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媒介的进化不影响传统媒介的生存

曹雪健

书的旧面貌变成了老朋友，人都说书为友，确如此，可也为镜。

我们中国人确实要学习，学习西方文化，学习西方的图书出版，还是没来得及蜕变，满人的王朝第一本中文杂志出在了外国。

曾国藩一生为民，为己，以他的性格，为己便为为民为国，其一生手不释卷，要去世前的一个月，依旧每日临摹字帖，依旧即席捧书，书对人的威慑力强于民族对一个人的威慑力，慈禧可以贬他，可他还有书，于是他寓居之处后院就是竹子，不是酒池肉林，没有女妓，没有丝竹乱耳。

古代读书人对于知识的痴迷，捧着书，就像现代的人们对于手机的痴迷，捧着手机。

人类最初的书籍大概以史书为主，史书的“史”在甲骨文里面就是一双手捧着一册简，捧的可不是手机。而现在，媒介依赖性使得人们对于问题的独立思考器官下移，从脑部转移到手指，原来需要斟酌的问题现在不需要了，只要学会汉语拼音输入法，若是有一部智能手机，所有人都是一本儿移动的《四库全书》，还是白话文版本。

晚清修书良多，《四库全书》《康熙字典》《武英殿聚珍版》无一不是亘古之作，这样的书从前没有，以后也不会再有了，这才叫做千古一书，《说文解字》能够做到，许慎靠的是精神和盛爱，对于文字的痴迷和执着追求是他成为字圣的秘诀。现在人很少去读书，思考问题的方式还是依靠手指，手指是不堪重负的，即使每个人只有一个脑子而有十个手指，可是脑子毕竟是脑子，它确实比手指有脑子。

媒介给人们带来的不只是信息，而是理念和生活方式的改变甚至是智力水平的改变。

这并不是说习惯用手指思考的人们不够聪明，只是思考部位的下移使得大脑被闲置，小脑也会被闲置，只有脑干不会被闲置，因为脑干是控制人呼吸的，呼吸不需要思考，手指也做不到。

工业社会穷人给人家干活，越干越累越花越穷，富人用人干活，越用越轻松越攒越富，这些是因为富人有资本。到了21世纪，穷人和富人的差距不再是生产资本的数量多寡了，而是对生产资料的利用状况，富人确实活在信息经济中，而穷人们是在充满着信息的工农业经济中，想要发家致富，还是得把思考部位上移，用脑思考是赚钱的，再用手指还是无法攒钱，实在不行就用眼，去看书，翻书的时候自然会活在信息社会里，书里没有的就得动手去寻找其他媒介。

对于媒介一事，总有不尽人意之处，纸制版图书是图书，可毕竟很少带图片，大都是文字，这就需要读书人靠着自己的想象去臆测，这是纯文字版媒介对人的文化水平的基本要求。

西方对类似于图书，期刊，报纸等传统印刷媒介的管制也相对较为宽松，实行私营制，而对于广播，电视等多媒体媒介实行的是公有制，接受国家的管控，某种意义上是国家政治的宣传手段，是一种工具属性的媒介，这个工具属性表现在宣传政治思想和其他政府想要让人们接收的信息，这就很大程度上解放了传统媒介的宣传功能，从这个角度讲，传统媒介宣传的信息是更具有新闻价值的，是更符合市场标准的，是更具有关联性的信息——人们或许更应该多多关注这些传统媒介。

进入信息社会，很大程度上讲，人们目前的生活是由信息构成的，大众传播的直达性和权威性使得人们不论信息的虚假和真实，“兼容并蓄”。上个世纪，我们国家的职业领域出现了编辑这个职业，这个职业的诞生伴随着我国出版产业的产业化，许许多多的出版社终于从事业变成了企业，从事出版人员终于可以建立自己的出版社而不是国家的出版社，这就使得出版的产品拥有了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出版物变成了商品，这些商品里包括图书，那些卖的足够好的书被称为“畅销书”，也就是“书中之书”，从那时起，出版社开始做书了，作家写的书投递到出版社，出版社开始制作自己的书，作家的書经过一番改造之后成为了具有极高的商品价值的商品，那种的书不是作家的书，而是出版社的书。

