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礼电影《我和我的祖国》的空间叙事美学

[摘 要]相较于传统的献礼电影，《我和我的祖国》在空间叙事美学上做出了全新的探索。它由7个故事组成，将差异化的个体空间作为承载事件与生产事件的场域，利用空间的象征功能把祖国的重大历史图景隐喻其中，并注重细节的还原与画面的编排，通过营造空间氛围与观众产生良好的共情关系，为献礼电影的创作提供了全新的思路与准则。

[关键词]献礼电影;空间叙事美学;象征功能;共情关系

献礼电影是中国独有的电影文化现象。近几年来，献礼电影的文化模式在商业电影的文化语境中被激活，越来越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并且在表现形式上充分适应时代的审美诉求，在电影美学上持续探索，取得了可观的成绩。

2019年国庆档上映的《我和我的祖国》收获了良好的票房和口碑，在新的社会与文化语境下，影片在整体布局上对传统的献礼电影模式进行了主体重构。尤其在空间叙事上，影片突破了献礼电影对宏大叙事的单一追求，转而从微观角度对个体的贡献给予积极的回应，将国家精神与个体人物巧妙缝合。影片以“提喻法”①进行空间的勾联与创作，用局部代替整体，将宏大的题材散文化、生活化，用7个空间的转换作为情节发展的动因，施以迥异的时代隐喻，并用典型空间的细节塑造和场面组合，利用共通的记忆与观众产生良好的共情关系。总体来说，《我的我的祖国》在空间叙事美学方面为献礼电影提供了全新的创作思路与创作准则。

一、生产事件——空间作为情节发展的动因

《我和我的祖国》中的空间承担了很强的叙事功能，是承载事件和生产事件的重要动因。从空间结构上看，它由7个不同的故事组成，分别是《前夜》《相遇》《夺冠》《回归》《北京你好》《白昼流星》《护航》这7个故事分别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不同节点，制造了一系列的空间链，它们在展示空间的同时，承担了时间的叙事作用，以“空间变化+生活经验”作为度量时间的方式…从而用空间来建构时间，推动剧情的发展。

所以这7个故事看似独立，实则它们建立了紧密的内在联系。首先，在转场方式上，导演利用空间的重合作为叙事推进的手段。比如《相遇》和《夺冠》的转场是以窗内和窗外空间的对比进行时间线的衔接，窗内拍摄的是方敏从电视上得知高远牺牲的消息，触目伤怀，随即镜头推至窗外，街上是庆祝女排夺冠的游行场面，两个空间的一悲一喜形成了极具反差的戏剧张力，在故事结尾处仍然抓紧了观众的注意力。同时，这两个空间又展现了时间的流转，使叙事时间自然地从1964年转至1984年，在讲述前一个故事的结尾时又承接了下一篇章的序幕。

其次，在故事的内容叙事上，重要的空间被赋予了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它超越了地理空间本身而成为生产事件、表达情绪的中心，是引发故事情节的关键场所。《前夜》里的天安门广场便是整个故事的核心空间，在叙述开国大典前一天林治远去天安门更换阻断装置的这一过程中，天安门广场作为卷入情节的重要场所，被设置了各类阻碍，士兵的拦截、攀爬旗杆的恐惧及争分夺秒的时间，它们共同增加了叙事进程的不稳定性，激发了故事的对峙性事件，从而达到叙事的高潮。同时，天安门广场这一空间本身就与国家象征紧密相连，“前夜”在天安门广场为开国大典所进行的种种努力，便自然饱含了一种不言而喻的深情。

二、施加隐喻——空间作为情感表意的工具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献礼片，在广阔的历史图景中进行故事空间的选择和塑造必然具备其特殊性和代表性，所以《我和我的祖国》描绘的空间形态大都隐含着整体叙述的象征功能，它们不仅是对祖国重大事件的回顾和记录，更表达了深层次的家国情怀和民族理想。

《白昼与流星》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这一片段在电影上映之初引发了诸多争议，因为该片风格与其余六部有所差异，陈凯歌导演从自身文化立场出发，为《白昼与流星》营造出更为诗意化的空间环境，也致使开头不能立刻引人人胜。但《白昼与流星》实则承接了他一以贯之的风格，从《黄土地》到《边走边唱》，空间环境在他的电影中承载了人物情绪和状态的表意功能，被更多地赋予了哲学思考。

《白昼与流星》中的沃德乐与哈扎布生活在一片广袤贫瘠的土地之上，这样的空间形态营造出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贫困，人被环境包裹的无力与无知，与这片土地的荒芜和闭塞互为象征。两个无家可依的孩子原以偷抢过活，衣衫褴褛。电影在初次描绘沃德乐兄弟的住所时，也是对人物状态的隐性书写，镜头中他们所处的空间逼仄狭小、光线昏暗。而当被带到李叔家后，视阈则逐渐开阔，色调也更为明亮。电影有意差别空间的大小、改变空间的氛围，使观者无意识地感知到兄弟心态的微弱改变：这便来源于导演对空间形态的有力把握，将空间的变化作为人物心理变化的语言手段。

