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效应的实证分析
——以“两控区”政策为例①

李小胜, 时 辰, 张思思

(安徽财经大学统计与应用数学学院, 安徽 蚌埠 233030)

0 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根据可比价格计算1979-2018年年均增长速度为9.4%，经济总量从1979年的4067.7亿元增加到2018年的90.03万亿元。中国传统的粗放型发展模式是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的，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成为我国当前社会与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传统观点认为，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民生和就业等具有消极作用。由于环境规制的要求，企业会增加环境治理投入，在总成本相对恒定的情况下，减少创新支出，使得企业的市场竞争力降低，整个经济发展减缓，就业质量下降。但“波特假说”的观点却与此大相径庭，波特认为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和民生就业具有积极作用。合理的环境规制促进企业加大创新投入，通过生产技术创新和节能减排创新发展，从排污源头和排污过程两方面实现双重环境治理。由此发现，环境规制在改善环境污染的同时，对经济发展和民生就业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以“两控区”政策为例，通过在全国范围内不同经济发达程度进行划分，来具体分析当前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的有效性。

1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采用的数据主要来自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为1995-2016年地级以上城市市辖区数据。由于部分城市的部分年度数据不可得，样本量为287个地级以上城市。其中，两控区内城市有160个，区外城市有127个。主要被解释变量为每平方公里二氧化硫排放对数值、产业结构、第一、二、三产业占GDP比重、第一、二、三产业的就业人员比重、职工平均工资。

1.2 研究方法

基于1998年“两控区”政策构建如下双重差分模型，比较“两控区”政策前后处理组与对照组地区的环境、经济以及社会效应，模型构建如式(1)：

(1)

以每平方公里SO2排放对数值指标衡量环境效应，来检验“两控区”政策的实施是否能有效控制大气污染，改善环境质量。回归方程如式(2)所示：

(2)

其中lnpso2it表示每平方公里SO2排放对数值，参考汤韵等[1]控制变量Xit′包括：期初的地区实际GDP水平，即lngdp；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对数值lnfdi。其次，分析了实施“两控区”政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结果，采用曹泽等[2]的方法核算资本存量，为了解决控制变量缺失问题，将经济增长方程的解释变量作为控制变量Xit′，代入式(1)后，回归方程如式(3)所示：

lngit=α+βTCZi×Post98t+γ1lnyi,t-1+

γ2lninvri,t+γ3(popurit+θit+δit)+μi+λt+εit

(3)

(4)

2 实证结果

2.1环境效应分析

首先，方程式(2)分析了实施“两控区”政策对二氧化硫污染排放的作用，结果如表1所示。表1第(1)(2)(3)列分别报告了全国范围内、两控区内以及非两控区内实施“两控区”政策之后各年二氧化硫的排放，结果都表明实施“两控区”政策之后各年二氧化硫的排放显著降低，所有的系数都为负，特别是两控区的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而且系数较总体样本和非两控区样本的系数都大，表明两控区的划定对控制污染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人均GDP对数的系数为正且显著，产出的增加是会导致二氧化硫排放的增加，这与中国的目前产业结构政策是相关的，如果绿色产业或者是第三产业比重增加，二氧化硫的排放也是能够减少的。

表1 “两控区”政策对SO2排放控制的作用

2.2 经济效应分析

根据回归方程式(3)分析了实施“两控区”政策对经济的影响，结果如表2所示。表2第(1)列是以实施“两控区”政策的地区为考察组、以全国其他地区为对照组的估计结果，从中可知，“两控区”政策的实施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由此表明实施“两控区”政策地区的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与第二产业占GDP比重的比值明显上升，工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阻碍。第(2)-(6)列是分别以一、二、三、四、五线城市为总体，发现只有一线城市的结果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二、三、四、五线城市的结果都不显著，表明一线城市对“两控区”政策的产业结构调整作用最明显。

