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古今之变”的久远生命力

陈其泰

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精警语句，高度概括其对著述目标的自觉追求，发人深省。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从学者层面到党的领导人，都对司马迁的经典警句再三引用，并且屡屡赋予新含义。

“通古今之变”为何屡屡被赋予新含义

每当讲到西汉时期伟大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不朽名著《史记》，中国学者都会无比自豪。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精警语句，高度概括其对著述目标的自觉追求，画龙点睛，发人深省。

正如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所说：司马迁提出的三句话，“不只是自己的工作要求，而且是提出了历史工作上的中心问题，并且他作出了空前的成就，为此后的历史学者指出了途径、提供了学习的榜样”。而“通古今之变”又是其中最核心的要求。

更令我们感叹的是，在距离司马迁时代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迈入新时代，思考着如何对传统学术精华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如何推进中国特色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的现代学术语境下，从学者层面到党的领导人，都对司马迁的经典警句再三引用，并且屡屡赋予新含义。

2015年8月，习近平在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中说：“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他指出司马迁在两千多年前提出的任务，对于今天的历史学仍然有着根本性的意义。2019年1月，习近平在祝贺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提出要求：“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他以此鼓励新时代史学工作者既能继承中华文化优良传统，又能体现当今时代前进要求，撰成能够激励亿万民众推动社会前进的优秀之作。

由此更加证明，司马迁的历史思想蕴含着超越时空的真理性价值，因而在现代学术中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通古今之变”是中华文明长期连续发展的思想结晶

司马迁“通古今之变”杰出思想形成的根本条件，就是华夏文明几千年的连续发展，而且华夏民族活动的疆域几千年前后连续从未改变，这在世界各大文明古国中是独一无二的。其他文明古国绝不可能像中国这样产生“通古今之变”的伟大思想。时至今日，我们必须确立司马迁的这一光辉命题是中华民族壮阔历史道路的结晶这一观点，才能对其思想的深刻哲理内涵和久远生命力有真切的理解和恰当的评价。

司马迁撰成中华民族第一部成功的通史巨著有其深厚的凭借，他本人对此有充分自觉的认识。《太史公自序》是在司马迁完成《史记》全书撰著后总结的文字，其中明确讲他著史所拥有的充分条件。他强调了两项重要凭借，一是华夏民族历代相递嬗的政治实体、上下相承的历史传统，他所处的汉代就是继五帝末流、接三代绝业的久远传统而建立的。二是在文献上，西汉立国以后，百年之间，经过不断努力，大规模搜求典籍，广开献书之路，终于改变了因秦朝焚书而致典籍严重缺乏的状况，拥有了记载华夏民族久远历史活动的各类文献。“通古今之变”，就是在华夏民族长期连续发展、跌宕曲折的客观历史进程基础上所作的哲理概括，并具体地体现于十二“本纪”的纲领性记载。

“通古今之变”，就是司马迁本人从历史哲学高度对此进行的概括。“古”和“今”，总括了华夏民族历史演进的漫长年代，即上下范围;“变”是尤其重视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变革，也包括历史的局面不断出现变化，民族融合范围逐步推进的变化;“通”是强调上下贯通，既指史家要讲清楚历史盛衰成败之故，又指紧紧把握华夏民族向心力、凝聚力不断向前发展这一历史主线。正因为司马迁站在这样的高度来观察历史、记载历史，所以《史记》在撰成之后不久的东汉初年，便被著名史家班彪父子誉为“实录”。

“通古今之变”思想产生的时代机遇

我们还应当注意到，司马迁“通古今之变”这一杰出思想的形成，还有赖于他所处的特殊时代机遇。华夏先民具有发达的历史智慧，先秦时期有《尚书》的殷鉴思想，《周易》所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孔子关于后代制度对前代制度“损益”的观点，孟子所总结的标志着华夏文明进步三大关键事件的观点，以及战国诸子论述变法、改制的主张。到了西汉初年，论述历史时势变化的言论更为活跃，有陆贾、贾谊、晁错、贾山等人关于治国方针应依据历史时代变化而勇于改变的深刻论述。司马迁正是在充分吸收历代贤才智慧的基础上，才能锻造出这一闪耀着哲理光芒的历史学经典箴言。

西汉前期又被称为中华民族历史的“英雄时代”，封建制度正在成长，经济发展、国力增强，思想文化领域犹存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余波，社会精英敢于“引大义慷慨”，对于大是大非问题勇于陈言，这些精英人物，相信适应时势发展而采取“变”的策略能够带来社会的进步。司马迁著史及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杰出思想，正是西汉时代精神在史学上的光辉展现。“太史公言”影响极其深远，为其后具有卓识的史家如班固、杜佑、司马光、郑樵、马端临、王夫之、章学诚等所继承和发展，形成中国史学上具有引领意义的“通史家风”。

总之，站在当今时代高度，对于上述问题进行创造性阐释，就能推进我们的认识：正是由于中华民族如此走过连续发展、气势恢宏的道路，正是古代先民有如此发达的历史智慧，正是西汉时期有如此昂揚蓬勃的时代精神，加上司马迁本人的雄奇创造力，才能产生“通古今之变”这一揭示出历史学的根本任务和核心观念的思想。也只有如此，才能理解司马迁的经典箴言为何有如此久远的生命力，到了两千余年后的今天还能发挥出指引、激励史家进取和创新的力量。

（《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