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译者身份认同看“五四”时期翻译论争

摘  要：“五四”时期的译者身份认同表现出较强的歧异性与复杂性，导致了翻译规范的多元化以及各种翻译论争，其中最重要的有新文化派对林纾的讨伐、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的交锋以及学衡派与新青年派的论争。《新青年》双簧信及林纾的落败可以归因于新文化派的西方认同与林纾的身份认同危机，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对垒源自新文化阵营内部身份定位的歧异，而学衡派与新青年派的抗衡则体现了两大阵营文化认同的冲突。

关键词：身份认同;“五四”时期翻译;翻译论争

一、引言

在“古今中外”激烈冲撞的“五四”文化场域中，译者不同的身份结构、身份认识与定位、文化立场与心态等身份认同问题，必然或隐或现地体现在他们的翻译思想与实践当中，决定了这一时期翻译规范的多样性。本文选取这一时期三次重大论争即新文化运动初期《新青年》对林纾的讨伐，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的交锋，以及新文化运动晚期学衡派与新青年派的论争，展示五四时期各种翻译规范的冲突及对中心地位的争夺，从身份认同的角度分析和解释这些论争的根源、性质及意义。

二、《新青年》的双簧信——新文化派的西方认同与林纾的身份认同危机

1915年9月标志着新文化运动发起的《新青年》创刊，打出了文学革命的旗帜，但未激起多大反响，为了造势，1918年3月钱玄同、刘半农二人在《新青年》上自导自演了一场“双簧信”：钱玄同化名“王敬轩”致信《新青年》颂扬林纾，赞林译小说具有唐代小说的神韵，译笔雅健、译名香艳。刘半农发文逐条予以驳斥，对林译小说痛加贬抑：一是所译之书选材不精;二是谬误太多，随意删改;第三也是最大的病根是“以唐代小说之神韵，迻译外洋小说”，刘半农指出，“当知译书与著书不同，著书以本身为主体，译书应以原本为主体;所以译书的文笔，只能把本國文字去凑就外国文，决不能把外国文字的意义神韵硬改了来凑就本国文” ，鲜明地表达了新文化派的译介观。

在林纾与新文化交火之前，就曾有过关于是否应该废除白话的短暂论辩。林纾认为白话与古文不妨共存，告诫“五四”青年不要走极端，此时的林纾其实并非顽固不化的旧派文人，而是以晚清启蒙文学者的身份自居的新派人物。将林纾当做旧文化阵营的核心进行抨击，大抵源于双方在文化认同与身份定位方面的重大分歧。新文化派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启蒙主义者”的身份认知与定位决定了他们的翻译目的，即通过引进西方近代文化资源来启蒙国人，因而文学翻译首先被视为思想启蒙和社会变革的武器。文学革命首先须从翻译革命开始，作为晚清译坛旧的翻译模式的代表，林纾自然被确定为首要的敌人。对新文化人来说，林纾的翻译实质上是以传统的文学观念改造域外作品，是输入西方思想文化的障碍，必须予以清除。

这次论争以林纾的落败告终，大致可以归因为两点：一是林纾的身份认同危机，二是读者群体的身份转变。新青年的双簧信背后是整个以传统文化反叛者身份自居的新文化阵营，他们意在向传统文化阵营发起宣战，然而在辩论过程中林纾却始终是单枪匹马。林纾的孤立无援是由他的身份困境造成的。屡举进士不第因而做官无门，又不曾师从名流而无党无派，由于传统士人的门户和等级偏见，他在旧派中实际上处于边缘地位。历史学家罗志田曾做过非常精当的论证：“新文化诸人对林纾从一开始的主动攻击到后来的辩驳，都一直抓住林纾的认同危机即旧派资格不够这一主线。”另一方面，此时翻译文学的主要读者群体，也已经从近代一般市民转变为受科学民主思想熏陶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审美需求和文学旨趣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林纾的退出文化场域也是历史的必然。

三、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对垒——新文化阵营内部身份定位的歧异

在新文化派这一批新的现代知识译者群体向以林纾为代表的旧的士绅精英翻译势力进攻并取得绝对胜利的同时，新文化阵营内部有关文学翻译的论争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这一时期最大的论争发生在最有影响力的两大社团即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之间。