之后，两兄弟在经历李叔的感化后，影片又着重塑造了他们骑马去迎接神舟十号的场景，苍茫的大漠逐渐升起一轮红日，镜头中的全部空间被笼罩在红色的霞光之中，兄弟俩朝着太阳的方向奔腾。这一仪式化的象征机制，以空间形态的变化表述了导演的意图主旨，贫瘠的土地重燃了希望，神舟十号的降落正是他们一直等待“改变穷土”的“白昼流星”，也是影片隐含的深层话语：科学技术，将引领这里的人走出困境。

三、调动观感——空间作为情绪卷入的手段

“共情是观众在接受活动中与艺术作品之问形成欣赏情绪的良性互动关系的重要基础。”[2]《我和我的祖国》秉承着“历史瞬间、全民记忆、迎头相撞”的创作理念，与观者建立了良好的共情关系，从而收获了口碑的佳绩。这其中，电影空间的架构、空间塑造的代人感、空间位置的安排都在引导观众情绪的改变，施加导演的意图。

首先，在电影架构上，“我”和“我的祖国”想要展现的就是以小我的“個体的空间”指代祖国的“整体空间”。正如麦茨所说：“电影观众的认同实质上是一种自我认同”，所以平民化的历史视角更能与观众建立深入的感情联系。除此之外，中国文化历来讲求合众的力量，多重叠加的微观叙事，兼具生动性、真实性与可感性，反而会大大超越宏观场景单纯的视听震撼，引发观众强烈的共鸣，达到举重若轻的效果。

其次，在空间氛围的营造上，每一段故事都在塑造典型的时代体验，用怀旧的色彩引发观者的共同记忆。尤其在细节塑造上，导演用居住环境、方言俗语、家具电器等组合成一个时代的微缩模型，以此调动观者对于“那一时刻”的情感体验。比如《夺冠》中弄堂里的居民坐在一起看女排比赛的场景;《北京你好》里的大量群众围聚在广场看奥运开幕式的场景;《回归》中零点零分升起中国国旗的场景。这些重要的瞬间控制着观者认知加工的过程，它们调动的不仅是观者当下观影的情绪，还调动着不同个体在经历那一时刻的共通情感。

除此之外，电影中对于空间位置的安排，也是重要的情绪卷入的手段， “一个站在中景的角色，前景往往会‘评论其意义。有些陪衬背景，会暗示主体与环境本质合而为一。”[3]这种方式在《我和我的祖国》中常常被运用，尤其中国国旗作为国家精神的象征，将人物形象与国家形象进行不同形式的组合和比拟，由此激发了观众深切的民族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片段《相遇》最重要的一幕是原子弹爆炸成功，处处红旗招展，高远站在一面红旗的队伍之中，与方敏失散;《夺冠》中的陈冬冬因为帮助邻居完成比赛观看，错过了与小美的告别，小美留给他一个印有中国国旗的球拍，他拿着慌忙去追赶，却被兴奋的邻居们抛举到空中，他的头顶正飘扬着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护航》中的备飞女飞行员吕潇然返航后，她坐在印有中国国旗的机舱里，镜头一直向前推进，将她和国旗填满画面的主体。这类空间的组合都对观众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引导，通过观众的视觉感知器官，直接作用于内心，使得爱国主义情怀在影片中被不断地激发，与不同时代的不同人群产生强烈共鸣和共情。

四、结语

对于以往的献礼电影而言，《我和我的祖國》在空间叙事上做了很多尝试，它诉诸一种低位化、个人化的空间表达，而将宏大的主题后置于内。所以在文化表述上，它是自然的、生动的、贴近普通人的;在历史回顾上，它是完整的、多面的、可产生情绪互动的。在票房与口碑上，《我和我的祖国》都可视作一部成功且成熟的献礼电影，虽然它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叙事风格的不统一、情绪渲染方式的重复。但也正因如此，它为献礼电影的激活与再造提供了更多可能，为空间叙事的创新奠定了稳固的根基。

参考文献：

[1]陈岩.试论电影空间叙事的构成[D].南京：南京艺术学院，2015.

[2]孙承健.情绪：影像表意的魅力与体验[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0.

[3]路易斯·贾内梯，认识电影[M].焦雄屏，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

作者简介：徐斯然（1992-），女，山西太原人，香港理工大学中国文化学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电影与社会研究。

注释：

①“提喻法”就是以局部代替整体，被提取出来的元素自然是全部事实的组成部分，但它在被用来代表整体时，也对全部事实的负责性进行了规避。