表2 “两控区”政策对产业结构的作用

同样以实施“两控区”政策的地区为考察组、以全国其他地区为对照组的估计结果，研究发现“两控区”政策的实施对第一产业发展的影响不显著，由此表明实施“两控区”政策地区的农业发展相对较平稳，没有太大变动幅度。研究还发现，只有一线城市的结果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二、三、四、五线城市的结果都不显著，由此表明，“两控区”政策对农业发展的影响在一线城市最明显，发生了显著降低，而二、三、四、五线城市的变化则没有太明显，相对保持原先的状态。

由对照的估计结果可知，“两控区”政策的实施对第二产业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由此表明实施“两控区”政策地区的第二产业发展明显减少，即工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阻碍。只有一线城市的结果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二、三、四、五线城市的结果都不显著，由此表明，在一线城市“两控区”政策使第二产业的发展迅速减缓，而二、三、四、五线城市的变化则没有太明显，二、四、五线城市均处于下降状态。

由估计结果可知，“两控区”政策的实施对第三产业的影响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由此表明实施“两控区”政策地区的第三产业明显上升，服务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推动。只有一线城市的结果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两控区”政策对一线城市的第三产业作用最明显，而二、三、四、五线城市的变化则没有太明显，甚至四线城市第三产业发生了下降。

2.3 社会效应分析

表3第(1)列是以实施“两控区”政策的地区为考察组、以全国其他地区为对照组的估计结果，从中可知，“两控区”政策的实施对第一产业就业的影响不显著，由此表明实施“两控区”政策地区在农业方面的就业相对较平稳，没有太大变动幅度。第(2)-(6)列是分别以一、二、三、四、五线城市为总体，其中实施“两控区”政策的地区为考察组、其他地区为对照组的估计结果，从中发现，只有一线城市的结果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二、三、四、五线城市的结果都不显著，由此表明，“两控区”政策对农业就业的影响在一线城市最明显，发生了显著降低，而二、三、四、五线城市的变化则没有太明显，相对保持原先的状态。

表3 “两控区”政策对第一产业就业的影响

同样以实施“两控区”政策的地区为考察组、以全国其他地区为对照组的估计结果可知，“两控区”政策的实施对第二产业就业的影响不显著，表明，只有五线城市的结果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一、二、三、四线城市的结果都不显著，由此表明，“两控区”政策对工业就业的影响在五线城市最明显，发生了显著上升，而一、二、三、四线城市的变化则没有太明显，相对保持原先的状态。

由对照的估计结果可知，“两控区”政策的实施对第三产业就业的影响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由此表明实施“两控区”政策地区在服务业业方面的就业产生了下降。一线城市的结果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三线城市的结果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由此表明，“两控区”政策使得一线城市的服务业就业明显上升，使三线城市的服务业就业明显降低。

研究发现“两控区”政策的实施对职工平均工资的影响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由此表明实施“两控区”政策地区职工平均工资明显提升。一线城市和三线城市的结果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其余都不显著，由此表明，“两控区”政策使得一线城市和三线城市的职工平均工资明显上升。

3 稳健性检验

3.1 双重差分模型假设检验

3.1.1 平行趋势检验。为了检验上述实证结果的可靠性，上述实证数据必须满足平行趋势，所以构建了模型(5)：

Yit=α+βtTCZi×Post98t+∑τ∈{-2，-1,0}βτTCZi×

(5)

其中，TCZi还是分组虚拟变量，但这时Post98τ有所变化，Post98τ为年份虚拟变量，当年份为1995时，Post98-2取值为1，反之为0；当年份为1996时，Post98-1取值为1，反之为0；当年份为1997时，Post980取值为1，反之为0。从而，政策实施前有3个年份虚拟变量，以及TCZi与其得到的3个交互项，其他变量的含义同前面的模型。