文学研究会的郑振铎、沈雁冰等人，从小尝尽人生的艰辛，又较早接受社会主义思潮影响，因而提倡现实主义，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秉承“人生本位”的理念。在翻译实践中，他们把目光投向现实主义作家作品的翻译上，大量译介欧洲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此外，被压迫民族的集体身份认同，使得他们尤其注重翻译那些被侵略、被损害的弱小民族的文学，而创造社主要成员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等早年留学日本，受浪漫主义以及唯美主义影响较深，注重文学与翻译的艺术性，秉承“艺术至上”的宗旨，他们更多地关注西方浪漫主义及西方现代主义作家作品;由于这些不同倾向和立场，两大社团的主要代表人物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一场论争，论争的焦点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文学的译介选材标准：文学研究会的成员的民众代言人的身份认同使得他们以满足民众的需要为自己创作与翻译的主旨，认为选择翻译题材要视其是否为大众所需要，是否能救时弊，以是否适合国情为取舍标准，相比较而言更具功利性。而早期的创造社更多地以文化精英的身份自居，意图利用自己作为文化精英的知识话语权来指导大众，他们认为译者对文学作品有选择之权能，对于读者有指导之责任，翻译的选材标准是作品自身的艺术价值。创造社主要代表人物郭沫若等人流露出唯美主义翻译观，并且挖苦嘲讽文学研究会郑振铎等人提倡的“血与泪的文学。 二是创作与翻译的关系问题。创造社成员推崇独立自主的创作，将创作比作“处子”，认为翻译不过是“媒婆”，创作远比翻译重要。文学研究会则认为翻译与创作一样重要认为翻译与创作一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

当然，为人生的文学研究会并没有悉数译介现实主义作品，而为艺术的创造社也并未全部译介唯美主义文学，在看似对立的译介表象后面因为相同的国家民族身份认同而存在着统一性，即以翻译为媒介反抗传统追求现代性的共同目标。

四、学衡派与新青年派的抗衡—现代性构建中的文化认同冲突

1922年1月，《学衡》在南京创刊，聚集于东南大学的一批海归学人开始了对曾经云集于北京大学的新青年同仁的反思与批评。以梅光迪、胡先骕、吴宓等为代表的学衡派同仁相对于陈独秀、胡适、周作人、鲁迅、李大钊等新青年派，形成了保守与激进相抗衡的两个文化阵营。两大阵营之间为了争夺新文化建设的话语权，在文各个领域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在西方思想文化译介方面也有很多的分歧和冲突。

学衡派是以《学衡》杂志为核心组成的社团，从年龄层次和早年教育背景来看，其成员早年均有过一段旧式教育的经历，拥有深厚传统文化底蕴，从文化心理上与传统文化保持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后来又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新式教育，其中许多又是清华学校出身或留学美国，深受西方思想文化尤其是美国新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同时在切身感受西方社会的缺陷之后更加深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在这种复杂的心理结构与知识结构以及文化认同，决定了他们走中西融合的现代性构建路径，希冀通过古今中外优秀文化的融合，成就一种新的中华文化。而新青年派大多留学日本，并未去过憧憬中的“西洋”，他们对西方文化更多的是一种新文化的自我想象，是理想化的西方现代意识和思想。他们全面认同西方而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以传统文化批判者的立场和姿态，力主毁灭旧文化以建设新文化。这种身份结构与文化认同的差异也渗透到他们的翻译观念与实践，体现在译介题材的选择、翻译方法与策略等各个方面。

在选材方面，学衡派与新文化主流译介倾向表现出迥异的旨趣。新青年派的翻译多以文化批判与启蒙大众为主要内容。学衡派认为新文化运动对西方的译介并未真正掌握西方文化的精髓。梅光迪、吴宓、汤用彤等人都曾批评过新文学阵营引进西方文学的盲目和偏颇，认为应该慎重精选，吸取西学中具有普遍意义的、有永久价值的精华。他们积极译介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从儒家传统的本位，撷取西方的文化思想，通过译介求得东西方文化的融合。

在翻译策略方面，基于两个群体各自的文化认同与定位，新文化派的翻译主张异化而学衡派则偏于归化。新文化派的西方认同与传统文化反叛者的身份定位使得他们必然选择偏向源语和源文化的异化模式，摒弃传统文学语言与形式，而学衡派成员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以及中西融合的文化定位，则决定了他们必然选择偏向目的语及其文化的归化模式，用中国传统语言与形式介绍西方思想文化，借助这种模式来整合与重构现代语境下的传统文化。翻译策略的对立具体表现在各自在翻译中所使用的语体和文体上。新青年派提倡使用白话文进行翻译，借助欧化的直译来改造中国文法，进而改造国民的文化心理。而学衡派的翻译多用文言语体，以达到宣扬国粹、融合中西的目的。同样，在翻译的文体上，新青年派遵照源文文学形式，而学衡派则坚守传统文学形式，如采用章回体翻译长篇小说、旧格律译西诗等。

五、结语

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五四”时期译者群体在知识结构、价值观念和话语体系方面表现出一定的趋同性，但由于人生经历、求学背景、文化立场、审美趣向以及价值取向等方面的差异，这一时期的译者身份认同也表现出较强的歧异性与复杂性，正是这种身份认同的歧异性与复杂性导致了五四时期翻译规范的多元化以及以及围绕翻译所进行的各种论争，这些论争大力推动了文学翻译规范向现代性转型的进程，体现了译者对现代性不同路径的探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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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戚健（1972—），女，汉族，湖南溆浦人，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基金项目：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青年教师发展基金“译者身份认同与五四时期文学翻译的现代性转型”（项目编号：2017QJY012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