,其中包括泰勒,鲍威尔等等。最后列宁继承了他们两个的观点,并将理论化为实际,运用到俄国革命实践当中。列宁认为宗教就是一個错误的信念,这和当时俄国的环境是紧密联系的。为了推翻沙皇的统治,他需要用革命来打击教会的权力,需要和宗教处于敌对状态,这就造成了他对于宗教的历史等方面并没有表现出一定的兴趣,始终坚持一种启蒙唯物主义。当然在其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对宗教的态度似乎改变。虽然三人的宗教思想都在某些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对于我们来说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启发性,我们要做的就是将其与实践相结合,并用实践去丰富和完善它的内涵,使之能够更好地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而服务。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453.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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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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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84.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28.

[10]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2.

[11]列宁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71.

[12]列宁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31.

[13]列宁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37.

作者简介:史星宇,1994.12.19,男,汉族,江苏南京人,硕士研究生,宗教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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