变量TCZ×Post98-2和TCZ×Post98-1表示是否受“两控区”政策影响的虚拟变量与“两控区”政策实施之前2年和前1年的年份虚拟变量的交叉项，TCZ×Post98-2和TCZ×Post98-1的系数即可用来评估处理组与对照组在政策实施前因变量的变化是否一致。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评估经济效应的过程中，变量TCZ×Post98-2和TCZ×Post98-1的系数完全不显著；加入控制变量后，变量TCZ×Post98-2和TCZ×Post98-1的系数也基本不显著，只有在考察第三产业占GDP比重时，TCZ×Post98-1的系数在10%的水平上略微显著，主要可能是控制变量的选取使得“两控区”政策在1995年经济效应大幅度降低，在1996年经济效应大幅度上升，我国“两控区”的划分是按一定的标准实施的，而第三产业的发展本身就对地区环境的变化相对较敏感。由此表明所使用的双重差分模型的平行趋势假设成立。

3.1.2 随机性检验。为了检验上述实证结果的可靠性，上述数据必须满足随机性检验，所以构建了模型(6)：

Yit=α+βTCZi×Post98t+β'TCZi×Post96t+

Xit′γ+μi+λt+εit

(6)

对“两控区”政策进行预期效应检验，通过在模型(2)中分别加入TCZi×Post96t和TCZi×Post97t进行单独估计，分别考察在1996年与1997年是否存在预期效应，其中，Post96t与Post97t的定义方法同Post98t，其他变量的含义同前面的模型。若β'和β''的结果显著，则表明在政策调整之前存在预期效应。通过预期效应实证研究发现，TCZi×Post96t和TCZi×Post97t的系数均不显著，且核心变量TCZi×Post98t的系数仍显著为正，由此可知，“两控区”政策冲击之前，处理组城市对该政策变动并不存在显著的预期效应。

3.2 稳健性检验

国家可以使“两控区”政策在某个时点立马出台，但其对环境的改善效果并不一定是即时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效应也许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故建立回归方程如式(7)所示：

Yit=α+∑τ∈{0-，1+，2+，…，19+}βτTCZi×Post98τ+

Xit′γ+μi+λt+εit

(7)

其中，TCZi还是分组虚拟变量，但这时Post98τ有所变化，Post98τ为年份虚拟变量，TCZi×Post98τ是两个虚拟变量的集合，等于1表示城市i实施“两控区”政策已经过了τ期，其中1≤τ≤19，τ=0-表示城市i已经实施了“两控区”政策在0期及以下，τ≤0-作为对照，，其他变量的含义同前面的模型。系数β1、β2……β19反映了政策实施后1年，2年，……19年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差异。结果显示在2005年及之前实行“两控区”政策的地区相对于其他地区SO2有显著提高，体现出“两控区”政策实行初期没有忽然改善原有的模式。2005年-2010年在没有加入控制变量时SO2有显著提高，加入控制变量后SO2的变化不再显著，2011年及之后的结果基本不显著，表示没有发生明显反弹迹象。

“两控区”政策对就业的动态影响分析表明，实行“两控区”政策的地区相对于其他地区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比重显著上升；第二产业就业人员比重于1998年和1999年在10%的水平上显著降低，在2005年-2012年期间显著上升，说明短期内“两控区”政策的实行使得第二产业就业人员明显减少，一段时间后，随着产业结构对“两控区”政策的适应性不断增强，第二产业就业人员在2005年-2012年期间明显增加；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比重在1%的水平上显著降低；职工平均工资在2002年后有了明显提升。由此表明，“两控区”政策实行初期，工业和服务业就业人员比重大幅降低，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适应，工业就业人员自2005年起有了明显上升，直到2013年趋于稳定。

4 结 论

从环境政策效应评估的角度，对命令控制型工具效应进行了因果检验，检验了环境政策在我国不同发达程度地区的环境效应、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1.环境政策的环境效应显著为正，经济效应在发达城市最显著，社会效应在各线城市效果各异。实施“两控区”政策后，SO2的排放得到明显改善。发达城市的重心转向第三产业，就业数量和就业质量都得到明显改善。另外，通过对滞后效应检验发现，2010年之后环境效应、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都没有发生任何反弹现象。2.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使环境有所改善；另一方面，使我国经济相对落后地区一时难以成功转型，发展受挫。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在我国国情下具有强烈的执行力，使环境得以明显改善，并进一步促使我国经济发达地区迅速转型，使得经济和就业在第三产业得到更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