书籍商品效应化以后，媒介的分类变的不再那么重要——所有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的或者以非经济利益为目的的信息都附加了大量的“符合市场标准的新的新闻价值”，这就是说，我们人，到目前为止已经完全生活在了一个信息环境里了。往日，人们的生活圈范围有限，所有的信息基本触手可及，想要得到稍远一点的信息内容也不过是从村的一头走到另一头，这时候人们得到的大都是“第一手资料”，这与书籍大概一致。而到如今，即使是书籍里的内容，也是经过了大量的经济化处理——出版社是要卖书的，这与他们的经营目标直接挂钩，甚至于，“现在的编辑什么工作都做，就是不做编辑工作”，铂金斯式的编辑在信息经济时代已经很少见了，或者说铂金斯式的编辑从古至今都是昙花一现，编辑的理念发生了深刻地变革，对于图书出版一事，古代就有人倡导自由主义和社会责任理论还有民主参与理论，它们的目的不过是打压甚至打败集权主义下的舆论为政治宣传服务的崇高理想，这确实很崇高，我们发现，直到今天，媒介的社会性依旧没有发生丝毫的减少，反而更加根深蒂固，只不过是以另一种方式存在于人们生活中的各种信息罢了，这种现象又打破了原有的社会主义下的媒介宣传功能的自视甚高，社会主义人认为资本主义下的媒介宣传是一种“隐蔽的借口式的宣传工具”，它通过鼓吹资本主义生活的美好，将资本家和平民的概念暧昧化，极力主张享乐主义，这是资本主义的所作所为，我们不可否认这种状况可能确实以某种形式存在着，但我们也不能否认，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系统利用媒介宣传进行了有关的宣传活动，这是我们社会化的保障和资源提供。

当前，媒介功能分工十分明确，政治宣传，经济利润，人文社科，无论哪一个，都使得人们对于环境的认知很大程度上被媒介所宣传的内容，我学习传播学，我就要阅读学术名著，这就需要我去网上查询所要阅读的书目，或者通过导师的建议来选择下一个阶段的阅读内容，而老师也是通过网上查询或者是通过他的老师的建议建立的经验基础，而他的老师又是通过这两个方式，这是一个循环状态，在我的《XJ--三位闭塞效应》中已经提及。只要不是闭门造车或者拥有爱因斯坦、牛顿那样的改变世界理念的才能的人，想要搞学术的人大都得通过媒介资料进行学习，学而不思则枉，思而不学则殆，靠空想是搞不出真学问的。这些构架学者的学术成就的基础信息资源就从书本中得来，也许从其它别的媒介得来，但正常人在学习《本草纲目》的时候一般不想要手捧手机进行阅读，因为手机开始的形态是通讯设备，即使进行疯狂的媒介融合，它也是通讯设备，它不是书。电子墨水再发达，电的开始的形态也只是存放在电灯泡里，它是能源，它不是书。

这不是一种复古思潮，而是对于文化的坚守，我们不建议一个人隔绝通过多媒体设备进行对外界信息的获取，但我们认为，信息是知识的下属产物，不是所有的信息都有资格被称作知识，所谓的“碎片化阅读”只是逃离深度学习的借口，从印刷物之后诞生了电子媒介，从最原本的知识信息诞生了新闻信息，纸制版书籍和知识信息才是学术的上层建筑，电子媒介和新闻信息是衍生物，而这两方面的关系类似于父与子，但又不是简单的父亲和儿子，可以打个比方说，在王思聪获得成功之前，我们说：“你看，那是王健林的儿子王思聪”，而当王思聪成功之后，我们说：“你看，那是王思聪”，可还是会不自觉地想到他有一个叫做王健林的父亲。

（作者单位：内蒙古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